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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未定稿第二版讨论稿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编

1976年9月 上海

序言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经受了这场大革命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在斗争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在这个伟大的革命形势面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编写好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通俗读物，正确地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就是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批判机会主义路线的过程中，曾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指引无产阶级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了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指出了方向。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并且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五十年代出版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二、三版），就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不承认联共（布）党内存在资产阶级，不承认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归根结底，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始终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它在方法论上，丢掉了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纲，丢掉了唯物论和辩证法，陷入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结果，它在分析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以后的社会经济运动的时候，就不能不陷入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泥坑。这种错误的分析，当然不会得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结论。虽然如此，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有正确的部分。书中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经济，不是为少数剥削者牟利的经济。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不同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授意编写的修正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今天的苏联，政治经济学已彻底堕落了。它鼓吹官僚垄断，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专家治厂，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已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学，连一丝一毫的科学价值也没有了。

由于苏联在历史上是伟大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错误就象它的成功一样，都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是相当明显的。五十年代，我国很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基本上是照抄苏联教科书的，既抄了它的正确部分，也抄了它的错误部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抄的过程中，就难免要接受指导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一整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很容易接受修正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经济理论界长期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影响。这条黑线的认识论基础，就是广泛存在于我国经济理论界的那种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1因而，在摧毁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过程中，大破资产阶级世界观，大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作为一项紧迫的要求，提到经济理论工作者（不仅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面前来了。

有修正主义，就有马克思主义；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就有唯物论和辩证法。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2这些矛盾表现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3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又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4

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个伟大理论，打破了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给了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观点以沉重的打击，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焕发出革命的青春，把它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向我们指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不是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如同历史上其他生产关系一样，是一个极其生动极其丰富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刚刚从资本主义母胎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一种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它一分为二，既有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又有衰亡着的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它们一面互相对立，一面互相联结，由此而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的特点。这种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和执政的共产党内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无产阶级要最终消灭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在批判修正主义、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影响的斗争中才能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前进。它的基本任务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转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阐明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帮助干部从资产阶级影响、修正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民主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按照上述要求编写的一个尝试。这本书已经数易其稿了。但是，当我们这次修改脱稿以后，回头重读一遍，就强烈地感到这本书并没有达到上述要求。从字面上看来，似乎一切应该涉及的问题都涉及了，而且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运动进行辩证的分析，但是严格检查起来，本书存在的弱点仍然随处可见。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严重受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凡数十年。这种影响，本书也没有完全摆脱。本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还存在着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而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情况。从本书的体系结构中，从本书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个范畴的分析中，都可以看出五十年代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烙印。经济范畴是现实的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它们同现实的经济关系一样，始终处在对立统一的运动中，政治经济学应该分析它们各自的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结的运动，分析对立的双方各自依据何种条件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得出革命的结论。但是，回过头来检查，我们的一些分析还是肤浅的，有些地方还是停留在事物的外部，并没有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中说明事物的运动，没有深入分析在何种条件下共产主义因素将要战胜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在何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将要泛滥起来淹没共产主义因素。我们要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向着真正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方向努力。

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职责所在。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5我们占有一些材料，但远不是充分的。在已经占有的材料中，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也做得很不够。在叙述的过程中，读者将会发现概念加举例的情况。概念加举例，跟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问题，是大不相同的。这种情况，反映了我们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程度。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6用毛主席的这个对我们党内的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的批评，来批评本书，是最恰切不过的了。用毛主席倡导的树立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来鞭策我们继续努力，又是多么的亲切呵！

文风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要欺骗群众，往往晦涩难懂，这是不足为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然。它要宣传群众，一定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在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中是找不到的，这同教科书的作者们深受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有密切的联系。至于当代苏修的经济学，反映了资产阶级垂死阶段的精神状态，其文风比较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经济学那就更加恶劣了。本书力图反映的是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的精神状态，应该具有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自不待言。但是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尽如人意。本书的文风，也反映出没有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往往枯燥、呆板。要使全书具有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需要花很大的气力。

我们在初步解剖了本书的主要弱点之后，就感到这本书没有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我们应该从头学起，应该从头做起。但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本着这个目的，我们还是决定将这本书付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便在读者的批判中进一步鞭策我们前进。我们深信，在我国亿万工农兵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今天，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环境中，经过集体的努力，是完全可以编写出一本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摆脱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的。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本书如果能作为一块铺路石子发生作用，那就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了。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编写小组

一九七六年九月·上海

转引自 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36 页。↩︎

同上书，第 337～338 页。↩︎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3 页。↩︎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759 页。↩︎

第一篇 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第一章 社会主义公有制

第一节 所有制关系的伟大变革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五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大约有一百万年的历史了。人类社会是怎样发展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是怎样更替的？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没有一个人作出过科学的回答。十九世纪中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亲自参加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批判地研究了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第一次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同社会制度的更替，主要地是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这种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的变革，引起政治的文化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更替。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最根本的关系。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做牛做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悲惨生活，根源就是因为生产资料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马克思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1因此，我们分析社会的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从分析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入手。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必然产物。但是，它不可能在旧社会母胎内产生。这是因为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意味着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这在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办不到的。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必然要动员社会的一切力量，利用它所控制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机器，来阻碍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2。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行“剥夺剥夺者”，把资本家私有的生产资料变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公有财产，并且对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地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所有制的变更，是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如同一切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样，有一个在斗争中建立、在斗争中发展的长过程。那末，它是怎样在斗争中建立和发展的呢？

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3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让资产阶级继续控制国家经济的命脉，那末，资产阶级必将凭借其经济实力，配合其政治上、军事上的反扑，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列宁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深刻地指出，葬送巴黎公社光辉胜利果实的两个错误之一，就是没有把象银行这样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企业夺取到无产阶级手中。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一般说来，都要遇到大资本和中小资本同时并存这样一种状况。大资本代表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操纵着国民经济命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是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主要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必须用无偿没收的办法立即使它集中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汲取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教训，在用革命暴力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以后，立即把银行、铁路、商船以及各部门的大工业先后收归国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理论的光辉实践。

毛主席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对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把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划分为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大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中小资本），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小资本家），制定了党对它们的不同政策。

官僚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极端反动的统治阶级，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是官僚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针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毛主席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明确规定了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4的政策。

官僚资本在旧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占到百分之八十。没收了官僚资本，变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把中国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并且给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为改造中小资本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中小资本在旧中国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本中虽然只占百分之二十，但为数众多，范围很广，遍及各个角落。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必须在没收大资本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对中小资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具有两重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工商业，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也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增加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产品生产、扩大城乡的经济交流、维持劳动就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剥削工人、唯利是图、生产无政府状态等方面，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有破坏性的消极作用。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两重作用，毛主席为我党制订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逐步地对它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是由国家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直接支配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5。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初级形式，在工业中有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中有代购、代销等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高级形式是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实践中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我国是在一九五六年全面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只表现在按私股份额取得固定的股息上，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已完全属于国家和全体劳动人民。国家可以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合营企业进行统一的经济改组，如合并、转业等。所以，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标志着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在国家规定的支付给资本家的定息年限已满，并且停止支付定息的时候，公私合营企业就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了。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用赎买的办法，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来改造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它有利于分化资产阶级，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且避免因所有制的变革而可能出现的生产混乱和中断现象，有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这决不是说可以用阶级和平来代替阶级斗争。其实，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为头子的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刘少奇一伙在全国解放前夕，竭力制造资产阶级“剥削有功”的反革命舆论，叫嚷要“让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几十年”，“可以和国营企业并行发展”，猖狂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正确方针。在这一斗争中，刘少奇一伙党内资产阶级充当了党外资产阶级的靠山。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粉碎了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抗，在一九五六年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

变个体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除了面对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外，还面对着另一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把个体劳动者，特别是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把农民个体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在农村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毛主席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6

通过什么道路来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呢？农民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对于个体农民私有的生产资料，是不能剥夺的，否则就要犯绝大的错误。个体农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只能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恩格斯在批判德国和法国机会主义者的土地纲领时，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合作社对个体农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恩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7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斯大林领导苏联农民，粉碎了富农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布哈林之流的阻挠和破坏，根据自愿原则，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帮助之下，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从而第一次用实践证明：合作化的道路是对个体农业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在领导全党同刘少奇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

毛主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在土地改革以后搞“四大自由” 8、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的修正主义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在土地改革以后，必须“趁热打铁”，当农村个体经济尚未大量分化的时候，就不失时机地把它引上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道路。

毛主席在痛斥刘少奇一伙的“没有大量农业机器就不可能实现集体化”的谬论时，科学地阐明了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关系，农业的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关系。毛主席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9离开了合作化，就搞不了机械化，只能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只有先合作化，然后在合作化的基础上实现机械化，才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对我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制定了一条坚决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逐步地发展互助合作，逐步地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党在贯彻这条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根据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采取了相互衔接的三种形式：即一般先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再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过渡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六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

互助组是一种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或十几户为一组的农业生产集体劳动组织。它对解决贫苦农民缺乏劳动力、耕畜和大农具的困难，培养农民集体劳动的习惯，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互助组并没有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互助组规模狭小，又实行分散经营，不利于因地种植和实行比较合理的分工分业，不能有效地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这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这些矛盾推动互助组发展到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初级社是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将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使用，解决了互助组中共同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进一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初级社的纯收入，半数或半数以上按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多少分配，其余的部分按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入股份额的多少分配，一般称为“土地分红”。这就存在着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之间的矛盾，影响着社员劳动的积极性，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矛盾推动着初级社需要进一步提高它的公有化程度，发展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同初级社的根本区别，在于取消了“土地分红”。就是说生产资料不仅归集体经营，并且为集体所有。社员劳动报酬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它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它比初级社更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它同生产力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一九五八年，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出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在大跃进，特别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下，高级社在组织规模、经营范围和集体化程度等方面，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矛盾就突出出来了。高级社社小力薄，不利于兴办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级社社小，积累的资金少，买不起大型机械化农具，即使买得起，由于土地少，也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这就要求高级社这种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向前发展。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总结了广大贫下中农在农业大跃进中突破高级社框框的各种创造性的经验，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自此人民公社这一新的社会组织就象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地平线上出现了。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农村人民公社虽然仍是集体经济组织，但它一般是一乡一社，组织规模比高级社大得多，公有化程度也由于有公社和大队一级经济而比高级社提高了一步，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它实现了政社合一，己超出了高级社那样的单一经济组织的范围，实现了工、农（包括林、牧、副、渔）、商、学、兵相结合。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又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农村中的基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扩大和提高，克服了高级社的局限性，更有利于农村中生产力的发展，也更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通过剥夺剥夺者和个体经济的合作化、农村人民公社化，就基本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这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它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起来。这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革命飞跃。所有制的变革，引起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系列的变化。

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生产关系不断更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但根本的一点是相同的，这些生产关系都是以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为特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为消灭这种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现象奠定了经济基础，开始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使劳动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农劳动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在经济上也翻了身，成了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作的。”10只有从这时起，劳动人民才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下，开辟了自觉地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新时代。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整个国民经济能够按照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有计划按比例地得到发展。这就大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保证了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形式，是同我国目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全民所有制同集体所有制相比，是一种公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它的生产资料不是属于社会的某一部分劳动人民所有，而是属于全社会劳动人民所有，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统一支配，为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同生产资料相联系的劳动力，也不象集体所有制单位那样，只服从于某一个集体单位的调配，而可以根据国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各个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数量和质量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在国营企业里工作的人员，并不因为企业装备先进程度的差别、盈利的多少而有不同的劳动报酬标准。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经济基础。一九七三年，我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已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国营商业占商业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小资本主义经济和对农民、对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国营经济的领导来实现的。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都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进行的。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低级形式。它在我国农业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到一九七三年，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除了农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以外，在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少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存在。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集体所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既有着重大的差别，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是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首要条件。没有在现代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和支持，集体经济就不能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当着农业和手工业仍然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时候，国营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集体经济的发展。在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下，使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和两种经济相互支援，相互促进，密切城乡经济联系，才能推动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节 所有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所有制范围内的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

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所有制问题是不是就完全解决了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长期以来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一旦建立，所有制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种看法的错误是，把所有制仅仅看成是一种物，是单纯的厂房、土地、机器、工具、原料等生产资料，以为这些物原来在资本家手里或者在私人手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它拿过来，问题就解决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所有制的时候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1毛主席也一再教导我们，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论述都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并不是物，也不是人同物的关系，而是一种同物联系着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只有对实际的经济运动加以考察和分析，才能对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我国二十多年来所有制关系的实际运动，完全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所有制变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了，并不等于所有制问题完全解决了。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当然是所有制关系上的伟大变革，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是因为，在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

列宁说：“‘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12在一九五六年，当我国对个体农业、对个体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我国工、农、商业中还存在着部分的私有制。到一九七三年，我国工业中还有人数占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是个体所有制性质的；商业中还有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百分之零点二的个体商贩。此外，在农村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这是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一种商品流通。我国工、农、商业中部分私有制的存在，说明表现为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法权也还没有完全取消。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事实上时时在利用这一方面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发展私人经济，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是不是完全取消了呢？也还没有完全取消。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化程度较低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个集体经济单位，就是一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进行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各个集体经济单位拥有的土地、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人口是不一样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各个集体经济单位投入的等量劳动就不能获得等量的收益。比如，各个人民公社以及同一个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以及同一个大队的各生产队，由于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或所处地理位置不同，投入等量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所获得的收入却不同，由此形成级差土地收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占有土地质量较好、离销售市场较近的公社、生产队所获得的收入就高，反之就低。

从土质情况来看，以上海市郊区马桥公社的两个片为例，一个片叫“俞塘片”，以黄泥头为主，土质疏松，水利条件好，因而产量较高。

1974 年，这个片三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一千六百三十九斤；另外一个片名叫“邻松片”，以青紫泥为主，地势低洼，一遇下雨，就要成涝；天一晴，地又硬得坌不动，因此产量较低。1974 年，这个片的五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量为一千四百二十四斤，比前一个片每亩少二百十五斤。

从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以上海市郊区为例，靠近市区或工业区的生产队，同远郊队相比，具有不少有利的条件。一是肥源丰富，可以弄到工业废水、废渣作肥料，或者只要出几个劳动力，就能搞到工厂、里弄的人粪。二是运输方便，靠近市区的生产队，无论运垃圾、送蔬菜、踏泔脚，用工比远郊队省得多。远郊队不但用工大，车辆的损耗也大。以上各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近郊队和远郊队的农本有着很大的差别。如，上海市上海县虹桥公社凌家弄生产队，离市区近，农本只占总收入的13.7%；而离市区稍远的西郊四队，农本却要占总收入的 33.5%。

当然，不同集体经济之间在农本和收入上的差别，并不都是由级差土地收入造成的，而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领导班子是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否调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否贯彻执行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勤俭办社”的方针，等等，同集体经济的生产和收入有很大的关系。“事在人为”。条件较差，经过人们的努力是可以改变的。大寨大队靠毛泽东思想挂帅，战天斗地，重新安排山河，由穷变富，最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多少质量的好坏，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生产发展和社员收益的多少，毕竟是有很大影响的。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比较起来，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公有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带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法权。

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来看，它们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两者在公有化程度上却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说到底仍然是表现在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不平等。同时，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在交换过程中仍然表现为商品交换的关系，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虽然比旧社会有很大的缩小，但还难以完全取消，因此，在社会主义所有制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不仅表现在各个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上。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过的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13，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完这座桥梁。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虽然是一种公有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但是，它是一种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还不能不带有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首先，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结合，还要受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一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只要这种旧的社会分工仍然存在，管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就仍然是“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14，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全民性，就不能不打上旧社会的烙印。其次，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虽然都属于全体劳动人民所有，没有不同的所有者，但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相互之间存在着“你我界限”，要取得对方产品仍然要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还是由商品关系联结着。这些情况表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将来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有所不同，它还保留着某些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保留着反映这些传统或痕迹的资产阶级法权。

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有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除了前面分析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没有完全取消以外，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都还有一个领导权问题，有一个生产资料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看它实际上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恩格斯在阐述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时指出：“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15恩格斯的话告诉我们，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集中表现在哪个阶级取得对企业的领导权问题上。企业领导权的归属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也就改变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领导企业，必然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必然是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则必然要废除私人对企业的领导权，而由整个社会来领导，用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全社会的劳动群众或一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这种所有制形式要求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的手里，才能保证生产资料被运用来为劳动者的利益服务，体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和我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领导权就已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手里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一批又一批地产生。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必然千方百计地篡夺企业的领导权。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着旧的社会分工，因而，领导和管理的职能还不可能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而只能相对地固定在一部分干部身上。在这样的条件下，那些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委派到企业掌握领导权的干部，如果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同劳动群众一道来经营、管理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真正按照劳动者的利益来办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就得到了保证。反之，如果这些领导干部蜕变为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走资派，或者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在领导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不是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那末，尽管企业在名义上仍然叫做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或社会主义集体企业，但是企业的领导权实际上已落到资产阶级手里，所有制实际上也不同程度地蜕化变质了。所以，任何社会主义企业，都有领导权名义上和实际上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里的问题。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16。

那末，怎样鉴别企业的领导权在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呢？这就要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过程中进行考察。各个阶级都是按照一定的路线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因此，只要看一下企业的领导者执行什么路线，也就可以看出所有制关系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利益。

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集中地体现着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如果贯彻的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就表明，企业的生产资料确实是按照劳动者的利益来支配，是用来服务于劳动者的利益的，那里的领导权就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如果企业贯彻的是修正主义路线，这就表明，企业的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按照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来支配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在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如果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搞什么“利润挂帅”，那就是在根本上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方向，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滑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了，发展下去，就将使生产资料最终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不顾人民利益、单纯追求利润的工具了。

因此，要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在所有制问题上使名义和实际统一起来，就必须使企业的领导权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同时又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领导权掌握在广大劳动群众手里，是指广大劳动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真正以主人的身份直接参加企业的领导和管理，突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种旧的社会分工的界限，抓大事，管路线，掌方向，按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改造企业。广大群众这种领导企业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体现。不能认为，劳动群众对社会主义企业没有领导权，只有在某些人领导下的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掌握企业的领导权，这是劳动群众的根本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其他权利也就没有保障。

企业的领导权既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还要掌握在广大劳动群众手里，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权如果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而是实行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就会造成劳动群众实际上同生产资料分离。邓小平鼓吹什么“‘一长制’是好的，它并没有妨碍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的语言。在“一长制”条件下，劳动群众被迫听命于“一长”，被“一长”当作单纯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就丧失了根本的权利，最终必然受到资产阶级“一长”的剥削和压迫。恩格斯指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17。邓小平步苏修的后尘，拼命鼓吹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就是为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第三节 资本主义所有制在苏联的复辟

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一定条件下会复辟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在苏联已经变为现实。在今天的苏联，列宁和斯大林领导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已完全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了。弄清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怎样在苏联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汲取这一历史教训，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到一九三六年，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地主、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虽然被剥夺了，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决不意味着这些剥削阶级就被消灭了，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埋藏在联共（布）党内的走资派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沃兹涅先斯基（见下）从三十年代起就著书立说，说什么当时苏联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了，剥削阶级被消灭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其实，在当时的苏联，不仅存在着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而且还不断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就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 年），苏联经济学博士，科学院院士。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部长会议）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等职。联共（布）十七大以后，被选为中央监委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主要著作有：《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31 年)，《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1933 年），《论苏维埃货币》（1935 年），《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1947 年）等。在他领导苏联经济工作的时期，推行了一条以价值规律调节生产和交换，大搞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斯大林批评他“是在俄国谋求资本主义的复辟”，并予撤职。赫鲁晓夫上台后，恢复了他的名誉，吹捧他是“共产党和经济科学的卓越活动家”、“社会主义计划的卓越组织者”等等。

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沃兹涅先斯基宣扬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则是不断发展生产力。他说：“苏联无产阶级通过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是为了‘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消灭这一矛盾，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过渡时期英勇奋斗的内容。”“当阶级和阶级对立消失以后，这一矛盾将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由社会主义工作者团体把生产发展到空前的速度来加以解决。”

从所有制方面来看，当时的资产阶级法权表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在苏联的工业、农业、商业中都还存在着部分私有制。

一九三七年，从产值来看，工业方面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零点二；农业方面，个体农业经济占百分之一点五；在商业方面，一九四〇年集体农庄市场占商品流转总额的百分之十四点三。集体农民和职工的个人副业在经济生活中还占很大比重。根据一九三五年二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批准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的规定，划给集体农庄每个农户个人使用和经营副业的宅旁园地为四分之一公顷到二分之一公顷，在某些地区可达一公顷。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副业占用的土地在全国播种总面积中虽然只占百分之三，但如按蔬菜瓜类作物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计算，则所占比重达百分之三十以上。

根据 1935 年的《农业劳动组合示范章程》的规定，在主要农业地区，集体农庄每一农户可以有一头奶牛、二头小牛、一至二头带仔猪的母猪、十只以下的绵羊和山羊、不限数量的家禽和家兔、二十箱以下的蜜蜂；在畜牧业地区还可增加一些，但实际上常常超过规定。集体农庄庄员个人饲养的牲畜在全国牲畜头数中占很大比重。

以上材料说明，在三十年代以后，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在苏联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已占优势，但是在工业、农业和商业部门，都还存在着部分私有制。在农业中，全民所有制占的比重还很小，而集体所有制本身也还很不完善。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并没有完全取消。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而是掌握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

1952 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揭露：“有不少工作人员，忘记委托他们管理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在那里，他们订立自己的‘秩序’、自己的‘纪律’”，“他们什么都可以干”，“胡作非为”。如：乌里扬诺夫斯克州“领导机构中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和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已经堕落腐化，竟至盗用公款，浪费和盗窃国家财产”。彼尔涅区食品联合制造厂“厂长违反国家纪律，经常滥用职权，非法地大量盗用企业中的各种材料和产品”。在国营商业机构中也“有不少盗窃公共财产的事实”。

在集体农庄，一些领导人利用职权，大量盗窃公有财产。苏联报纸当时揭露，阿拉木图州恩别施——哈萨克区一农庄主席舒尔巴基耶夫“把自己的亲友都安插在掌管物资钱财的工作岗位上”，组成盗窃集团，

从 1945 年到 1952 年“盗窃和侵占公共财产”达八年之久，“大发其财”。在经营方面，“某些领导人采取了不正确的路线。在集体农庄培植独立的生产小组，取消了生产队”，甚至搞包产到组，破坏集体所有制。1950 年，这种小组在库尔斯克州斯塔洛——奥斯科耳区各农庄已有八百八十个，在斯沃博达区有四百四十二个。

这些情况显示，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以前，在苏联，不但老的资产阶级仍然存在，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已经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政治代表人物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果然，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就发动反革命政变，把资产阶级妄图在苏联全国复辟的希望，变成了复辟的现实。

苏修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是同苏联国家性质的改变密切联系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以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存在着的，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国家的阶级性质变了，所有制性质也就必然随着改变。苏联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国家的过程，也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化变质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在苏联经济领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是通过推行一条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路线来实现的。早在一九五三年，赫鲁晓夫叛徒集团就作出了“扩大企业经理职权”、“扩大厂长权限”等决议。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举行的苏修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叫嚣“必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鼓励原则”。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提出要把“赢利和生产基金利用情况”规定为计划和考核企业、建设单位的重要指标。一九六一年，在苏修二十二大上，又进一步提出“应当提高利润和赢利的意义”，把它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一九六二年九月，在《真理报》上，抛出了一篇苏修御用经济学家利别尔曼 18的《计划·利润·奖金》的黑文，系统地鼓吹以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国营企业管理方案，并在各大报刊就这篇黑文组织讨论。经过这样一番舆论准备，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的苏修中央全会肯定了利别尔曼的建议，决定“广泛地进行试验”。

“利别尔曼建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具体措施是：根据赢利率评价企业工作，“赢利率越高，奖金就越多”；简化和“改进”企业的计划工作，国家对企业只下达“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两个指标；扩大企业使用从利润提取奖励基金的权力；规定“灵活制订新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保证利润。

“利别尔曼建议”一出笼，一九六二年十月，苏修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计划局就决定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进行试验。莫斯科市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女布尔什维克工厂和伏尔加——维亚特卡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灯塔厂，也于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开始试行“新的计划工作制度”。

“利别尔曼建议”是什么货色呢？说穿了，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安排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一切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推行利别尔曼建议，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来搞生产和经营，就是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重新分离开来，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勃列日涅夫一九六四年十月上台以来，在“广泛实行”“经济改革”的名义下，把赫鲁晓夫那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措施在所谓《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中和其他一些决议中，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

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规定；“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由经理（主管人、主人）和按照职务分工规定的企业其他负责人员行使之。”企业经理有权确定企业的人员定额，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作人员，对企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有权确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支配归企业自己支配的各种“经济刺激基金等”。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19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是在自由竞争过程中，经过长时期的大鱼吃小鱼，资本集中和资本积聚的产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由于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着的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所以，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化变质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一开始就表现为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此相联系的资产阶级，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苏联复辟的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就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积极仿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套办法，积极推行所谓“以经济核算为基础”的生产联合公司，以加强这伙叛徒对苏联经济的资产阶级垄断统治。

生产联合公司最初出现于 1961 年，就是乌克兰利沃夫经济行政区的前进制鞋公司和曙光皮革公司。1962 年，苏修中央十一月全会决定，逐步合并企业和建立各种生产联合组织（公司），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试验。到苏修二十四大，勃列日涅夫进一步强调“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将来它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1973 年 3 月 2 日，苏修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炮制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要求巩固和加速发展生产联合公司。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层组织——生产联合公司，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推动下，很快就发展起来。苏修认为“通过让目前独立的中小企业隶属于大企业的途径来合并企业，这种做法具有迫切的意义。”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的竭力鼓吹和强制下，全苏联合公司已由六十年代初的几家增加到 1974 年 10 月的一千五百多家。

苏修叛徒集团在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同时，也改变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性质。“集体农庄”的名称虽然未变，但是，它的实质同全民所有制企业一样，也已改变了。

集体农庄是合作制的一种形式。关于合作制的性质，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孤立地加以考察，而是把它同一定的国家政权和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联系起来考察的。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并不是任何一种合作社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列宁说：“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20现时相当一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消费合作组织或生产合作组织，但那些合作组织都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经营的，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在资本主义国家办过合作社，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排挤下，也很快就瓦解或变质了。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帮助下，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组织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和发展。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集体农庄，就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组织。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完全改变了苏联集体农庄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首先是大批撤换集体农庄主席，派遣他们的爪牙挂起“知识渊博的专家”、“有才能的组织者”等等招牌篡夺了集体农庄的领导权，并通过苏修国家银行以发放贷款和财务监督等形式，加强苏修国家机器对集体农庄的控制。他们在农村中也贯彻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一面鼓吹要通过“扩展商品货币关系”，彻底实行“个人物质刺激”原则，使“国家和集体农庄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另一面又进行不断“调整”和“改组”，把集体农庄调整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早在 1955 年 3 月 9 日，苏修叛徒集团就攻击斯大林时期的农业计划制度是“不必要的”，“官僚主义的、过分夸大的、脱离生活实际的”。规定“商品产量应为计划的出发点”，以代替原来下达的生产（包括作物品种和播种面积）计划；集体农庄只要完成向国家交售任务，就可以自行决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畜产品率和牲畜头数，“至于怎样生产这些产品是庄员们自己和农庄主席的事”。

1969 年颁行的所谓《集体农庄示范章程》则进一步规定：“集体农庄”主席有权出租或转让农庄使用的国有土地；有权支配农庄的财产和资金，直到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有权决定庄员的劳动报酬和奖金；有权开除庄员和雇工等等。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调整”、“改组”，苏联农村中原来属于广大劳动农民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已落到以勃列日涅夫为总头子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手中去了。

苏修叛徒集团除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外，还在城乡大力扶持个体私有制：发展家庭副业，扩大宅旁园地，鼓励自由贸易等。

1957 年，在苏联从事私人劳动的庄员占庄员总数（折合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庄员）的 32%。

1959 年，全苏搞个人副业的劳动力为九百九十万人，从事家务的劳动力为一千二百八十万人，合计占全部劳动力一亿二千八百万人的17.7%，1965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20%（二千五百万人），西伯利亚则高达 26%。

私人经济在苏联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1958 年，全苏私人副业产品在集体农庄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是 31.8%。在畜牧业生产中，私人畜牧业的比重则更大。1960 年，全苏个人副业拥有的私人牲畜占全国牲畜头数的比重：牛——30.4%；绵羊——21.1%；山羊——81.4%。据 1960 年统计，全苏平均每户庄员生活费用的 43%要靠个人副业收入，许多地区甚至超过二分之一。

苏联的所谓集体农庄市场，早已成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它随着私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1966 年 3 月，全国有七千二百多个；到 1970 年后，发展为八千多个。这种市场是指有专门地址的固定市场。至于那些遍布码头、港口、火车站等小型的被苏修称为是自发的那种市场，还不算在内。

苏修叛徒集团扶持个体私有制，其目的是使这种个体经济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经济的补充，作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一种社会基础。

苏修叛徒集团把社会主义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也就是苏联广大工农群众重新丧失生产资料，沦为雇佣奴隶的过程。

苏修叛徒集团通过在各企业中的代理人，运用管、卡、扣、罚等各种手段，穷凶极恶地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他们除了以国家的名义，通过税金和上缴利润的形式剥削工人以外，还任意扩大、强化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通过高工资、高奖金和名目繁多的个人津贴，使那些官僚、厂长、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特权阶层放肆地剥削工人。

据苏修报刊透露，在实行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以后，苏联国营企业中车工的月计件工资，低的五十至六十卢布，中等的七十至八十卢布。而那些经理、厂长等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用工资、奖金、补贴等合法手段攫取的，就高出工人的工资收入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用贪污盗窃等非法手段攫取的还不在其内。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从 1969 年以来，大力鼓吹和推广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裁员试验”。这个“试验”，是苏修推行“新经济体制”的重要步骤，也是加强对工人剥削的重要措施。“裁员试验”是通过“增加工作量和扩大服务范围”等加强工人劳动强度的办法，来裁减人员。同时规定企业的工资基金总额几年不变，因裁减人员而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留归企业由一小撮特权阶层支配。“裁员试验”的结果，不仅让少数特权阶层侵吞了极大部分多余下来的工资基金，而且使一批批工人被解雇，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据苏修报刊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 1973 年 7 月 1 日为止，就已经裁减了七万工人。连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也不得不承认，由于推行“新体制”，大量解雇工人，失业问题已成了苏联“全国范围”的问题。

今天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工人的剥削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沙俄资本家。据统计，1908 年，俄国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约为 100%，而 1973 年，苏联工业部门中的剥削率竟高达 200%。

残酷的剥削引起了广大工人的不满和愤怒。一位有三十年工龄的苏联老工人说：“我们这里有好多百万富翁。”“他们跟我们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语言上也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莫斯科一大学的学生说：“苏联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高薪的人生活得比西方资本家还好，整个国家的工厂，企业都在他们手中。而普通人却生活得很贫困，甚至比沙皇时代还坏。”

1970 年，苏联普通农庄庄员每月实际得到的报酬不到六十卢布。一般农庄主席每月报酬三百多卢布，有的竟高达一千多卢布，总经济师、会计师、农艺师、机械师、畜牧师等主要专家每月报酬二百到三百卢布。农庄主席的收入比一般庄员高十几倍到二十倍。此外，农庄主席及其“智囊团”还利用“奖金”、“补贴”等名目进行剥削。乌克兰日米尔州农庄的主席，仅以所谓“行政管理费”的名目，就掠夺农庄全部劳动报酬基金的 15%到 25%。一些农庄主席住宅豪华，生活阔绰，拥有轿车和别墅，而广大庄员群众却住在简陋的木屋和矮小的土坯房里，过着贫苦的生活。

今天苏联广大工人、农民的苦难处境，说明了当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篡夺以后，劳动人民必然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的深渊，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毛主席教导我们：“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21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倒行逆施，到头来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第四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和完善

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既然还很不完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既然还有一个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还存在着领导权被资产阶级篡夺的可能性，因此，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旦建立就一劳永逸地把谁胜谁负的问题彻底解决了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是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实际上，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以后，还有一个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使它巩固、完善和发展的长过程。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尖锐地把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任务，提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面前。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首先是要巩固和完善处于国民经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关键，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旧社会传统或痕迹的集中表现，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资产阶级法权一旦被强化和扩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会被腐蚀，蜕化变质为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这种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人格化。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种旧的社会分工，也就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因而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直接生产者（体力劳动者）接受少数管理工作者（脑力劳动者）的意志而进行生产活动的情况。这种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是产生“一长制”这种脑力劳动者统治体力劳动者的经济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的仍然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就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它是一部分人力求通过商品关系统治另一部分人的经济基础。至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的按劳分配，通行的也还是商品交换的原则，即一定量的劳动同一定量的劳动相交换。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是夏洛克式的人物产生的重要根源。总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在相互关系方面严重存在和分配方面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新资产阶级的产生过程，总是同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联结在一起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所有制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亚里士多德的这样一句话：“主人不是通过获得奴隶，而是通过使用奴隶，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马克思接着说：资本家也不是“通过使他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所有权”，而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雇佣工人22”，来证明自己是资本家。马克思的话明确告诉我们，判断一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不是看生产资料在名义上掌握在谁的手里，而要看所有制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运动。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如果工人只能接受“一长制”的统治，只能单纯作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和消费，只能默默地接受商品关系的统治（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根本无权过问为什么生产，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那末，这就标志着，一个在生产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按照资本主义原则组织生产活动的资产阶级，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这种情况，对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主体和领导力量的工人阶级来说，当然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在建立全民所有制以后，没有停止，要求继续革命，不喜欢资产阶级法权压他们，要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毛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集中地表达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继续革命的要求，是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坚决反对“一长制”，把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限制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必然使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斗争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完善。

当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限制和不限制大不一样。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普遍地被强化和扩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很快地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限制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受到打击，不致泛滥，并且在不断限制的长过程中，逐步地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逐步地创造着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样，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就将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逐步地巩固和完善起来。正是由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以，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资产阶级，特别对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但是，党内资产阶级愈是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愈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

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发展的方向

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一样，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但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完善还有它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公有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因此，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要经历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大集体所有制，再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长过程。

现阶段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集体所有制，即公社集体所有制、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和生产队集体所有制。

公社的生产资料属于公社全体社员公有。公社一级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各种大型农业机器、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及各种林、牧、副、渔企业和小型工矿企业等。公社集体所有制是公有化程度较高的一种集体所有制形式。

公社以下，生产大队的生产资料属于大队范围内的社员公有。大队一级所有的生产资料，主要包括生产队难以兴办或不适宜由生产队兴办的林、牧、副、渔企业，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小工业和大中型农业机器。

生产大队以下，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属于生产队的社员公有。生产队一级所有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种籽、肥料、农具、小型农业机器和队办的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这是比公社集体所有制和生产大队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较低的一种集体所有制

在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中，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的集体所有制是部分的，生产队一级的集体所有制是基本的。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

农村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为什么在现阶段要以生产队为基础？这是因为，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靠人力和畜力。公社化后农业机械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就全国来说，并没有根本改变手工劳动为主的状况。因此，为了适应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社员的思想觉悟水平，除了少数地方以外，大体上以三十户农户左右组成一个生产队，作为组织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于组织生产和加强管理，便于使社员更好地关心集体，加强对干部的监督。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员思想觉悟的提高，这种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状况必将逐步改变。

在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中，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虽然还不够强大，但是对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的存在，就可以购置生产队无力购置的大型农业机器，兴办一个生产队无力兴办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小型工矿企业，有重点地支持经济水平较低的生产队。随着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和发展，必将愈来愈发挥重要的作用。

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能够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要求。例如，在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农业机械，可以分别由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所有，在不同的范围内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又如，各种林、牧、副、渔和工业等多种经营，可以按照它们规模的大小和所需人力、物力、财力的多少，分别由生产队、生产大队和公社经营。所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优越性；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它同我国现阶段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但是，由于生产力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时时刻刻都在向前发展，农村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这些都必然会推动三级集体所有制首先发生某种数量上的变化，即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前提下，大队一级和公社一级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比重逐步增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国家支援下，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社队工业迅速发展，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的比重在不同程度上起了变化。

据北京、上海、河南、湖北等十三个省市的二百五十四个公社的典型调查，三级集体经济的比重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在三级集体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当前虽然还较小，但是公社经济和大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比生产队经济快得多，因此，1975 年同 1974 年相比，不论就三级经济的总收入来看，从三级经济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来看，从集体经济本身的积累来看，或从购置固定资产的能力来看，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所占的比重都在增长。从较长时期来看，这种变化将更为显著。例如，1970 年，上海市郊区各人民公社的三级总收入中，公社一级经济只占百分之十几，大队一级经济不足 5%，生产队一级经济占 80%以上。到了 1975 年，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分别上升到 34%和 19.5%，生产队一级经济相应地下降到 46.5%。

随着人民公社三级集体所有制的这种量的变化，必然要引起部分质变，即为现阶段实行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两级集体所有制过渡创造重要的条件。

实行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就是在一个人民公社范围内，以生产大队作为统一组织生产和统一组织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大队范围内的土地、大型和中型的农机具等基本生产资料和其他集体财产，都将归大队所有，由大队统一支配；生产大队范围内的全部劳动力，也将由大队统一调配使用。农村人民公社中，公社和大队两级集体所有制的出现，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的进步提高。现在，实行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的，在全国各地还不多。但是，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着全国五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农村广大贫下中农在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23的过程中，不断掀起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而生产队小集体所有制是同兴修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有矛盾的。例如，为着建设格子化的稳产、高产农田，往往需要超越一个生产队的范围来整治农田面貌，填没某些旧河道、旧沟浜，开挖一些新河道、新渠道。但是在一个大队范围内的治水改土工程，对各个生产队来说，它们的受益程度是不样的，有时甚至可能对多数生产队有利，对少数生产队不利。在生产队基本所有制条件下，土地属于各个生产队，生产队在各自范围内组织生产和组织分配，碰到这一类矛盾，就可能从局部利益出发，只考虑本队的需要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项可以使多数生产队受益的大规模的治水改土工程就往往无法进行。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日益发展，现在已可以看到，它同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必将发生新的矛盾。从上海市郊区各县粮、棉、油、猪、菜等五种农副业生产来看，共有七十个工种可以和应该实行机械化。如果全面实行机械化，一个生产队就至少要配备三、四十种农业机器。但是，一个生产队的资金少，规模小，在一般情况下，要购置这样一整套农业机器，是困难的。某些富裕的生产队即使有能力购置这些农业机具，但在一个生产队的范围内，有些农机也不能充分发挥效用。对于农机工业来说，要为每个生产队制造和供应这么一套农业机器，一时也有困难，而且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如果由大队来置办这些农业机器，有许多机器就根本不需要每个生产队各购套，而可以由几个生产队合用一套。此外，农业机械化也不仅仅是一个购买农机的问题，还需要相应的农田水利建设同农业机械化配套；田间要有拖拉机通行的路，河上要有能通拖拉机的桥。这都要在个大队的范围内进行布局。农机、道路、桥梁、渠道要配套，它同生产队基本所有制的矛盾就发生了。

在劳动力使用上，一般来说，三十户左右的生产队，劳动力不过六、七十个左右，难于作比较合理的专业分工。而且，各个生产队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是各不相同的。有的队田多人少，有的队田少人多，在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条件下，劳动力不能由大队作统一的、合理的调配，当生产队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指导下使农副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要进一步求得较快的发展就会出现困难。

以上这些矛盾，有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就存在了。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为农村人民公社以后，有了公社和大队的统一领导，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有利条件。有些矛盾，如在全公社、全大队范围内安排电力灌溉渠道，在长江以南的水网地带，一般在公社化以后的几年内就解决了。但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些原来就有的矛盾突出了，一些原来没有的矛盾出现了。特别是随着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必将要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些矛盾。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大队基本所有制，将为较好地解决这些矛盾创造必要的条件。

由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也是缩小生产队之间穷富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

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防止了个体农民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社会主义占领了农村的阵地，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经济基础。但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经济，毕竟是一种小规模的集体经济，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富队和穷队的差别，并引起农民内部的穷富差别。富队家底厚，实现机械化速度快，可以利用富足的财力和人力举办多种经营。穷队家底薄，无カ兴办需要大量资金的经济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富队相对愈富，穷队相对愈穷的趋势。

1975 年，上海市嘉定县几个大队中生产队集体收入分配的差距情况是：朱桥公社灯塔大队第二生产队，平均每人每年二百八十二元，同大队的第九生产队只有一百六十四元，相差 78%。长征公社真北大队的夏家宅生产队，平均每人每年二百四十三元，同大队的徐家宅生产队则只有一百三十元，相差 87%。望新公社宣高大队的西高楼生产队，平均每人每年一百八十元，同大队的姚弯生产队只有九十九元，相差近一倍。

扩大了富队和穷队的差别，就是扩大了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利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实行大队基本所有制，将在生产队之间防止穷队和富队差别的扩大。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是农村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它的发展速度，在我国辽阔的农村是不一样的。根据一些地区的典型经验，农村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具备以下一些条件的程度，实现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到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大体上就成熟了。

第一，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相当提高，特别是农业机械化有了一定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大队一级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壮大。就农业机械化来说，当在农副业生产方面产生了实行多工种机械化的需要和可能时，以生产大队来统一组织生产，既有力量购置成套农业机械，也有可能充分使用成套农业机械，同生产队统一组织生产相比，将更显示大队基本所有制的优越性。就公社一级经济、特别是大队一级经济的发展来说，只有当大队一级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大队才有力量购买成套农业机械，才有力量帮助和支援后进队发展生产，生产队也才有可能“共”大队的“产”。不致于在过渡过程中发生穷队“共”富队的“产”，而可以做到所有的生产队都“共”大队的“产”，只是穷队多“共”一些，富队少“共”一些。

第二，大队内部各生产队之间集体分配水平的差距已大体靠拢。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同一大队各生产队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总会有参差不齐的现象。但是，如果差距太大，当过渡到大队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大队统一分配标准的时候，不是穷队的社员收入猛增，就是富队的社员收入大幅度减少，这就不利于社员的团结和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为了给过渡创造条件，在过渡以前，大队对于富队的分配水平要适当加以控制，对于穷队则要从帮助它发展生产入手，逐步提高它的分配水平，使穷队和富队之间的分配水平逐渐接近。

第三，形成了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领导核心。向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的一种提高，意味着在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因此，在过渡过程中必然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大队有了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领导核心，才能率领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去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同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斗，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保证在过渡以后增产增收，不断前进。

第四，广大社员群众具备一定的思想觉悟，有要求过渡的思想基础。因为随着过渡的实现，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而这些新矛盾又往往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纠缠在一起。列宁指出：“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24毛主席教导我们：

如果“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25。如果广大社员群众没有一定思想觉悟，没有要求过渡的思想基础，那就不能引导到他们去正确处理由于过渡所带来的新问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不能充分调动起来，还有可能产生“吃大锅饭”的错误思想。为了胜利地实现过渡，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过渡以前就有必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增强广大社员群众的集体观念，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树立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牢固思想。

在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的条件中，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条是很重要的。缺少这一条件，过渡就有困难。这说明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起着作用。但是，政治是统帅，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上层建筑对自己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经济条件大致具备的情况下，能否搞向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就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的领导核心和广大社员群众的思想觉悟了。缺少这个政治思想条件，经济条件再好，也难以胜利实现过渡。在有的情况下，经济条件即使稍差些，但是由于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提起政治思想工作这个纲，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能够胜利地实现过渡，而且在过渡以后，生产大队集体经济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现在，我国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绝大多数还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但很多地方的贫下中农，正在为从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积极创造条件。（见下）

从下面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彭赵大队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贫下中农是怎样为过渡到大队基本所有制创造条件的。彭赵大队，共四百九十户，一千六百七十三人，有八个生产队。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的发展，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出现了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情况。1975 年开始，他们提出了“先变内容后戴帽子”的设想，在加强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从十个方面为今后向大队所有制过渡准备条件：

（一）建立大队农机站，扩大大队管理农机的范围。

（二）建立大队肥料运输队，专门负责把市区垃圾、黑泥、大粪和下脚氨水运回去，由大队按各生产队的土质情况，统一分配。

（三）建立大队种子场，专门负责为各生产队培育、保管，供应良种。

（四）建立植保专业队，病虫害由大队统一组织防治。

（五）建立绿化专业队，由大队统一规划造林。

（六）扩大副业专业队，大力发展以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

（七）建立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

（八）积极帮助穷队发展生产，同时稳定和适当控制富队个人收入的分配水平，缩小生产队之间的贫富差距。

（九）使队办企业人员的分配水平大致同务农社员相近。

（十）适当扩大合作医疗中归集体负担的部分，增加对经济有困难的社员的医药补贴费。

农村人民公社在实现了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以后，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和广大社员群众思想觉悟的进一步提高，在将来还必然有一个从大队基本所有制向公社基本所有制过渡的问题。即使实现了人民公社基本所有制，它也仍然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集体经济组织。当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不可能永久并存。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公社一级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村人民公社也将发生根本变化，即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是我国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及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

第二章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基础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所有制关系的一个伟大变革，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同样的，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虽然随着所有制的变更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旦建立，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就成为“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的观点，不过是一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党内走资派就是利用这种错误理论来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强化和扩大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因此，正确地分析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性质，分析相互关系方面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认清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还有一个使相互关系不断完善的严重任务，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解决了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此，需要简要地回顾一下社会生产中相互关系演变的历史。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赤裸裸的不平等关系。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关系是明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不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完全通过商品关系即作为物和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平等的实质被平等的假象掩盖了。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纷纷著书立说，在物和物的关系上大做文章，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阶级对立实质，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这个旧案翻了过来，“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6“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27。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中最难的问题就豁然开朗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剥削，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的。“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28正是因为资本家占有着全部生产资料，逼得工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求生存。在劳动力自由买卖的平等假象掩盖下，形成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对立的关系。“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29

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同资产阶级、地主、富农之间在旧社会里那种被统治和统治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这种颠倒，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作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是一种经济上的强制力量，它使剥削阶级丧失了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迫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他们的统治和改造。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则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主人。劳动人民之间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新型的相互支援、共同协作的革命同志关系开始诞生了。

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还存在着两种形式，还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还存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劳动者在相互交换劳动的过程中，通行的仍然是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些经济条件决定了，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者之间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他们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有一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就完善的。特别是在资

产阶级法权的基础上，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他们必然要破坏和腐蚀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使之变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因此，新型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逐步限制和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反对并最终地战胜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过程。

上层建筑在相互关系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相互关系的性质。但是，人们的相互关系，又总是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发展的，是受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因此，在考察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时候，不能不联系社会的上层建筑进行研究。

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上层建筑是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上层建筑一经形成，就积极地为它的经济基础服务，并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上层建筑的力量，千方百计地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制关系，巩固和发展同它相适应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这是一般规律。

就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是运用上层建筑的力量，交替使用刽子手镇压和牧师式欺骗的两手，来维护和扩大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关系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多的剩余劳动的权利”30。十五世纪末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发生的有名的“圈地运动”31，就是用暴力手段驱使大批的贫苦农民，变为“象鸟一样自由”的无产者流入城市，为资本扩大了统治劳动的对象。但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宁可流浪，也不甘心接受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为着把破产的农民赶到工厂里去，英国资产阶级制定了惩罚流浪者的法律，使他们“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32。同时，资产阶级还通过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欺骗、麻痹和毒害劳动人民，来维护和发展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看，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发展资本统治劳动这样一种相互关系，采取的手段是多么残酷、阴险、毒辣啊！

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依靠暴力得到维护，也要依靠暴力才能粉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果然被粉碎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而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起来。因此，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既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又必须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巨大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如果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民主改革，“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社会主义教育等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但批判和打击了敌人，同时也深刻地教育了千部和群众，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33。

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统治着、改造着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剥削者按照他们的阶级本性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统治和改造的，因而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为着实现对剥削阶级的统治和改造，就必须在一切領域和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之间新型的相互关系，还受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束缚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些企业的干部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对群众耍“三风”、“五气”34，以不平等态度对待群众，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把自己同群众的关系搞成了“猫鼠”关系，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就曾经使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发生了部分的质变。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建立和发展劳动人民之间的革命同志关系，就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杈，逐步地在干部和群众中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也必须依靠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是解决干部中的“三风”、“五气”，变干群之间“猫鼠关系”为“鱼水关系”的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只有依靠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逐步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只有“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35，逐步战胜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劳动人民之间新型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扫清道路。

无产阶级要运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力量来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资产阶级则要从破坏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入手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林彪竭力鼓吹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说什么“人和人的关系——专门利己”，“动物全凭掠夺，皆可师也”。他的同伙则宣扬什么“人人相待有如豺狼”，“如不欺骗买卖不成交”，公开宣扬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大鱼吃小鱼的利己主义相互关系。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简称《汇报提纲》），是一个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它反对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划等号，竭力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扩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培植一小撮骑在工人农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在上层建筑领域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复辟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无产阶级要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继续深入开展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灭资兴无，斗私批修。很明显，如果不打退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逐步清除部分领导干部身上的“三风”、“五气”，不抵制“资产风”的侵袭，不肃清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流毒，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不能保持和巩固他们在生产中的统治地位，就不能有效地对剥削阶级实行统治和改造，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也不可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日益发展和完善。

第二节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性质

相互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使劳动者从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上升到统治的地位。这是自从奴隶制出现以来的几千年中，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最巨大的变化。摆脱了剥削的劳动者，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相互结合起来，运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分工协作地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就这一方面来看，无论是同工业和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相联系的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社会主义各企业、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已出现了共产主义因素。

毛主席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指出：“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36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们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在相互交换劳动方面存在着三大差别，是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也就是商品交换的原则进行的，因而，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

正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同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特征，形成了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大量地存在于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中。由商品生产和交换而形成的相互关系，将在本书的有关章节进行分析。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的运动。

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内容很多，涉及的面很广，关系也极为复杂，但是从企业中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和直接生产者（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工人和工人之间、农民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先来看领导和群众的关系。

社会生产需要有人组织和领导，这是任何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都需要的。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37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生产的性质和目的不同，企业中领导的作用以及领导和群众的相互关系也不同。所以，紧接着上面引证的那段话，马克思立即指出：“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3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残酷地剥削工人。列宁说：“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39所以资本家或他们的代理人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企业中的领导人员和群众，从总体上讲，都是企业的主人，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共同管理社会主义企业，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劳动和工作。

再来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脑力劳动者）和直接生产者（体力劳动者）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里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虽然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但他们是资产阶级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受雇于资产阶级，依附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服务。因此，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关系一般表现为阶级对立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一方面把原来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仍安排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作；另一方面则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立场，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使他们能够为工农劳动群众服务。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旧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中，除了极少数对于我们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反动知识分子以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40。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也不断培养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遵照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41的指示，普遍举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一定政治觉悟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技术人员，充实了企业的技术队伍。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劳动人民同广大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除了干部和群众，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工人和工人之间，农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关系。

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协作关系，是社会生产的需要，而且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要求生产过程的各个不同环节之间密切配合，协作生产。在不同的所有制条件下，协作的性质是各不相同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42。工人之间的协作受到资本的强制，反映的是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人之间、农民之间的协作生产，按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则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自觉行动，这种协作关系正如上海港务局杨树浦装卸站工人所比喻的是“一根杠棒的前后肩”的关系，是根本利益一致的劳动者之间互相帮助、密切配合的革命同志关系。

总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领导人员和群众，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这种由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的，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萌芽和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

在社会主义企业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之间的关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日益发展着的同志关系，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更不是说他们之间会出现“无差别的境界”。

企业中领导人员和群众，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农民都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但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他们之间还受着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专职的脱离生产的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一般属于脑力劳动者；直接生产者的工农群众都是体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剥削阶级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在那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根本对立的。“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43这是“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44。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就是这种根本对立的反映。在社会主义社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这种对抗性的矛盾被否定了。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仍然存在，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也仍然存在，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灭。这种本质差别表现在，脑力劳动者中的大部分人在生产中还处于指导和组织生产的地位，往往参加体力劳动不多；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在生活富裕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方面一般地说还有差距，等等。这种差别，是企业内部相互关系方面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存在的一个重要标志。

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还会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严重影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的核心是等级制度。有些领导干部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侵蚀，就不以平等态度对人，而是耍威风、摆架子，这就会使他们同群众的关系，从革命同志关系变成统治和服从的关系。这种现象，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的反映。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根本改造的情况下，他们也会用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来对待工农群众，因而使得他们同工农群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某种类似资本主义企业里的那种对立关系。此外，在工农群众中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有些人也会离开社会主义原则去处理他们的相互关系。领导和群众之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发生的这些矛盾，一般是劳动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在人民内部，还有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等等是非问题。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这种是非问题一般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人民内部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归根到底也就不能不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非关系。无产阶级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则要推行资本主义的非，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由此而形成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个矛盾运动，也就是相互关系方面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和严重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彼此斗争的过程；反映到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在这个矛盾运动中，无产阶级处于主导地位，因而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方面，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思想自由泛滥，让它们占居主导地位，那末，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就变为资本主义的了，那就会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改变颜色。

列宁指出：“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45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特别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毛主席提出的干部和工农兵学商都要走五·七道路的指示，并逐步做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从而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如果不注意逐步地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让这种差别逐渐扩大，不但将加深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矛盾，而且在这种矛盾过程中必然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苏联的情况就是这样。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是阶级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为着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追溯一下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的状况。

在旧中国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了如下的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当时，这些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是：掌握主要生产资料和反动国家机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在社会生产中居于统治地位，穷凶极恶地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它在生产中一方面同帝国主义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有联系，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又受到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损害。无产阶级和广大的贫苦农民在社会生产中则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和剥削。

“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46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47。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早已被打倒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也早已被剥夺了，他们在社会生产中已处于被统治和被改造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以后，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也转入劳动人民手中，因而失去了在企业中的统治地位，不得不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和改造。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由个体生产者转变为集体劳动者，同工人阶级一道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处于领导地位。这样，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就形成了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之间的关系。两个剥削阶级，一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一是资产阶级。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主要就是这四个阶级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中四个阶级的相互关系不是平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说，在社会生产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是资产阶级；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已经转入执政的共产党内。这样，在党内走资派掌握一定权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在局部范围内又会颠倒过去，即无产阶级处于被党内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地位，因而在阶级关系上表现出复杂的现象。但不论是那一种现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生产过程中，最基本的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包括党内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

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者，都散布一种论调，说是当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以后，一切剥削阶级都消灭了。他们的理由是，剥削阶级之所以成为剥削阶级，是因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并据以剥削劳动者；一旦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剥削阶级也就不存在了。因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就失去阶级关系的性质。这种谬论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和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的。

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8列宁关于阶级的这个定义，对于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老的资产阶级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失去了生产资料，但是他们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摇身一变就从剥削者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原来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无论在经济生活条件、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方面，都仍然作为资产阶级在那里活动着；同时，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表明资产阶级仍然具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新的资产阶级也在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不断地从一部分工人、农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党员中产生，以致在执政的共产党内产生资产阶级，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是因为，在政治上，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经济上，他们在决定生产资料使用、社会劳动组织和社会收入分配各方面，握有很大的权力，可是，他们不是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需要，而是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按照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来使用这些权力。他们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管、卡、压，搞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利用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吮吸工人、贫下中农的血汗。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意识到与否，我们“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49。走资派就是资本的人格化。他们发挥着资产阶级的功能，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一时的现象，因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按照商品制度组织起来进行运动的，它在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共产党员也同样生活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经济关系中。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50党员的一部分，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在已经变了的那一部分党员中，他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贯彻执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就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要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则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党内走资派越来越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因而，社会主义生产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既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人们在生产中的各种关系必然要受到它的支配、制约或者影响。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也是如此，也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带有阶级关系的性质，归根到底也要表现为阶级关系。

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带有阶级关系的性质，归根到底也要表现为阶级关系，觉得很难理解。这些同志主要是不了解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规律。在老的资产阶级被打倒以后，新的资产阶级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从哪里产生呢？还不是从劳动人民中甚至在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产生的吗？新的资产阶级在劳动人民中产生，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广大劳动人民同正在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要理解和认识这种关系的阶级性质，是要花工夫的。因为党内资产阶级不象手持货币到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那样明显，那样容易被人识别。但是，只要我们从这种人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这些方面来考察和分析，还是可以识别的。这些人在劳动人民中活动，也必然会给劳动人民带来资产阶级的影响，暂时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和觉悟不高的人，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从而也会使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带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是决不会停止的，他们要继续革命，为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走资派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同那些暂时受蒙蔽的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的人的矛盾，一般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矛盾的表现。总之，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也要受到这个主要矛盾的支配、制约和影响，打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烙印，因而使社会主义生产中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要表现为阶级关系。

第三节 在斗争中巩固、完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

相互关系的巨大能动作用

一定的相互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相互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它有很大的能动作用，能反作用于所有制，并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

相互关系对所有制和分配关系以及对生产力的作用，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就表现得很明白。例如，要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得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一定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即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如果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对工人没有绝对的统治权力，如果他们不能强制工人按照资本家的意志来行动，听任资本家的摆布，那末，资本主义的剥削就无法实现，资本家所有制就无法巩固和发展。资产阶级十分重视维护和巩固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以巩固和发展资本家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这种资本家统治和奴役工人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内容，它在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促进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分配关系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群众“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51。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相互关系的历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奴役、剥削广大工人的血泪斑斑的历史。

在旧中国，这一方面的史实真是成千成万。仅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这个公司的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关系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资本家除了依靠经理、厂长、监工、工头等监督、指挥工人的劳动之外，还专门雇有三十多个伪警察，实行野蛮的棍棒统治。伪警对工人抄身、殴打、关押，甚至用利斧砍杀。厂里订了各种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制度。1931年底修订的厂规第三十条规定：“违反下列各款者经查明实据后，即予开除或責令赔偿：一、违抗工厂命令，情节重大者；二、聚众殴斗、發扰工场者；三，调戏妇女致碍工作者；四、偷窃公物；五、有意损坏公物价值在五元以上者；六、有意做坏出品情节重大者；七、煽动工潮、破坏工作有据者；八、欺骗工值；九、虚报物价取利或串收暗佣；十、签到或投牌后，无故私自出外。”第三十一条还规定：“违犯下列各款者，分别轻重惩罚，其罚款由工金扣抵；如每月犯至四次者，应即开除：一、擅离职守，罚洋四角；二、迟到旷工，日工罚洋一角，月工罚洋二角；三、疏忽出品，按其轻重惩罚；四、瞌睡、坐卧，罚洋二角；五、吵闹喧啼，罚洋四角；六、侮辱同事，罚洋一元；七、随地涕睡，罚洋一角；八、忘记收牌、投牌，罚洋一角；九、忘记签字，罚洋二角；十、未放工前预停工作，罚洋二角。”从以上的条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資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本质。这个公司就是凭借对工人采取这种残酷压追而榨取高额利润的。1914 年和 1915 年的年剥削率（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为 362%和 404%，在 1933 年到 1936 年期间，年剥削率竟高达 1000%以上。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家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关系，要求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建立和发展人们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相互关系的能动作用。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特别注意调整人们的相互关系。相互关系的变革是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环节。抓住这个环节，不断加以调整，对于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分配关系，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国际国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进和倒退，是同能否正确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人们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到限制，那末，共产主义因素就会大大发扬，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比较有保证，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比较巩固，分配关系也会趋向完善。反之，如果强化和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让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泛滥起来，工人群众的主人地位和革命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一部份群众的思想就会被腐蚀，资产阶级腐朽庸俗的思想作风，就必然会在人们中间滋长起来；干部和群众、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新型关系就会变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对立的阶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受到损害，甚至蜕化变质；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也会在保留“按劳分配”的外壳下，变成一小撮特权阶层占有广大工人、农民劳动成果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

不断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按照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无论是在一个企业内部，还是在各个企业、各个经济部门之同以及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都必然要直接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因素——劳动者。因此，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经济部门的力量，有利于充分利用和挖掘经济潜力，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数事例证明，不解决相互关系问题，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朝着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的同志关系逐步前进的时候，企业的生产就蒸蒸日上，当这种相互关系遭到破坏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巩固和完善相互关系

相互关系的巨大能动作用，要求人们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充分重视相互关系的巩固和完善。多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工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于改善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和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归结起来，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批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满腔热情地扶植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

革命导师历来十分重视限制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时候，高度赞扬了公社规定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公社委员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措施。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为限制人们相互关系方面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列宁盛赞工人首创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参加“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限制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毛主席更是十分重视限制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反复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52。“既当‘官’，又当老百姓”53。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各级干部就要能上能下，不断地改善上下级关系，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自觉地限制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总是拼命扩大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刘少奇、林彪拼命鼓吹“领导高明论”，诬蔑工人、农民是只想“恭喜发财”、“招财进宝”的小人，认为管理企业必须“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邓小平同样是仇视工农群众，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特别仇视从工农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诬蔑他们“是乘直升飞机上来的”，提出要搞什么“台阶论”，论资排辈。这些谬论的实质，就是要巩固和扩大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要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复辟为统治和服从的关系。

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坚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一部分干部中那种争地位、闹名誉、比级别的现象，那种“工作难搞缺法规，干部难当缺权威，群众难弄缺赏罚”以及“生产要搞奖，管理要靠罚”之类的说法，都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表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服务的。因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展制的一个重要前提，破除得越彻底，限制得就越有力。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将会长期存在，私有观念、等级观念、雇佣观念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也不能指望在一个早上全部被清除出人们的头脑。因此，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涌现出千千万万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人物，涌现出许许多多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新生事物，宣传、发扬这些共产主义因素，对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更多的人从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里解放出来，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们的相互关系，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摘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摘群众运动，是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是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根本途径。“鞍钢宪法”是企业内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根本大法，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基本纲领。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54毛主席的指示，既是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建立干部和群众之间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重要指针。凡是能够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经常深入车间小组实行同学习、同批判、同劳动的干部，一般说来，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制就较自觉，较有自知之明；有利于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坚持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对生产情况也比较熟悉，较少瞎指挥。毛主席曾经指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55有一首上海纺织女工的歌谣，描写一位工厂领导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前后的变化：“过去车间不来跑，现在机旁来讨教。过去情况不了解，现在跟班全明了。过去问题有得拖，现在立刻解决好。过去只作大报告，现在车间把心交。过去叫她小官僚，现在当作姊妹淘。”从这里可以看出，干部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以后，冲掉了“三风”、“五气”，焕发了革命朝气，千群关系就更密切了。反之，如果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长期不参加劳动，摆官架子，搞特殊化，不到车间小组、生产队同群众打成一片，拜工农为师，认真改造世界观，那就会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将一辈子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甚至蜕化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所打倒。

群众参加管理是由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农民最根本的权利。劳动人民能不能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反映着劳动人民在生产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列宁深刻指出：“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56但是，新老修正主义者总是竭力反对群众参加管理，而把工人作为“管、卡、扣、罚”的对象。一九二〇年，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就叫嚷要实现“工会本身的军事化”、“工人阶级军事化”，要对工人采取强制的军事命令手段，“建立一种劳动者自视为一个不能自由支配的劳动军人的制度”，工人不好好劳动，就“应当关入管教营或集中营”；不服从调动的命令，就“将作为逃兵受到处分”。托洛茨基甚至还公然鼓吹要对工人实行“强迫劳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不少企业搞的是“一长挂帅，专家治厂”，“领导立法，管理人员执法，群众守法”那一套，使劳动人民处于被管、卡、压的地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一长挂帅，专家治厂”那一套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创造了许多群众参加管理的新鲜经验，例如：工农群众代表直接参加企业革命委员会，既不脱产，又要工作；经常釆用“讲路线，揭矛盾，促转化”的办法，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和座谈会、小评论等形式，对领导在执行路线、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实行革命监督。这都是群众参加管理的新发展，对于完善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企业管理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是不断调整和变革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任何社会化生产，都要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但是，任何规章制度，又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制订出来的，并且最终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关系。离开生产关系去考察规章制度问题，是不符合实际的，必然会发生只见物不见人的错误，以至走偏方向。毛主席关于“制度要有利于群众”57的指示，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规章制度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群众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人，企业的一切规章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都要从这一点出发。

这是社会主义规章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规章制度的最根本的特点。如果制订制度的指导思想是“群众落后论”，着眼点是用制度来压制工人，那末，订出来的制度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人和人的新型关系，势必遭到工人群众的抵制。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许多企业“规章制度多如麻，条条紧扣奖和罚”，严重東缚了群众的手脚，文化大革命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猛烈冲击和批判。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晨的若干问题》（即《条例》），更是以“整顿”劳动组织为名，企图使文化大革命中被广大群众批判过的管、卡、压等一整套修正主义货色复辟，因而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但是，只要党内资产阶级存在，这种束缚群众手脚的条例就会死灰复燃。因此，必须不断地发动群众，有领导有步骤地变革那些不利于团结、协作束缚群众积极性的规章制度；同时，在总结广大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订或健全新的规章制度，并且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贯彻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这样的制度才是有利于群众的，也才能够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适应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完善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上海第三十三棉纺织厂，在文化大革命前制订的规章制度共有一百零三种、三十三万字。这些制度有几种情况：有些是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的，束缚了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些是闭门造车，脱离实际，内容烦琐，工人记不住，做不到，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有些虽然基本上符合生产实际，但在制订和贯彻这些制度的时候，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群众，因而不被群众接受。例如技术测定和检查制度，“秒表滴答，心跳一百”，工人们对这项制度痛恨极了。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奋起冲击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斗、批、改的过程中，在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依靠群众自己制订了合理的规章制度，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加以完善。工人们认为，技术测定制度还是要的，经过讨论，取消了扣分扣奖，建立了新的技术测定制度，大家互帮互学，互测互检，产品质量和操作技术要求比过去更高更严了。通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和群众之间，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得到了改善，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个厂生产的棉布，在全国一直享有“免验”的荣誉，被印染厂称赞为“万能布”。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必须正确处理好分工和协作的关系。合理的分工和岗位责任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靠人的觉悟。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各个工种分得很死很细，强调搞对立面，互相制约，甚至把工人之间的互相支援说成是“违反岗位责任制”。结果“分工如分家，隔行如隔山”，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卡死在专职分工的框框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群众打破了束缚工人手脚的过细过死的分工，各种形式的“会战”和“一专多能”活动蓬勃开展，开阔了工人眼界，增强了革命团结，发挥了工人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了新的生产力。

上海沪江机械厂，在文化大革命前曾明文规定，徒弟不能操作师傅使用的机床。师傅请了假，宁可让机器停下来，也不许别人使用。设备出了故障，明明操作工可以排除，也非要等检修工来修不可。工人违反了制度，轻则写检查，重则收回操作证。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们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揭露了分工过细过死的严重危害，开展了群众性的“一专多能”活动，大大超出了岗位责任制所规定的范围。全厂八百多工人中，已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工人除掌握本工种技术外，还会两三种其他工种的技术。操作工既会操作，又会保养检修设备。

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实行干部、工农群众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使领导和群众结合起来，使工农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技术人员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共同研究解决重大的生产技术问题。这样，不但有利于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而且有利于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识化，有利于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进一步限制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发展社会主义的革命同志的关系。

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在斗争中建立，也只能在斗争中发展和逐步完善。抓中间，促两头。紧紧抓住相互关系这个生产关系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将会促进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从而不断地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向前进。

第四节 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在苏联复活

社会主义生产中人们相互关系的两重性，说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包含着两种发展可能性。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趋势来看，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将逐步壮大，资产阶级法权将逐步得到限制，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将逐步完善，最后发展为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但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严重存在，因而资本主义相互关系复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党和国家以及企业的领导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扩大，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就会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即资本统治劳动的关系。这样一个倒退、复辟的过程，在苏联已经完成了。研究苏修叛徒集团怎样把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蜕变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从中吸取反面的教训，对于革命人民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苏修叛徒集团为着用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矢口否认社会主义相互关系中严重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否认相互关系的阶级性质，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已纯粹是“同志、朋友和兄弟”的关系了。苏修的御用经济学家们也跟着叫嚷什么苏联已经“没有对抗阶级、没有对保持腐朽过时的经济关系有着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这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谬论。稍微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绝对没有超阶级的“同志、朋友和兄弟”的关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能够“志”同“道”合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新老资产阶级分子难道能够称“兄”道“弟”吗？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这种谬论，完全是为了欺骗劳动人民，以掩盖他们强化和扩大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蜕变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进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苏修叛徒集团使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蜕变为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一长制”。按照他们的“一长制”，厂长是企业的全权领导者，工人只有服从厂长命令的义务，根本无权过问企业怎样管理的问题。赫鲁晓夫公开宣称在企业管理方面“向资本家的好榜样学一学，这并不算什么过错”。（《关于苏共党纲的报告》）苏修御用经济学家则说这种“一长制”渊源于大机器工业的性质，取决于生产必须严格保持一定的协调。这就是说，只要是大机器工业，就非实行“一长制”不可。这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企业管理性质的修正主义谬论。诚然，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建立集中统一的指挥系统，以便协调企业内外、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集中统一的权力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那就取决于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集中统一指挥的职能，同资本的职能结合在一起，企业的权力，集中掌握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手里，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所要求的集中统一指挥的职能，同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结合在一起，企业的权力，必须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才能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才能充分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苏修叛徒集团鼓吹、推行修正主义的“一长制”，就是要用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的独断专行来保障官僚垄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来压迫和剥削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从根本上剥夺工人群众掌握企业的权力。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家还竭力在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叫嚷要“在一切经济领域中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并且打着“改革”的旗号，拼命扩大货币交换的活动范围和价格的刺激作用，使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买卖关系和竞争关系泛滥，使社会主义相互关系迅速瓦解。在企业内部，苏修叛徒集团所委派的厂长、经理、农庄主席等资产阶级分子成了掌握企业全部大权的主人，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在企业之间，则为了利润而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总之，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的相互关系，已经蜕变成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请看事实。

在苏联，机关、工厂的头头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解雇工人。据苏修报刊透露。亚美尼亚共和国第二有色金属局局长克罗皮扬解雇其属员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其中包括：“目光不怀好意”，“不是他家的亲家”，“外孙需要这个职务”，等等。局里定额人员共为六十二名，而克罗皮扬坐上局长宝座仅十五个月，先后招收和解雇的就有七十九人。对于这种关系，苏修农业部建筑托拉斯的一个经理有一句绝妙的自白：“托拉斯是我的家，我就是主人，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一位苏联妇女用亲身感受点破了这种“同志、朋友和兄弟”关系的实质；她说：“我们这里，过去是资本家、富农统治，现在是新资本家、新富农统治着。”

苏修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把成千成万不合他们需要的职工踢出工厂大门，另一方面，却在全国十万人以上的城市设立了二百五十多个官方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就业局”或“职业介绍所”，为企业招收廉价劳动力，并从中赚取佣金。马克思指出：“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58苏联的所谓“劳动力流动”，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后备军。现在这种产业后备军的队伍还在日益扩大。

苏修叛徒集团在农村同样扩大相互关系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扶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培植特权阶层，把农村中的相互关系变为资本主义关系。

苏修报刊透露，在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农庄庄员必须遵守各种各样的所谓“纪律”和“规章制度”，稍不听话，就会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遭受调动工作，降低收入，解除职务和开除的惩罚。鞑靼州佩斯特列齐区“共产主义之路”集体农庄主席一年内就颁布了一百多项各种各样的处罚令，每四个集体农民中就有一人受到处罚。别尔哥罗德“伏龙芝”集体农庄主席供认自己“起一根鞭子的作用”；“批评了农庄主席的人就要冒着没有过冬用的劈柴、没有奶牛吃的干草的危险”。在“集体农庄”内部，农庄头目和庄员之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经济中那种统治和被统治、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丝毫没有两样。

当代许多苏修文学作品也透露了苏修鼓吹“同志、朋友和兄弟”的关系的实质。

在苏修作家伊·德沃烈茨基的剧本《外来人》中，主人公、苏修党员、某企业工程师切什可夫到涅列什公司的二十六号铸造车间去改变“落后面貌”。他狂妄地向工人发出咆哮：“我们是领导者，我们的双手什么也不做，我们是用讲话，用脑筋来工作的”。他命令工长监视工人：“盯住他们，扼他们的喉咙”；谁要不听话就“扣掉一半奖金”，“用卢布打他们”。正如这个剧本中大企业的经理供认的，“不应该肤浅地解释‘外来人’这个概念，……‘外来人’这是……原有关系的改变”。

在《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中，普隆恰托夫根据苏修统治集团所鼓吹的用“法制”和“纪律”来加强“科学管理”的论调，提出了“善良应该和拳头为伴”的原则。工人不服从命令，“要取消累进计件工资”，甚至送你上法庭，这是“拳头”；服从得好，就奖你一个月的工资，这是“善良”。这种善良不过是为了掩盖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这种管理和纪律，不过是象列宁所揭露过的“靠饥饿来维持”的资本主义管理和纪律。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曾经宣称，在苏联社会里已经“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友好合作的关系”。今日苏联人们在生产中相互关系的实际状况，是对这种谬论的一个最好的注解：勃列日涅夫口中的所谓“新”，实际上是旧，是被废除的资本主义制度卷土重来；所谓“和谐”，实际上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对立；所谓“友好合作”，则是官僚垄断资本业之间的尖锐竞争。一句话，苏修大肆吹嘘的“同志、朋友和兄弟”关系的真正内容，就是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 页。↩︎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5 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321 页。↩︎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27 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1366 页。↩︎

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笫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10 页。↩︎

所谓“四大自由”，是指雇工自由、买卖土地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即发展农村资本主义自由。↩︎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24 页。↩︎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381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4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2 页。↩︎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304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3 页。↩︎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7 页。↩︎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17 页。↩︎

叶甫舍·格尼戈里伊维奇·利别尔曼（1897），苏联经济学博士，科哈尔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哈尔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室负责人，《经济科学》编委。1950 年，发表了《论工业企业盈利的计划书》一文，鼓吹用物质刺激和利润挂帅的办法来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但在当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注意。苏修二十大以后，在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支持下，他忽然变得异常活跃起来，陆续发表文章，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叫嚷不能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1962 年他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主张用利润来评价企业工作和改进整个计划制度，鼓吹给企业以更多“经营活动的自由”，扩大企业在利用基金作为集体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企业的利润越多，留归企业的奖金也应越多。《真理报》吹捧它“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有巨大的意义”，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讨论，大造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17 页。↩︎

《论合作制》。《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85 页。↩︎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6 期。↩︎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433 页。↩︎

农业“八字宪法”是指土壤改良、肥料、水利、种籽改良、合理密植、植物保护、田间管理、工具改革（简称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增产措施。↩︎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05 页。↩︎

毛主席《〈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 353 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44 页。↩︎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3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06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29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00 页。↩︎

“圈地运动”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方式之一。十五世纪末叶，毛纺工业兴起，羊毛价格上涨，于是英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勾结，用力把农民的耕地变为养羊的牧场。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炮制了一系列所谓“圈地法案”，利用资产阶级专政工具支持地主资本家对农民实行暴力剥夺。在这几百年中，农民不断反抗，发动了多次反对圈地的起义。↩︎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05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63 页。↩︎

“三风”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五气”指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365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62～463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67 页。↩︎

同上书第 367～368 页。↩︎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5 页。↩︎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02 页。↩︎

转引自 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68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1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3 页。↩︎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 页。↩︎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501 页。↩︎

同上书，第 500 页。↩︎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2 页。↩︎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58 页。↩︎

转引自 1944 年 12 月 16 日延安《解放日报》。↩︎

转引自 196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 1976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438 页。↩︎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5 页。↩︎

转引自 1972 年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92～693 页。↩︎

第二篇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

第三章 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和目的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和商品

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产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使社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一个新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一新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社会生产的客观目的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还是商品生产，还要实现价值、利润，因而还要出现产值挂帅、利润挂帅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现象，根子在哪里？这就要先来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性质。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包含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的胚芽。一旦把这些矛盾胚芽揭示出来，那末，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一系列矛盾，就可以顺藤摸瓜，作进一步的分析了为了便于从对比中说明问题，我们简要地分析一下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和产品的性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是属于私人的事情，产品也归私人所有。这样，生产就直接表现为私人生产，劳动和产品也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私人产品。当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生产者本人的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产品就转化为商品。商品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私人产品和私人劳动，同时又是社会产品和社会劳动。因为商品是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产品，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个部分。

不过，产品和劳动的这种社会性，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直接地表现出来，不可能是直接的社会产品和直接的社会劳动，而只能通过间接的道路，即通过交换，证明生产出来的商品是社会所需要的时候，产品及其劳动的社会性才得到证实。这种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是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

“什么是商品？这是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1产品既然首先是私人产品，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那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社会产品是否还具有私人性，是否仍然是商品呢？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必须予以回答在社会主义社会，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除了少量的个体所有制残余以外，整个社会生产都已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从此社会生产和产品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生产，从整体上看，是直接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它们所生产的产品，特别是由国家计划直接规定其产量的那些同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产品，一开始就表明它们是对社会有用的。这样，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已开始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社会产品和直接社会劳动的性质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2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长时期中，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是由全社会占有的，还有一部分是由劳动群众集体占有的，还没有达到全部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的地步。但是毕竟有了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开端。这样，社会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也开始具有了直接的社会性。人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已开始不再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已开始被用来满足劳动人民自己的需要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3在社会主义社会，已出现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开端，标志着社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产品开始具有直接社会性，就这方面说，它已具有共产主义的因素，但是，它还是很不成熟的直接社会产品，还不同程度地带有旧社会的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的产品，为什么仍然具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呢？这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成熟程度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所有制变更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但是还存在着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有不同的所有者，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反映到产品的占有关系上来。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企业来说，它所生产的产品，虽然不再是私人的产品，但毕竟还不是归全社会的劳动者公有，而只归一个集体企业的劳动者所有。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也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而只是在一个集体企业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在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究竟耗费多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能带来多少纯收入，也主要是同这一集体企业的成员有关。所以，一个集体企业的劳动者公有的产品，对于国家和别的集体，又只是这个集体的私有。从这个意义上讲，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都还带有私人产品和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再就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它所生产的产品，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力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劳动耗费多少和收入多少，也关系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是，各个国营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仍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它们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国营企业的这种相对独立性，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一种经济关系，表明国营企业之间还存在“你我界限”。这里，虽然没有不同的所有者，但仍然要象不同所有者那样来建立它们在系或相互关系，而跟未来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有所不同。要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展，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的时侯，如果取消了国营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性那就不利于它们各自独立地向社会负责，不利于更好地调动它们在生产、经营上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从而也就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既然还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那末，它们的产品和生产这些产品的劳动也就不能不带有某些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

社会主义的劳动产品，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具有直接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不同程度地带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这就是社会主义产品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和矛盾的特殊性。在社会主义产品的这种二重性中，直接社会性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这是社会主义产品同共产主义产品相通的地方；私人性则体现着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表明它和私有经济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社会主义社会，产品既然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那末，一方要取得另一方的产品，就不能采取无偿的由社会直接分配的方式，而只能通过产品转化为商品，实行等价交换来解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制度。

社会主义产品既具有直接社会性，同时又说它是商品，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一种熟的公有制。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4。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不能可做到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而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本身也还带有私有制的某些传统或痕迹。这样，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产品开始具有直接社会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还不完全成熟，使社会产品仍然具有一定的私人性，还要转化为商品。产品具有直接社会性，同时它又是商品这一独特现象就这样发生了。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否认它是私有经济的遗物。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无疑作出过许多科学解释，但是他也认为：这种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5。可是，历史没有按照这个结论发展。苏联正是在所谓“特种的商品生产”的土壤上，大量滋生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并且最终导致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毛主席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商品制度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6在所有制变更了的条件下，商品不再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而是当作国家和集体的产品来进行交换了。它的特点是：第一，它主要体现工农两大劳动阶级之间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第二，它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指导下、直接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进行的：第三，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商品的范围已大为缩小，劳动力已不是商品，土地、矿藏等天然资源也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同一所有制范围内的交换，同历来的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比较，也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只要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作为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一般特征也就仍然存在。这些特征主要是：第一，作为商品，就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并且不可避免地存在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生产商品的劳动基本上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集体劳动，具有直接社会劳动的性质，但是也还存在私人劳动的传统或痕迹。第二，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商品的价值仍然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生产商品的不同社会主义企业，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就能获得较多的收入；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甚至亏损。第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仍然存在。商品的价值就要用货币来表现，即表现为价格。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仍然会有背离。由于不同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情况不同，有的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有的大体相当于价值，有的则低于价值，这样就会进一步使不同商品的生产者耗费等量劳动而获得不等量的收入。以上这些情况表明，只要产品作为商品，社会生产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那末，商品生产所固有的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依然存在。

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制度以及同它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价格、价值规律这些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存在，是有其客观必然性的。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下，它能够被用来为巩固工农联盟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因此，企图过早地取消它，或者不去用心地研究它，驾驭它，是不正确的。但是，商品经济毕竟是资本主义的旧土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只要社会产品还带有私人产品的传统或痕迹，只要存在着商品制度，就要计算产值，计算利润。这样，就存在着滋生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肥沃土壤。一小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想利用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就会趁机捞一把，掌握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使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因此，对于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否则，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说法，不仅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必然要被修正主义者加以利用。苏修叛徒集团就全盘地接过了并“发展”了这种观点，以竭力鼓吹他们那里的商品生产“没有一个原子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可能成为发展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不可能引向个人发财致富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不可能变为资本主义生产”。他们这样说，无非是为了麻痹和欺骗苏联人民，从而放手地扩大商品货币关系，掩盖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事实。

如何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是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限制，还是加以强化、扩大？这是一个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大问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拼命鼓吹“四大自由”、“三自一包”，推行“利润挂帅”，扩大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企图使社会主义生产蜕变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经济领域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总是表现为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无产阶级要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防止它的破坏作用；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种限制，就是前进。如果不加限制，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前进，共产主义因素就不能发展。只有对商品制度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并创造条件逐步消除私人产品的痕迹，使社会生产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使社会产品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会产品，只有在那时，商品和商品生产才会最后消亡，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才会最后被铲除干净。

第二节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和它的主导方面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品既已开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同时又仍有一定的私人性，还是商品。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反映到生产过程中来，使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同时是商品生产过程，所以作为商品生产过程的二重性就依然存在。这就是：一方面，它是劳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者的劳动作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还创造出新的价值。

商品生产过程就是这种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的二重性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研究这些特点，对于进一步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是重要的。

劳动过程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就生产的各个简单要素发挥作用的角度来加以考察，无非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运用各种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而生产出各种预期的产品的过程，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但是，任何劳动过程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进行的。因此，任何劳动过程就不仅反映着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而且也必然反映着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就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有很大区别。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是资本家消费工人劳动力的过程，它的特点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劳动产品属于资本家所有。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雇佣劳动，是奴役劳动，是为剥削者做苦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因而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就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特点。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了劳动阶级本身的利益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它的特点就是：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以主人的地位自觉地从事有组织、有计划的劳动，劳动产品全部归劳动阶级自己支配，用来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是不受剥削的、有计划的劳动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已经具有直接社会劳动的因素。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除了劳动阶级以外，还存在剥削阶级。原来的那些剥削者，在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他们也得劳动。对于剥削者，他们的劳动总是带有强制性的。当然，劳动者对剥削者进行的这种强制，同剥削者对劳动者的强制，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过去剥削者强制劳动者劳动，是为了剥削劳动者。现在劳动者强制剥削者劳动，是为了使他们在劳动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对剥削者的改造过程，是有着社会的阶级内容的。

社会主义的劳动过程，从劳动人民这一方面来看，也还带有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社会分工，需要经过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才能逐步地消灭。在社会主义时期，虽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摆脱了剥削，但是劳动还没有在全体劳动者中间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还是为自己和他的家庭进行的。劳动性质上的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或痕迹，只有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才能最后消除干净。

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的这些特点，也要反映到价值创造过程中来。

只要是一件商品，它就体现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价值反映的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价值反映的社会关系不同，价值的形成也不同。

在简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或手工业者用属于他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劳动产品和物化在这些产品中的劳动所形成的价值自然也归他自己所有。商品出售以后，他收回了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时又实现了他的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这部分新价值，一般说，刚好用来补偿他为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生产过程就能够在简单再生产的规模上继续进行。马克思把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价值形成过程，叫做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经营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通过商品的生产和出售，资本家收回了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时，工人的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不仅补偿了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而且还有剩余。这个剩余的部分，就是被资本家剥削去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这些价值形成过程叫做价值增殖过桯。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范畴，反映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的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了新价值。生产者创造的这部分新价值，是否应该完全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呢？不能。为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为着满足劳动人民各种共同的需要，社会必须掌握各种社会基金。这些社会基金只能来源于生产者新创造的价值。如果新创造的价值完全归生产者个人所有，那末，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劳动人民的各种共同的需要也将无法得到满足。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新创造的价值必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归生产者自己支配，用来满足生活的各种需要。另一部分作为各种社会基金，即社会纯收入，归社会统一支配，用来进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满足全体劳动人民各种共同的需要。

这种情况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者的劳动事实上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可以称做形成社会基金的劳动，另一部分可以称做形成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的劳动。

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创造的新价值区分为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基金，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创造的新价值区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和剩余价值的区分反映着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在那里，工人的劳动力是商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不管工人新创造的价值有多大，归工人自己的那一部分总只相当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其余的部分，即剩余价值那一部分，不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且又反过来成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者的一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交给社会支配，形成社会基金，但他作为社会的一员，也分享他和其他劳动者共同提供的那些社会基金所带来的福利。生产者创造的全部价值都是直接或间接用来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生产者个人消费基金和社会基金的划分，是由劳动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统筹兼顾的需要来调节的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形成过程，既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中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它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有的一种价值创造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就是这种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那末，在这种二重性中，矛盾的主导方面究竞是什么呢？

一种社会生产的矛盾的主导方面，体现着这种社会生产的客观目的，反映这种社会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它不是由人们自己选择，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归哪个阶级所有，社会生产就不能不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过程也提供使用价值，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在这里。资本家开工厂，是为了通过价值增殖过程剥削工人，攫取利润。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7；“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动机和目的”8。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生产必须为保证满足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服务。人民的需要，不论是他们的共同的需要或个人的需要，长远的需要或当前的需要，都必须凭借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有计划地为满足劳动人民各种需要而进行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是社会主义生产的主导方面，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中最本质的关系。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决不能以产值大小和赢利多少为转移，而应以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为依据。凡是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扩大生产，那怕是暂时亏本的也要生产。相反，凡是劳动人民不那么迫切需要的，即使产值大，赢利高，也不应任意扩大生产。社会主义企业之所以要核算劳动耗费，计算盈亏，是为了减少生产耗费，使它不仅能从价值上得到补偿，而且能提供日益增多的社会基金，以便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增加社会产品的供应。归根到底，价值创造过程从属于劳动过程，目的仍然是创造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以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列宁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为全体劳动者而不是为一小撮富人造福。”9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那末，这个需要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

它首先包括有关改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恩格斯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0。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将“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11。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不仅将保证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而且将保证劳动者逐步摆脱几千年来旧的社会分工的束缚，全面地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为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服务。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需要，还包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国防方面的需要。满足这一需要，是满足改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前提。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如果不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巩固自己的国防，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国内外反动派和剥削阶级就会卷土重来，那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谈不上改善物质文化生活，就不免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同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清楚地懂得：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12因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中还包括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方面的需要。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上述需要，特别是那些体现着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需要，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作统一的安排。因此，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可以说是为了保证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概括起来，社会主义生产，就是要为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国防、支援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服务。归根到底，是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生产的这一目的，是由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由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不是主观任意的东西。

毛主席早在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13。毛主席在论述以社会主义公营经济为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时指出，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14。

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以后，毛主席又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毛主席提出的上述原则和方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蓬勃发展，不但保障了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且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支援了世界革命事业。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遵照这个目的去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反过来又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进一步扩大，使资产阶级法权进步受到限制。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同时又是商品生产，这就必然要实行等价交换，要计算成本和利润。布哈林在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利润时曾说：“在无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下，生产是为抵销社会需要进行的生产。”列宁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利润也是满足‘社会’需要的。应该说：在这种条件下，剩余产品不归私有者阶级，而归全体劳动者，而且只归他们。”15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是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那部分价值的转化形态。讲求利润，从根本上说来，是实现这一部分价值，这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但是利润毕竟是同价值相联系的范畴。当各类产品的价值转化为计划价格时，计划价格常常和价值相背离，而且，不同产品的计划价格同价值背离的情况又往往不一样。因此，用同样多的劳动耗费，生产不同的产品，就会得到不同的利润。可是产品利润率的高低并不反映社会对这些产品需要的程度。利润率高的产品，不一定是社会所急需的，同样，利润率低的产品也并不说明是社会所不急需的。如果片面追求利润，就会使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尖锐起来，就会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从而走上利润挂帅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道路。

正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还同商品制度联系在一起，这就给利润挂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不对商品制度加以限制，听任利润挂帅泛滥，就会最终改变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在苏联，它的生产目的已经根本改变了。追逐利润已成了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生产目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已经取代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掩盖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本质，故意把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混为一谈，说成都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并且把价值增殖作为主导方面突出地加以宣扬，他们说什么“企业财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是利润和赢利率”，并且号召“为争取提高利润而斗争”。但是这样一来，他们拼命掠夺苏联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反动面目也就暴露了。

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干着资本主义勾当的苏修叛徒集团，为着欺骗群众，还从另一个方面拼命歪曲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大肆宣扬什么“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现代修正主义者如此起劲地用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偷换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为了用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之类的“仙山琼阁”蒙蔽群众，使人们忘记阶级斗争，忘记革命，忘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根本目的，以便这一伙叛徒放手搞资本主义复辟。今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早已蜕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主人早已不是劳动人民，而是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谓“一切为了人”，就是一切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他们真正“发财”了，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了，而苏联广大的劳动人民则重新陷入了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深渊。

抓革命，促生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大大发展社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总产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当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剥夺资本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自己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6。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也指出：“只有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苏维埃俄国才能取得胜利。”17

那末，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呢？

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发展生产仅仅归结为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的改进，妄图根本否定生产力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面才能得到保护和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根本歪曲了人类社会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生产，需要采用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生产工具，这一方面无疑是重要的，但决不是首要的条件。毛主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18毛主席还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19。如果丢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丢开那些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来谈发展技术；脱离阶级斗争，来谈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那就是极其错误的。科学技术、生产工具虽然很重要，但它们要由劳动者创造，并且由劳动者掌握使用，才能变成现实的生产力。尽管生产的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始的，但是这种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由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但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又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推动的。特别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以后，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钢的年产量除东北以外只有十几万吨，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才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是否还需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继续调整和变革呢？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硬说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的问题了。他们胡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了；用不着去继续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要埋头发展生产力就可以了。邓小平更加露骨地说，“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的这些奇谈怪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邓小平表示“悔过自新”、“永不翻案”。可是一旦当他重新工作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以后，就带头大刮右倾翻案风。“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20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明目张胆地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资产阶级。它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的这一套“唯生产力论”，是托洛茨基、布哈林、沃兹涅先斯基之流在苏联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翻版。一九二〇年前后，托洛获基利用苏联人民希望恢复国民经济的迫切心情，提出什么“一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要造成所谓“生产气氛”，并攻击列宁说：“我们所关心的是提高生产，而你们所关心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只是“从政治上”看问题。布哈林则打着“缓冲派”的幌子，胡说什么：“政治因素也好，经济因素也好，都不能丢掉”，“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用折衷主义冒充辫证法。当时，列宁对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还尖锐地指出，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错误“假如不认识，不改正，那就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21。一九三一年，苏联农业集体化刚开始取得胜利，沃兹涅先斯基又跳了出来，发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说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过渡时期整个英勇顽强斗争的内容”，是解决“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主要任务就是“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沃兹涅先斯基所鼓吹的，正是理论上修饰过的“唯生产力论”，是列宁早已痛加驳斥过的修正主义谬论，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也还有继续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生产力的发展，也仍然要靠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和用革命去推动。这是因为：

首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基本上是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只有适时地调整生产关系的那些不完善方面，才能更好地保护和推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由于生产力在继续发展，生产关系也会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当着生产关系的某些部分已经变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也需要适时地加以变革，使它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完全是无稽之谈，其目的是妄图转移视线，诱使人们只埋头生产，不抬头看路，丢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便他们放手复辟资本主义在阶级社会内，生产关系归根到底就是阶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使生产力不断地得到发展，必须善于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适时地调整或变革已经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那部分生产关系；而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也就是增强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限制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因而也就是调整或变革阶级关系，即经过一系列步骤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

“一切经济斗争都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22。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必然要激起一切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的反抗和破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23。“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24无产阶级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否则，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既不可能自行巩固，也不可能自行调整或变革，生产力也就不能迅速发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5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开展政治、思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不断调动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更大发展。这已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明，也为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所证明，尤其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新的跃进局面，1970 年已胜利地完成了 1966 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70 年同 1965 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73.7%，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1.4%。

上海工具厂“三起两落”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这个厂原是官僚资本开办的一个纺织机械零件修配厂。解放以后，国家接管时只有二十多个工人，二十多台破旧设备。1950年经过改组扩建，专门担负成批生产机械工业需要的常用刀具的任务。从官僚资本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工人，怀着强烈的翻身感，以当家作主的姿态进行劳动，1954 年的劳动生产率比 1950 年增长了七倍半，并且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生产刀具、工具的路子，掀起了这个厂的历史上第一次的生产高潮。但是，就在这个时侯，刮来了一股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歪风，大搞等级森严的“一长制”，大搞“物质刺激”，大搞“管、卡、压”的所谓“正规化的管理制度”。结果，把企业弄得死气沉沉，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1956 年的劳动生产率比 1953 年还要低 30%，出现了这个厂自从解放以来的第一次低潮。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的革命浪潮中，这个厂的广大工人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破修正主义的那一套清规戒律，提出“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的响亮口号。结果，技术革新不断涌现，生产大幅度上升，1960 年产量比 1957 年增长了七倍掀起了这个厂的又一次生产高潮。但是，到 1961 年，又刮起了一股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歪风。在这股歪风影响下，这个厂里除了计件工资制因受到群众强烈反对没有恢复以外，其他各种修正主义条条框框又复辟了，单是规章制度就搞了七十二本，共三千多条。结果，1962 年到 1964 年三年的生产总和，还抵不上 1960 年一年的水平，生产的大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出现了第二次低潮。无产阶级文化大苹命中，工人群众从修正主义路线的压制下又冲杀了出来，再一次从精神上得到了解放，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1970 年，这个厂实现了“每人万把刀”的战斗目标。这一年的总产量比 1965 年增加了近两倍，品种增加了一倍多，掀起了第三次生产高潮。

实践证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变革过时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后，而不是在变革以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就是社会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26正是这个火车头带动了历史的列车滚滚向前，带动了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始终是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抓革命、促生产的历史。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始终存在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手里的问题，始终存在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始终存在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因此，一个社会主义企业要发展生产，就必须用无产阶级政治去统帅生产。如果象国内外现代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就会迷失方向，走错道路，就不可能调动广大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走苏联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老路。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唯生产力论”，总是抹煞生产关系的阶级性质，进而抹煞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妄图达到否定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的反动目的。这种论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基础，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效劳的一种谬论。我们要同这种论调划清界限，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个方针行之有效，必须坚持。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明确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和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这样两个问题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了。

所谓基本经济规律，总是包括社会生产的目的和达到这目的的手段这样两个方面。它决定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这四个构成社会经济生活整体的主要环节，决定着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通过抓革命来推动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因此，概括起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就包含这样的主要内容：及时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提高技术水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内容。

就生产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怎样布局，都要服从这一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制订计划时，就是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安排生产的品种、数量和生产的布局，使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加强战备、巩固国防，有利于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交换同样也首先要服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决定外销和内销的比例、军用和民用的比例、供应农村和供应城市的比例，以及各类商品的销售价格的时候，不是首先考虑能卖得多少钱，有多少赢利，而必须是首先考虑怎样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工农联盟的巩固，有利于保证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国防的巩固，有利于促进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有利于对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援，等等。

就分配来看，不论是国民收入的分配或者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也都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社会主义国家在决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决定工资水平的时候，对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都必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全面地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同样的，在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问题的时候，无论是组织社会集团消费或者是个人消费，都要服从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还要有利于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利于发扬无产阶级的新风尚，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总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之间最本质的联系，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可以使我们在工作中增强自觉性，克服盲目性，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阔步前进。

第三节 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

生产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个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同生产发展的速度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防的巩固，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以及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支援，都要求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取得胜利的那些国家，往往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这就使得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显得更加迫切。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毛主席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27

所以，社会主义生产的高速度发展不仅是一种愿望，而且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以后的一种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社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第一，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制度把劳动群众中间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创造才能，摧残、压制和窒息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劳动群众已不再为地主、资本家做苦工，而是为自己的阶级劳动了，劳动成了光荣豪迈的事情。所有这些，都为劳动群众充分发挥自己的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了条件。

第二，“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28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堵塞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因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必然出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计划地、合理地利用设备和天然资源，有计划地、合理地培养和使用劳动力，使劳动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因而就使得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可以大大地超过资本主义第三，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旧社会的剥削制度，原来在社会生产中必然要被地主、资本家用于寄生性消费的那一部分财富，如今可以用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因而为生产的扩大和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解放以前我国农民每年交给地主的地租，大约有六百亿斤粮食。

解放以后这部分社会产品就可以用来发展集体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了。工商业的情况也是这样。

第四，社会主义制度为技术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力图采用新技术，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只有在这个限度内，他才对发展新技术感兴趣。资本主义制度下容纳新技术的范围比社会主义制度下要狭窄得多。当某项新技术不能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时，就不会被采用。同时，资本家都把自己企业里所业已实现的技术革新当作“营业秘密”垄断起来，资产阶级国家则用“专利权等形式使资本家对新技术的这种垄断得到法律的保障，从而人为地阻碍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技术的采用，是为了节省生产中的劳动消耗，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减轻劳动群众的劳动强度和改善劳动条件。因而，技术的发展就成为劳动群众的自觉要求，并且使技术革新打破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局限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在生产方法和技术革新方面的先进经验，都是劳动人民的财富，不应有什么“营业秘密”和“专利权”。这些先进经验经过总结和推广，可以迅速地在其他企业中得到运用。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发展的速度第五，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增长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生产增长了，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社会文化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支援世界革命的规模就会相应扩大，劳动群众的消费水平也会逐步提高，永远不会有资本主义条件下那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因此，当资本主义世界遭受经济危机的袭击，生产急剧下降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欣欣向荣地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保证了生产力中人和物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高速度的，又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形上升的。在现实生活中，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发展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这是前进中的波浪。它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停滞、倒退和生产增长相交错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是，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首先需要有一条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路线正确了，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社会生产高速度发展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路线错了，或者正确路线受到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社会生产的发展就必然要受到阻碍和破坏毛主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我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又为我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马克思主义路线。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把多快和好省统一起来。“多”是对产品数量的要求，“快”是对时间的要求，“好”是对质量的要求，“省”是对节约劳动耗费的要求。多快好省这几个方面，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只好省，不多快，只有那么一点点，慢得要死，固然不好；只多快，不好省，质量差，费用大，占用资金多，也不行，因为从长期看，从全局看，其结果决不可能是多快，而只能是少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正确地反映了全国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革命意志。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强调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了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29。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批判英雄刨造历史的谬论，一贯主张劳动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毛主席极其概括地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0“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31毛主席还一再教导我们，夺取政权要依靠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也要依靠群众。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点。党内资产阶级，无论是刘少奇、林彪，还是邓小平，他们都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们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人民群众极尽诬蔑之能事。林彪无耻地自吹他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拼命贩卖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谬论。邓小平则竭力散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并且千方百计地扶持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把“有水平，有知识”的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专无产阶级的政。这就充分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是人民群众的死敌。古往今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只有充分相信群众，依韋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才能胜利地开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讲的是人的精神状态、主观能动性，是要求正确处理和调整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这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条件。

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发挥出来。总路线十分重视群众的革命干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要求充分调动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于部、革命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敢想、敢说、敢做，力争去办好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办得到的事情。实现多快好省，避免少慢差费，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畏首畏尾，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种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是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怎样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上，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把物质刺激、把“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资产阶级思想，看作万世不易的真理。他们那种肮脏透顶的资产阶级灵魂，是同工人、贫下中农为革命做工、为革命种田的崇高思想完全对立的。他们鼓吹物质刺激，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来毒害群众，以实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根本办法是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明确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32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必将激发出巨大的革命干劲，并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在制定总路线的过程中，毛主席还提出了一整套执行总路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对于组织广大群众和干部去战胜困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毛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加速建设内地工业，实行工业、农业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大、中、小并举等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的关系，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这些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支援，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尽量避免和克服各种片面性，以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我国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空前高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的社会主义竞赛热潮，一浪髙过一浪。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大跃进局面。

毛主席在阐发大跃进的含义时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33

大跃进体现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志气和光荣传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有过这样的指示： “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34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毛主席又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35这条路线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针锋相对的。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吃足了经济不能独立的苦头。旧中国不仅重工业部门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轻工业也异常落后。长时期来，许多日用工业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称为“洋货”。火柴称为“洋火”，煤油称为“洋油”，元钉称为“洋钉”，机织布称为“洋布”，销售日用工业品的商店称做“洋货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我国农业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正在实现机械化。轻工业产品花色品种日益丰富多彩。我国自己的机械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和电子工业都先后建立和发展了起来，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个基础上，我国试制成功了原子弹和氢弹。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并可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我国第一个试验成功人工合成胰岛素，为探索生命的起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国第一个试制成功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我国胜利地研制成功了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在探索热核反应的和平利用方面跨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我国出色地打成了六千多米的超深井，标志着我国石油钻井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曲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凯歌，歌颂着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辉煌胜利。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铁一般的事实粉碎了林彪、邓小平之流所散布的“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和“今不如昔”的无耻诽谤，用铁一般的事实向全世界证明：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固然做得到；西方资产阶级做不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也能够做得到。

社会主义生产较之资本主义生产有较高的发展速度，是一个客观事实。从 1949 年到 1973 年的短短二十四年中，我国农业总产值增长了一点八倍，轻工业产值增长了十二点八倍，重工业产值增长了五十九倍。

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就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十九世纪后半期来说，也从来没有达到过象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这种高速度；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以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就更缓慢了。

我国钢的年产量从十五万八千吨（1949 年）增加到二千一百万吨（1971 年），只花了二十二年。而美国走完这个增长过程花了三十三年，英国花了八十六年，德国花了四十六年，日本花了五十年。

再以生产发展较快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例，它的工业生产在 1871 年到 1900 年近三十年的期间内，大约增加了三点九倍，但是在 1901 年到 1929 年期间，只增加了二点七倍；在 1930 年到 1959 年期间，仅仅增加了一点七倍。在 1964 年到 1974 年的十年里，美国工业增长 53%，苏联工业增长 1.2 倍，日本工业增长 1.6 倍，西德工业增长60%，而在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却增长了 1.9 倍。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在某一时期也有出现发展较快的现象，但这都是昙花一现，不可能持久的 36。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自满了。我国原来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现在，我国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已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国人民正在用实际行动实现着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7

第四章 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劳动的分配

第一节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作用

同商品制度相联系的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

组织社会生产，要消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资料是物化了的劳动，劳动力在生产中的作用是提供活劳动。综合起来，都是社会劳动。要组织社会生产，就有一个社会劳动的分配问题。社会劳动有多少放在农业上面，有多少放在工业上面，有多少放在其它事业上面，在任何社会都有一定的比例，由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决定，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这种比例关系如何建立，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要依所有制的不同而不同。那末，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这种比例关系是怎样建立的呢？社会劳动是按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分配的呢？

历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乎都是这样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社会经济都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也就是说，社会劳动的分配都是有计划按比倒地进行的，似乎没有任何矛盾。有的教科书还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决不会出现社会劳动分配的“自发性和自流性”的现象。在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劳动的分配似乎只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起作用；并且人们都成了“先知先觉者”，对于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根本不需要一个认识过程。

难道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劳动的分配，真是那么一帆风顺、没有矛盾吗？

所有制的伟大变革，使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开始具有了直接的社会性，出现了人们能够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生产开始摆脱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了。这时，出现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经济规律（简称计划规律）。这个规律调节着社会劳动的分配。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的发生作用，是同商品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实行商品制度，这就表明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劳动的分配，一方面已经开始受到计划规律调节，另一方面还不可避免地要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38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分配虽有计划作指导，但是还会出现社会劳动的实际投放同客观要求的比例关系不相符合，以致有些商品供不应求，购买者千方百计，东奔西走，还不能买到，另一些商品则供过于求，形成积压，甚至不得不削价处理，以至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这种情况不是每日每时都存在吗？在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中，出现这一类的情况，意味着价值规律有可能取代计划规律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作用，如果不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那就会重新出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人们就有可能受物的支配，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违背客观比例关系，不按照实际需要去进行社会劳动的分配。所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分配过程，是一个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交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要比那种形而上学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在劳动分配的过程中，只看到人们有可能自觉利用计划规律调节社会劳动这一方面，看不到还有价值规律影响社会劳动的计划分配这另一方面，那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劳动的分配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以后，下面我们首先侧重来分析一下计划规律的调节作用。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猛烈地震撼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恩格斯曾经预见到：“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39随着垄断组织发展，也出现了某些计划调节的趋向。列宁就曾经分析过“资本大王们”建立了托拉斯，在它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有计划地调节生产的情况；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有所谓全国性的经济计划。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新阶段表明，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劳动，已经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整个社会生产不可能实行计划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全面的计划性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恶性发展，在一个大的垄断组织中计划性虽然有了加强，但是，它们仍然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归根到底要受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原则的支配，整个社会生产仍然不能不处在盲目的竞争状态中。尽管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经济计划，并不能做到整个社会生产计划化，更不能改变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过去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今天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都有一些计划，但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计划。这种所谓计划，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罢了。

为了掩饰垄断资本主义的罪恶，垄断资产阶级和新老修正主义者，一再抓住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出现的某些生产计划性的现象，硬说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则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为推翻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这种谬论列宁早就批判过了。列宁指出：“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是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不容延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40列宁作了上述批判以来，几十年过去了。这几十年中，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从一九七三年年底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爆发了一场自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猛烈下降，整个国民经济一片混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计划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面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的谎话彻底破产了。

当代，最容易欺骗人的莫过于苏修的所谓计划经济了。从表面上看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经济比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更具有计划性：国家垄断着一切生产部门，都有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但是，由于苏修的计划是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计划，是以追求利润作为生产目的的计划，因而必然乞灵于利润挂帅（即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经济生活，这就在本质上同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一样了。为了争夺利润和奖金，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样，纸面上的经济计划，实际上又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摧毁，使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泥淖之中。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危机四伏，一片混乱。

苏修在二十四大提出了一个蛊惠人心的所谓“提高人民福利的宏伟纲领”，并为此制定了第九个五年（1971～1975）计划。苏修宣布在“九五”计划期间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改变”，要保证消费品工业超过生产资料工业的增长速度。五年已经过去，结果怎样呢？整个“九五”计划的一系列主要指标都没有完成而宣告破产，比例关系因垄断竞争而变得更加失调。消费品生产不仅没有如“九五”计划所预告的那样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反而由于加紧扩军备战而使差距更加扩大了。所谓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改变”完全落了空，而“提高人民福利的宏伟纲领”不过是一个骗局。它给苏联人民带来的只是一个难以充饥的画饼。

随着苏修国内危机的日益加剧，苏修的所谓计划经济的垄断资本主义本质，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识破。一个时期以来，国外陆续有一些研究苏联资本主义复辟过程的人士分别剖析了苏联所谓计划经济的实质。法国学者夏尔·贝特兰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了《再论过渡社会》一文，指出：“把‘计划’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只会帮助资产阶级（特别是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计划’的幌子下，行使其统治权，并以‘计划’为名，剥夺被剥削阶级的一切发言权，进一步强化对广大群众的剥削。”美国一九七四年十月出版的《红色文件》第七期发表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长篇论文，指出：“今日的苏联经济的这种“计划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比起纯粹的市场竞争来，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事实上，苏联经济和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经济倒要更加相似得多。” “由于苏联是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的影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制订统一的国家计划而得到改善。制订这种计划是为了使各种工业的需要得到平衡，保证每种工业获得‘公平’的利润。但这一计划不能解决这一制度的矛盾，而事实上，这些矛盾必然在制订计划时表现为恶劣的内部斗争。结果，计划本身就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经济生活。”苏修计划经济表明，这种官僚垄断的计划，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的体现。

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虽然已提到日程上来，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才作为一个规律出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无法克服的各生产部门之间、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对立，使生产具有直接的社会性，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统一组织全社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地发展。恩格斯早就预见到：“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41

这样，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作为一个崭新的经济规律开始发生作用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代替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规律，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开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是人统治物，而是物统治人，劳动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资本家也无法摆脱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客观经济规律的盲目支配。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人民开始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调节，表现为按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意志组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需要，按照国民经济各部门客观的比例关系，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这是对价值规律全面调节社会劳动分配作用的扬弃，也是对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否定。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已经能够逐步地正确认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且正在学会根据这个规律制订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计划，经过有组织的活动，来实现人们预期的结果。毛主席高度评价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运用这个规律进行改造世界的自觉活动。毛主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42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仅仅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中国的面貌就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已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民经济的主要几种比例关系

那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怎样调节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呢？要了解这一点，首先就需要知道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究竟客观上有哪些比例关系？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

只有首先明白这些客观的比例关系，才能正确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调节社会生产。

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虽然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是它们之间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四个环节中，生产是决定性的一环。在生产领域中，农业和工业又是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因此，农业和工业、农业内部、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三种十分重要的比例关系。这三个方面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必将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是互为条件的。工业部门的职工需要农业提供粮食和各种副食品，轻工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料，而不论轻工业或重工业都要以农业部门作为它们产品的重要市场。反过来，农村人口需要工业提供日用工业品，农业生产需要工业提供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电力等等生产资料，而农业部门的产品除了自给性的那一部分以外，都需要以工业和城市人口为市场。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这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由于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又是工人和农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所以，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劳动在工农业之间的按比例分配，使它们相互促进，就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下一章还要专门论述。

农业内部的比例，包括农业（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之间的比例，以及种植业内部的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各个分业部门之间的比例。

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粮食生产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广积粮”。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粮食生产搞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农业生产本身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由于粮食生产具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所以在处理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的时候，必须坚持以粮为纲。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都不能脱离粮食这个纲。

粮食生产在整个农业中占着决定的地位，要处理好农业内部的关系，任何时候都必须首先抓好粮食生产。但是，粮食生产是不能孤立地发展的。在农业生产中，农业、林业、畜牧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发展林业和畜牧业的必要条件，但林业和畜牧业又反过来影响农业。树木和森林可以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和发展牧场，开辟饲料、肥料、燃料来源，是农牧业生产的重要保障。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的发展，可以为农、林业（主要是农业）提供有机肥料，反过来促进农、林业的发展。毛主席早就指出：“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43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阐明了农、林、牧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农、林、牧三结合是正确处理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发展农村副业和发展渔业，使之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城乡人民生活服务和为出口服务，是向生产的广度进军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增加农村集体经济资金积累，促进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具有一定的作用。

至于农业内部除了粮食以外其他各个分业部门，如棉花、油料作物、麻、丝、茶叶、糖料作物、蔬菜、烟叶、水果、药材以及其他杂项作物，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同粮食生产有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主席关于“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反映了农业中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是正确处理农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指针。

农业内部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客观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粮食生产的发展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前提条件，多种经营的发展又能在肥料、资金等方面促进粮食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求在以粮为纲的前提下，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对农、林、牧、副、渔和粮、棉、油、麻、丝、茶等等的生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使它们相互促进，全面发展。

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比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但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也有一个纲，这个纲就是钢。因为有钢就有机器，有机器就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工业。工业以钢为纲，反映了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主导方面。工业各部门的发展，都要以钢铁工业的发展为基础。

要搞好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除了必须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以外，还必须注意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比例关系。

第一，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轻、重工业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依赖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防止忽视轻工业的偏向。毛主席制定的轻、重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科学地反映了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保持轻、重工业按比例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第二，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例如，冶金工业和机械制造工业之间，化工原料和化工制品工业之间等等，都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原料工业没有加工工业同它配合，产品就没有去路。加工工业没有相应的原料工业同它配合，原料就没有来源。这两者之间虽然谁也离不开谁，但在一般情况下，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原料工业。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加工工业如果得不到充足的原料供应，设备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因此，对于立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发展原料工业，特别是发展在原料工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采掘工业，大打矿山之仗，注意保持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

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上述关系，对于同一工业部门内的各个分业部门，也是同样适用的。如钢铁工业就整个来说是一个原料工业部门，它为机器制造业、建筑工业等部门提供原料。

但在钢铁工业内部，采矿、冶炼、轧钢这三个分业部门之间，采矿又是钢铁工业的原料来源，因此要以釆矿为基础，建立三者之间适当的比例关系。

第三，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国防工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拳头，是对付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援助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必不可少的一个工业部门

但是，国防工业的发展要以基础工业的发展为前提。恩格斯指出：“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44。没有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仪表工业等基础工业的发展，国防工业是上不去的。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脱离基础工业，孤立地发展国防工业，必然破坏国民经济。

林彪一伙鼓吹“军事工业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并竭力反对军用产品和民用产品的结合，其罪恶目的就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为他们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我们只有按照毛主席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的理论，在加速经济建设的基础上来发展国防建设，把国防工业的发展，紧密地同基础工业的发展相联系，保持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平衡，才能使国防工业和整个工业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

第四，各个工业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如机器制造工业内部主机和辅机、整机和配件的比例关系，纺织工业内部纺、织染的比例关系，等等。这些比例关系的保持，从理论上讲是很容易明白的。但是在实践上，由于重主机、轻辅机，重整机轻配件那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的错误思想的影响，也会使主机和辅机、整机和配件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为了在工业内部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需要在生产计划上作出妥善的安排，同时必须不断对那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的思想进行批判。

农业内部、工业内部以及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国民经济中极其重要的比例关系，是整个国民经济平衡的基础。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还有不少重要的比例关系。

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比例关系就是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马克思把运输业列为采掘工业、加工工业和农业之后的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社会化的大生产，必须保证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及时得到原料、材料、燃料的供应，并及时将产品从生产地运往消费地。有计划的生产，需要有计划的运输来紧密配合。交通运输业是“先行官”。采矿、建厂，首先就要准备好运输条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如果落后于工业生产的发展，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不能及时运到，产品不能及时运出，那就会极大地妨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文化教育建设和经济建设之间也有一定比例关系。文化教育是上层建筑，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适应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文化教育建设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必须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相适应，才能保证把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国民经济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才能保证人民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逐步提高，满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都是很重要的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如果安排得不恰当，也将妨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的问题，将在第十一章里加以分析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关系，即生产增长、文化教育发展和人口增长之间的比例关系物质资料有计划的生产，文化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计划的人口增长，即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有计划地进行劳动力再生产，有计划地安排人民生活、保护母亲和儿童健康，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没有计划生育，也就是没有计划地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这就会影响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所谓计划生育，不是单纯的节制生育，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在人口稠密、出生率高的地区，要提倡晚婚和节制生育。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则采取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总之，要使人口的增长同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相适应。

马尔萨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说成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45，目的是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马尔萨斯人口论总是把人看成一种消极因素，把人当作单纯的消费者。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因素。人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而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有计划的增长，总是比人口的有计划的增长更快。我国建国以来的二十五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中，人口尽管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却增长了一点四倍，棉花增长了四点七倍，轻工业品增长几倍、十几倍，重工业品增长幅度更大。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不仅在理论上早已被马克思主义驳倒，而且已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完全粉碎了。

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计划生育才开始有了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产象物的生产一样是无政府状态的。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掌握了社会的生产资料，处于社会主人地位以后，才开始有可能象对物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那样，也对人的生产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恩格斯说：“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46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因此，计划生育还不可能毫无困难，还会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抵制。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并在经济上、技术上采取适当措施，计划生育是可以逐步推广开来的。这是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一种表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不仅要求相互依赖的各个部门在生产上相互协调地发展，而且要求它在地区分布上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即要求有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是涉及到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社会劳动的节约，社会主义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的缩小，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以及巩固国防的大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分布，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自发地形成的。资本家经营企业，不论是开工厂、办农场筑铁路等等，都只服从于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需要，不可能有通盘的考虑和安排。资本主义社会自发形成的生产力布局，包含着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工业生产崎形发展，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公路、铁路、水上和空中航运等交通运输事业，在工业发达地区由于货运多、利润高，资本家竞相经营，运输力量往往过剩，结果是大家吃不饱，形成运输力量的浪费。而在工业不发达地区，由于货运少、利润少，资本家裹足不煎，交通运输又极其落后。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布局的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这些矛盾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加以解决。所以，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便面临着一个改造生产力布局的任务。这是恩格斯早就预见到了的。恩格斯指出，为着消除资本主义大工业畸形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社会主义社会将“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47。

社会主义社会按照什么原则来改造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呢？所谓生产力的合理布局究竟包含着哪些主要内容呢？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求使工业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对于一个国土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就要求使每一个较大的行政区或经济协作区都应形成比较独立的、各具特点的、不同水平的工业体系。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远途运输上所耗费的人力和物力，保证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当然，工业应接近原料产地和销售地区的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在其他有利因素足以抵销远距离运输的不利因素的条件下，使离开原料产地较远地方的冶炼工业和加工工业得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也是必要的。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求大工业尽可能平衡地分布到全国各地，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县、社、队工业，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农村经济和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生产力的这种合理布局的结果，将使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起许多新的小城市，使城乡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布局，要服从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国防需要，要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为此，就要避免工业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使各个地区都具有一定的现代工业生产包括军工生产的能力并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这样，当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我们就有许多可靠的大大小小的工业基地，有更广阔的回旋余地，做到坚不可摧，不论帝国主义从哪里来进攻，都将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在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有利于各民族团结的增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个民族的资产阶级，为着攫取最大隈度的利润，总是要限制被压迫民族地区工业的发展。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为着增强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就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促使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逐步缩小。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要服从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服从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需要。而改造生产力布局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那种工业畸形发展的状况，造成“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48。

旧中国的生产力分布极不合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形成这样种状况：仅有的一些现代工业都集中在沿海一些省市，而广大内地则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

解放初期，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73%。在重工业方面，以钢铁工业为例，大约有 80%的生产能力分布在沿海，而在资源非常丰富的内蒙古、西北、西南等地，几乎没有任何钢铁工业。在轻工业方面，以纺织工业为例，80%以上的纱锭和 90%以上的布机分布在沿海，而在广大的产棉区和内地，却很少有纺织工厂。

为着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关键问题就是要在广大的内地发展工业。这样，就发生了沿海工业（原有工业基地）和内地工业（新建工业基地）的关系。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阐明了正确处理的原则。

要改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原来那种不合理的状况，需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要把绝大部分新工厂建在内地，沿海的原有工业基地要通过迁厂、包建、支援人力、物力等各种途径支援内地工业的发展，使全国工业布局逐步平衡起来。这对于加强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普遍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我国的国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都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决不是说，对沿海工业可以采取消极态度。一般说来，沿海工业历史较久，能够从技术力量、设备、原料、产品设计等方面支援内地工业。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沿海工业，可以更好地支持内地工业的发展。建国二十多年来，在毛主席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的理论指导下，我国内地工业迅速发展，在内地各省新建的工业基地已经初具规模。同时，沿海各省市原有的工业基地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合理的发展。内地工业、沿海工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共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过程中加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少数民族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而且地下矿藏丰富，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十分需要的。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不到发展，不仅没有现代工业，就是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了。

“北煤南运”、“南粮北调”，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的一个沉重包袱。我国铁路运载量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是被耗费在这上头的。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北方各省粮食自给率大大提高。历来多灾缺粮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现在已经粮食自给有余，为扭转“南粮北调”作出了新贡献。南方各省煤矿的勘探和生产迅速发展，四川、云南、贵州、江苏、广东等省的煤产量都有很大的增长，从来不生产煤的西藏，也找到了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北煤南运”、“南粮北调”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

第二节 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往各个社会形态的联系时，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 49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同样有这种情况。在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方面，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用计划来调节生产，已出现了征兆，但是，它要到社会主义社会诞生以后，才作为一个规律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发展到具有充分的意义。同时，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未克服的遗物，例如价值规律在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还有影响。要懂得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社会劳动的分配，就要懂得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那末，什么是价值规律呢？价值规律是如何影响分配社会劳动过程的呢？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实行商品制度。这就是说，社会产品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有商品生产，就有价值规律。

“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50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二）商品的交换要根据等价的原则来进行。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后者以前者为基础，而前者又必须通过后者来贯彻。事实上，生产同类商品的各个企业所消耗的个别劳动时间是极不相同的，但是都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统一尺度进行交换。价值规律体现出来的这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情况，就是资产阶级法权。价值规律的这个基本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跟在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主要是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因而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式、范围和后果，则已经和资本主义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是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下进行的，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围绕着商品价值的转化形态生产价格而不断地上下波动，有时高于生产价格，有时又低于生产价格。商品价格的这种自发波动，支配着人们盲目地扩大或缩小生产。当价格高于生产价格时，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资本家眼见有大利可图，就争先恐后地把资本投往这些部门。反之，就把资本抽走。社会生产就是在这种盲目竞争的状态下发展的。这种情况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作为一种在人们背后起作用的异已力量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调节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调节者已经不是价值规律，而是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所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正如马克思预见的那样：“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51这是因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变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而不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仅仅为资本家生产利润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按照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根据一定时期的社会总劳动的情况，按照必要的比例，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并不依赖价值规律进行调节。所以，从基本的方面来说，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再是一种在人们背后发生作用的异己力量，已不再是社会生产的全面调节者了。但是价值规律仍然存在着，不过它已有可能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一种被人们驾驭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

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计划价格。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价格，不是在自由市场上随着供求关系变化而自发地涨跌的，而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从这一方面来看，计划价格体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作用。但是，决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以为计划价格可以随意决定，根本不必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了。决不是这样。计划价格的基础，不是别的，仍然是商品的价值。从整个社会来看，某些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必然有另一些商品的价格低于价值。这种价格同价值背离的现象，在计划价格体系中到处存在，这也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那末，价值规律是如何通过计划价格来影响社会劳动的分配呢？

首先，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制订的国民经济计划调节的。但是在商品制度下，任何国民经济计划，既通过实物形式（年产多少吨钢、多少吨煤……）表示出来，又通过价值形式（多少亿元投资、产值，多少亿元上缴利润……）表示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价值规律的作用已经体现在国民经济计划之中，影响着社会劳动的分配了。而且，在国家计划中，对一部分工业品特别是日用工业品，往往只按产品的大类规定生产数量，而不规定具体的品种、规格；或者，只给企业下达产值指标，而不规定产品的实物指标。同时，在特定条件下，国家还通过计划价格，自觉地利用价格和价值的背离，来影响这类产品的生产。

其次，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也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交售任务，都是由国家计划规定的。其他很多农副产品的生产，国家虽然不直接下达计划任务，但也通过商业部门同社、队签订采购合同的办法，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的生产，就整体来看，起决定作用即调节作用的，也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但是，国家也通过计划价格的作用促进计划的实现。例如，在一定的时期内，国家采取调整棉粮比价措施，以促进棉花的生产，促进棉花收购计划的实现。价值规律的这种作用，对集体企业生产的影响显得更大一些，这是由于集体企业是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它的积累水平和社员收入水平都取决于它本身的生产收入。至于集体经济生产中的那些同国计民生关系不很重要、不列入国家计划也不通过采购合同来衔接的零星的土特产品的生产，价格的高和收益的大小对它会起更大的作用：收益较高的产品比较容易发展，收益较低或亏本的产品比较难以发展。这就是价值规律对这类产品的生产发生的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总之，只要实行商品制度，不论是国营企业的生产还是集体企业的生产，价值规律都还是起作用的。但是，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整体来说，社会劳动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国家计划来调节的。所以，国家计划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第一位的东西，价值规律只是起影响作用的第二位的东西。

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一方面有它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它的消极作用。价值规律毕竟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它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

列宁指出：“某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交换的个别行为，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5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虽然可以被人们所认识，可以被人们自觉地加以运用，但是只要价值规律存在，它就会给社会主义企业带来这样的可能性：扩大价值规律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热衷于生产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不愿生产那些价格低于价值或者比较起来高于价值不多的产品，而不管这些产品是不是为国家和人民所需要。因此，对于价值规律可能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的危害，要加以限制。如果不加限制，就会冲击国家计划，不仅会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破坏作用，而且会使资产阶级经营作风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膨胀起来，加速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产生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限制还是扩大价值规律的这种消极作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联共（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沃兹涅先斯基在《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中，就曾大力主张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说什么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一种决定生产耗费、决定产品分配和产品交换的最起码的法则”。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也是拼命扩大价值规律的作用，鼓吹价值规律“万能论”。他们的特点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来谈什么“统一计划”，而这种计划的灵魂又是利润挂帅，即让价值规律全面调节社会生产。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中，就是在否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前提下，大谈其“必须加强国家的统一计划”的。此外，他还攻击无产阶级批判利润挂帅是“片面反对抓利润”，说什么“不是说利润挂帅嘛，在这个问题上挂点帅没关系，要不国家靠什么？”这就暴露了他主张让价值规律全面调节生产的阴险目的。这条路线就是苏修的路线。如果听任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泛滥，社会主义企业都搞利润挂帅，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那就必然冲击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恶性扩大，发展下去，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复辟。因此，反映在价值规律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正确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就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就会迷失方向。

第三节 自觉运用客观规律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

分配社会劳动过程是一个矛盾过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一定比例分配劳动，既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调节，又受价值规律的影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一个重大的特点。由于所有制变更了，社会生产已不是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由价值规律全面调节，因而出现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同时，又由于商品制度的存在，价值规律仍然存在，还要在分配社会劳动过程中发生一定影响，因而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曾经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53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时，社会质生产过程就开始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了。社会产品的“神秘的纱幕”开始被揭开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开始发生作用了。但是，这仅仅是开始。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还是划分为阶级的，还没有完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那种“自由结合的人”的境界。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结合，还同商品关系联系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还笼罩着“神秘的纱幕”。所谓价值规律，按它的本质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它的运动总是要或多或少地摆脱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的。这样，分配社会劳动的过程，就必然表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生作用的方向，有时是一致的。例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加速发展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以适应某些轻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原料的需要，而这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也可以保证给农业集体经济带来较多的收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计划的增产要求同农业集体经济方面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要求是一致的，增产计划一般说来也容易完成和超额完成。

但是，这两个规律作用的方向，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计划发展规律要求加速发展棉花的生产，但是棉粮的比价如果不合理，种棉花所能获得的收入偏低，那末就会影响到棉花生产计划的完成。这时，就要运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提高棉花价格，促进棉花的生产。当然，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条件下，又会出现某些经济作物的价格可以给集体经济带来较多的收入，另一些经济作物或粮食作物只能带来较少的收入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使某些人热衷于增加收入较多的农作物的生产，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计划对各种农作物不同程度地全面增产的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两个规律所发生的作用一致的时候，价值规律对国家计划的完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两个规律的作用不一致的时候，价值规律就会冲击国家计划的完成，起着消极的作用。

以上海市郊区 1974 年春播的早毛豆和早西红柿、秋播的青菜和菠菜为例：每亩产值在扣除生产成本后，早毛豆净收入为七十七点一元，早西红柿则为一百九十三点七元；秋青菜净收入三十六点七元秋菠菜则为一百四十八点五元。有些生产队为了多赚钞票，就不按照国家计划，而是看价种植，大幅度地砍掉早毛豆和秋青菜的播种面积，同时却大幅度地增加早西红柿和秋菠菜的种植面积。这种不受计划规律调节而受价值规律调节造成的蔬菜品种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市场供应。

这种蔬菜种植上受价值规律调节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事实上些先进的社、队就始终坚持“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按照国家计划种植蔬菜。上海市川汐县洋泾公社的菜田面积占农田总面积的 61%，是上海近郊几个主要种植蔬菜的公社之一。过去，他们也出现过价值规律调节蔬菜生产的情况，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公社党委的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在蔬菜种植方面：（1）不断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正确处理“线”和“钱”的矛盾：（2）正确处理生产季节性和上市均衡性的矛盾，保证城市人民经常有菜买；（3）按居民需要进行种植，把蔬菜生产和供应提到一个新的水平；（4）处理好种菜人和卖菜人的关系，共同为吃菜人服务。结果，1975 年同 1966 年比，蔬菜单产提高 21%，平均每亩产值提高 52%，品种从 1971 年的五十八种发展到 1975 年的一百另一种，社员的收入增加 32%。这样，既很好地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又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在公有制条件下，只要有正确路线的指导，价值规律带来的危害是可以得到限制的。

因此，所谓对价值规律的自觉运用，就是要全面地认识价值规律的作用，按照“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办事，依靠国家计划来指导社会生产，不能依靠价格来指导生产。否则，就会滑到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价值规律万能”的邪路上去。

因为，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规律，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孕育着和产生着资产阶级分子。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制约下，运用价值规律，能够促使各个企业、各个经济部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再分配，使社会主义生产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但是一旦离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发展规律的制约，离开了政治思想工作，价值规律就会象脱缰的野马、决堤的洪水，使一些人去利用价格和价值的背离，追求利润，破坏社会劳动的计划分配，使生产发生混乱，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此，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和价值规律在分配社会劳动的运动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就必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苏修叛徒集团说什么：“在人们联合活动中的表现却不可能自发地、通过竞争来实现，因为我们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和利益，没有对抗性力量的斗争。”（苏联鲁米扬采夫等主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既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歪曲，更是为掩饰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在经济领域激烈地存在着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按照国民经济客观的比例关系分配社会劳动，基本上是通过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来实现的。国民经济计划能否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很大，而且对能否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也很大。如果计划比例安排不适当，生产任务安排低了，就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就会出现某些商品供应上的脱节。生产任务安排高了，或者物资供应渠道不畅通，就会造成原材料供应上的缺口。以上两种情况的出现，轻者使企业自找门路，去搞物物交换；重者使新老资产阶级乘虚而入，进行非法套购，转手倒卖。不管哪种情况，都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计划是人们制订出来的，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要做到使人们制订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正确地按一定比例分配劳动，是很不容易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制订计划的过程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经济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都要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反映出来：是政治挂帅还是利润挂帅，是农、轻、重还是重、轻、农，是大中小并举还是大洋全，是执行“鞍钢宪法”还是执行“马钢宪法”，是真正关心群众生活还是搞物质刺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关系到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大问题。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在制订计划过程中占优势，那就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复辟。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总是处心积虑要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拉上修正主义的轨道。邓小平在重新工作的一年中，一直插手计划工作。他在“三项指示为纲”的黑纲领下，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即所谓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妄图作为制订计划的依据，并通过国家计划机关把这种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计划强加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国家各级计划机关是制订计划过程中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阵地。应该看到，国家计划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容易接受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官僚主义作风，不可能及时反映广大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只能扼杀广大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而对于修正主义路线，则一拍即合。因此，要使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真正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计划规律的要求，真正体现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就必须坚持同修正主义路线、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同时，不断改革国家各级计划机关，根除官僚主义的恶习，使国家各级计划机关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除了受到党内外资产阶级的破坏和干扰以外，人们对于客观规律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国民经济中错综复杂的比例关系，要一下子统统认识清楚，那是难以办到的。但是，人们应该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做到使自己的行动符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只要我们坚定地依靠群众，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自觉性，克服盲目性，在制订计划以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弄清情况，按照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联系，来安排比例关系，是可以做到的。

正确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将使国民经济中相互关联的各个部门在发展过程中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但是，这个规律，并不能给我们指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指明基本方向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以，一个正确的国民经济计划，首先要在各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自觉调节社会劳动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自觉地调节社会劳动分配，这是一个不断的斗争过程。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平衡总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经常会出现打破平衡和比例关系的情况。

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所具有的优越性，并不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而是在于：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不可能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通过有计划的调节来克服，因而往往要发展成为严重的比例失调，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而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通过觉和国家的计划调节，不断地克服不平衡，建立相对的平衡。“经常的、自觉地保持的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54。从平衡到不平衡，再从不平衡到平衡，就是意味着打破旧的比例关系，在更高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比例关系，使社会主义经济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对立统一中迅速向前发展。毛主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55毛主席的这个理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及其优越性，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那种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看作没有矛盾，生怕出现不平衡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是，对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不平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由于某些部门工人群众提高了社会主义积极性，节约原材料、提高设备利用率和产不增人而超额完成计划打破了平衡，是件好事，应该欢迎。

由于工作中有差错，完不成计划，因此引起的不平衡，则应总结经验教训，尽力避免。不论是什么原因，在不平衡出现以后，都要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根据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及时地把暂时落后的部门的生产促上去，建立起新的平衡。这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

为了克服经常出现的不平衡，建立起相对的平衡，就要注意搞好综合乎衡工作。综合平衡不是个别生产部门的平衡，而是建立在农业内部的平衡、工业内部的乎衡和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基础之上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

综合平衡的任务，主要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考虑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的影响作用，安排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把人力、物力、财力适当分配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建立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平衡，使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同社会主义生产日益发展的需要相适应，使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需要相适应综合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为着搞好综合平衡，应该用积极的态度来处理矛盾，积极地把短线产品56搞上去，加速发展那些在国民经济中带有关键性的暂时落后的部门，以便在新的更高的水平上建立新的平衡。只有这样，才能使生产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得到更好的满足。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时提出什么“短线平衡”等等名目，大搞削高就低的消极平衡；有时又不顾原材料的缺口，提出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当指标落空时，就来个“砍光退够”，还胡说什么“毛驴走得慢，但却稳当”，在计划工作中推行一条右的或者形 “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综合平衡是要建立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关系异常复杂，包含着很多矛盾，这就需要对全局进行分析。毛主席教导说：“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57。把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应用到综合平衡中来，那就是说，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各种比例关系，决不可以不分主次同等对待，而必须区别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不分主次，平均使用力量，这就好比十个指头同时要按十只跳蚤，结果一只也按不住。重点部门、重点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必须照顾重点，它们的需要应首先保证得到满足。但是，保证重点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一般。重点同一般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保证重点，一般固然得不到很好发展，忽略了一般，重点的发展也要受到影响。所以，在综合平衡工作中，必须贯彻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照顾重点的前提下，同时兼顾一般。要从整体出发，瞻前顾后，考虑到上下左右的关系，避免犯片面性的错误。

在综合平衡工作中，必须兼顾劳动力平衡、物资平衡和资金平衡。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上述三种平衡中，首先必需安排好劳动力的平衡。而在安排劳动力的平衡中，根据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原理，又必须首先保证满足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只有在农业生产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而有可能提供多余劳动力和更多商品粮食、经济作物的条件下，才可以从农业抽调适当数量的劳动力来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离开了这一前提条件，过多地抽调农业劳动力，就会破坏综合平衡，不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从出现不平衡到建立新的平衡，总要有一个过程。为着在这一过程中保证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和保持一定的物资储备。各类物资储备的数量必须适当。储备量过少，不能满足填空补缺的需要，就会使一些部门由于某种物资的短缺而开工不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储备物资的数量过多，就会造成物资和资金的积压，使本来可以用于当前生产的物资和资金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也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在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过程中，除了正确地运用综合平衡这个基本方法以外，还必须遵循从计划工作实践经验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把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

要制订和贯彻执行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当然要有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在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如果没有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提倡全局观点，不反对分散主义，而听任各个地方各自为政，那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但是，社会主义的集中领导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中央的集中领导同发挥地方积极性是互为条件的。列宁在阐述经济工作方面

的民主集中制时说：“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铁路、邮电和其他交通运输等经济企业的工作有绝对的严整性和统一性；同时，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58

为了把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结合起来，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要以地方为主，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也要允许各地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做法。这种特殊，不是闹独立王国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因地制宜地充分挖掘生产中的潜在力量，更好地完成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所必要的特殊。从计划工作制度上讲，就是要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制度。毛主席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这样一级的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59毛主席后来又多次教导我们，“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60但是，党内资产阶级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这条革命路线，一贯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大搞“条条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伙同邓小平竭力推行“条条专政”，后来林彪也强化“条条专政”。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又重搞“条条专政”。所谓“条条专政”，就是搞官僚垄断，搞专制独裁。它反动的地方就是不让人家有积极性。制订计划，是“条条”独办，不是以“块块”为主。物资分配，实行“统收统配”，反对就地配套，就地供应。财政收支，竭泽而渔，克扣地方财力。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恶毒诬蔑经济战线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乱”、“散”、“慢”，大肆鼓吹“整顿”治“乱”，收“权”治“散”，“引进”治“慢”。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对党中央分庭抗礼，对地方霸道专横，对群众搞尖锐对立，对洋人则卑躬屈膝。他的罪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从上到下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变社会主义经济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搞“条条专政”，就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条条专政”是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抗的，是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在计划工作中，要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把“条条专政”批深批透，彻底打倒。其次，“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61这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极其重要的原则。每一项生产计划都应当有原材料和配套件等物资上的保证。有些计划在物资上有缺口，通过节约、挖潜等办法，变缺口为满口，保证了计划的完成。这是正常现象。但是要反对缺口过大。因为缺口过大，既破坏了计划的严肃性，又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计划工作必须充分相信群众，走群众路线，揭矛盾，找差距，促转化个企业要生产哪些产品，生产多少，企业的领导应该讲形势，鼓干劲，向群众交任务，交情况，交措施，交困难，发动群众讨论。这是劳动者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标志。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讨论，主意是干部的；经过群众讨论，变成了群众自己的计划，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使计划指标既先进又可靠。

计划指标应该是先进的。只有先进的计划才可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为了制订出先进的计划，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有些人明明知道生产潜力很大，却把计划指标定得很低，以便多拿超产产品，作为计划外协作的筹码；或者不从国家需要出发，挑肥拣瘦；或者贪图方便，多要物资，积压浪费；或者片面追求产值，不重视品种、质量。很明显，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不同它作斗争，那就不可能制订出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的计划。制订计划的过程，也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过程。

计划指标应该是先进的，但这决不是说，指标愈高愈好，可以没有根据地加码、翻番。脱离了客观可能性的高指标，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必然会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先进的计划指标必须是有科学依据的，可靠的，切实可行的。毛主席教导说：“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62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认为做不到，不去办，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就叫盲目性，叫做形“左”实右。订计划既要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形“左”实右。使计划放在有充分根据，经过努力可以完成的基础上第三，在制订基本建设计划的时候，应该贯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

一定时期内可以用于基本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是有限的。如果基本建设战线太长，上马的项目贪多求大，那就势必拖长建成投产的时间。如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那就可以早建成，早投产。假定，我们在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的基本建设资金足够建设五百个项目。这里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五百个项目同时上马，分散使用建设资金，到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五百个项目同时建成。在这种情况下，每个项目的建设周期都要五年。另一种做法，每年上马一百个项目，集中使用建设资金，五年中每年都有一百个项目建成，那末，每个项目的建设周期可以大大缩短。可以看出，毛主席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不仅在军事上是有效的作战方法，而且也是制订基本建设计划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这个原则，这是由于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思想作怪，以及对于违反这个原则所带来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为着贯彻执行这一原则，就要加强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一原则的宣传教育，同那种只顾局部需要、不顾全局利益的观点和行为作斗争。

第四，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必须实行长期计划（五年计划和十年、二十年的远景规划）和短期计划（年度计划、季度计划、月度计划）相结合。不搞长期计划，基本建设就很难作有计划的安排。长期计划体现长远奋斗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前走出的一步，使人站得高，看得远，可以出干劲。工人同志说得好：“胸中没有大目标，一根稻草压弯腰；胸中有了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但长期计划要通过短期计划加以具体化，才能落实，才抓得住，才便于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检查和评比。这样，长期计划的实现才不致落空。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计划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集体所有制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但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可以保持较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以便因地制宜，充分调动集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集体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

第五章 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

第一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农业和工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两个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分析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怎样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并遵循一定的规律相互交换活动，这是研究社会总劳动在国民经济中按比例分配的一个重要问题。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如果不是这样，又会出现什么后果？要认识这个问题，就必须懂得农业和工业的关系，特别是要懂得农业为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道理。

农业为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人们要进行生产，或者从事文化、社会活动，首先要获得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解决吃饭问题。如果没有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其他一切劳动或活动都是谈不上的。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首先而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63农业劳动正是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提供食物的劳动，它是人类生存和一切生产的最为必要的条件。

农业生产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有可能出现农业以外的其他国民经济部门。农业原来是人类社会初期唯一的生产部门。那时尽管有着为进行农业生产而制造工具的劳动和纺织劳动，但是，这种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原来不是分开的。如果我们把那时的经济也叫做国民经济的话，那末农业便是那时“国民经济”唯一的部门。除了农业以外，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后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呢？马克思指出：社会上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面的全部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工人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64。马克思对社会分工的发生所作出的历史总结，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当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才会发生。所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赖以独立化的基础。

些生产部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以后，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仍然要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这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才有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力，以满足其他部门发展的需要。假设全国有四亿劳动力，需要有三亿劳动力花在为解决吃饭问题和提供其他必要生活资料的农业劳动上，那末，只剩下一亿劳动力可以干别的事。再假设，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在同样的四亿劳动力中只需要一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那末，就可以有三亿劳动力从事别的劳动或活动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用来生产小麦和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愈少，用来进行其他的生产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愈多。”65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时，曾经把社会的总劳动区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个部分，把农业这样的为整个社会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叫做必要劳动66。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适用的。在社会总劳动时间内，只有作为必要劳动的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耗费在这种必要劳动上所需要的时间节约了，用来进行其他生产的时间才可以增加起来。这说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是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67。

在资本主义世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有些国家工业比较发达，而农业则比较落后，甚至没有多少农业。这是不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可以脱离农业这个基础呢？不！资本的发展不仅以本国的农业为基础，在一定条件下，也以外国的农业为基础。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就是通过对外贸易，特别是通过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广大人民，以取得农产品，为本国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世界看作是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他指出：“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68

当代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也不例外。苏修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拼命发展军事工业，扩军备战，造成了农业严重落后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又决定了它必然同时要以外国的农业为基础 69。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比之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加明显。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紧密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国家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统筹安排各部门的劳动，这就表明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自觉地运用农业是基础这个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又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它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本国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这样，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

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如果从直接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农业的生产，那末，这就是一个有计划地生产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等特殊的使用价值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过程生产出来的粮食和副食品，除了用来满足农业劳动者本身的生活需要以外，还为全社会非农业劳动者提供食物。农业生产发晨了，为社会提供的粮食和副食品也就增加了，从而，社会的各项事业也就能得到相应的发展，人民生活也就能得到相应的改善。

同时，社会主义农业产品（特别是经济作物），也是工业原料的一个重要来源。重工业需要某些农产品作原料，轻工业更需要大量农产品作原料。目前，我国轻工业使用的原材料就有百分之七十左右来自农业。

我们如果从商品生产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那末，农业和工业在商品交换中是互为市场的。农业向社会提供的粮食和原料越多，就标志着销售到农村的工业品的相应增加。随着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随着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农村作为工业品的重要市场的作用，必将日益明显起来。农业这个极其广阔的市场，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

此外，在农业劳动创造的价值中，也有一部分通过上缴农业税的形式，为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积累。

社会主义农业也是向工业和其他部门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源泉。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发展，需要增加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除了依靠本部门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用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以外，主要依靠农业部门来提供。工业和其他部门劳动队伍的扩大，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数量，取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显著作用，要求人们更加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农业是基础的规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商品制度下作为人们的一种异己力量实现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当农业部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出现资本大量向农业转移，从而使农业生产获得发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虽然还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不可能象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样摆脱商品货币关系的制约。但是，由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农业的这种通过商品制度体现出来的基础作用，从总体上说，已经受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已经可以在社会总劳动中按计划分配农业劳动了所有制的伟大变革，表明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比较自觉地运用农业是基础这个客观规律了。

社会主义农业劳动的计划分配，是同商品货币关系交织在一起的。最为明显的是，农业的基础作用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农产品的商品率的高低来体现。在社会主义农业的产品中存在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满足农民个人和集体自给需要的产品，另一部分是为满足全社会非农业劳动者需要而提供的商品。农业产品中的商品量越大，即农产品的商品率越高，农业为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所作的贡献也就越大。在人们对粮食、副食品消费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农业能提供多少商品粮和副食品，决定着工业和其他部门能容纳多少劳动力；农业的商品原料、经济作物的多少，决定着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那些工业生产的发展规模。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意味着集体农民的货币收入的增加，也就是对工业品购买力的提高；这就是说，农产品商品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着工业品市场的大小。

农业和工业在商品交换中是互为市场的，所以农产品的商品率的提高，又促使整个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样也必定为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起更多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从而就有能力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就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来看，总是首先要以满足集体农民自给产品的需要为前提，不然再生产就无法进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给部分和商品部分在绝对量上都会相应提高，由于自给部分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相对来说，商品部分总是会提高得快一些。就整个社会来说，各个地方农产品的商品率是有差别的，而且由于生产水平的变化，也会影响商品率的变化。如果国家不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征购的农产品过多就会影响农民自给部分的满足，影响集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也就会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相反，如果只顾农民对自给产品的需要，而不顾国家和整个社会对农业商品量的需要，也就削弱了农业应当发挥的作用，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从而也同样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所以反映在农产品两个部分的比例问题上，就有一个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毛主席在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农业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比例关系，以及怎样发展农业的问题，作过系统的、精辟的论述。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毛主席就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70。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详尽地分析了农业的基础作用，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71到了一九四八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提到了农业基础的问题，毛主席说：“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72。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毛主席曾经多次阐发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思想。毛主席反复地强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73。后来，毛主席又接连提出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等一系列光辉思想，并且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概括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毛主席反复要我们重视农业，“广积粮”，告诫我们吃饭问题是不能靠外国的。吃饭靠外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关于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和工业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上武装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反修防修，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农业搞得好，上得快，就可以提供更多的粮食、副食品和原料，不断开阔农村这个重要的市场，国民经济各部门也能获得较快的发展；相反，农业搞不好，上得慢，其他部门也就发展得慢。我国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就是从农业大跃进开始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业歉收，提供的商品作物减少，就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从一九六二年起，农业连年持续丰收，我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也就相应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形势。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的展翅高飞，可以推动整个国经济的龙腾虎跃。人们自觉地应用农业是基础的规律，就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尽快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要把发展农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除了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以外，还有一个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在分散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根本无法使用机械耕作的，因而农业集体化是农业机械化的前提。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农民有条件也有要求变革生产工具，采用机器耕作，尽快发展生产力。所以，农业机械化又是农业集体化的必然趋势 7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如果集体化搞不好，即使采用了机器耕作，农业还是上不去，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且农村还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势力必然重新获得发展。我国的贫下中农说得好：不搞集体化，要两极分化；不搞机械化，不能巩固集体化，还会两极分化。

我国农业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不断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用现代化的大机器和科学技术来武装农业，以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便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毛主席早在一九五五年我国农村出现社会主义高潮的时候就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75

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不断巩固和完善，是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不开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向农业机械化进军中，经过多年的努力，到 1975 年，全大队已拥有八十多部农业机械，这些机械每年完成的劳动量相当于八万多个工，等于给全大队增加了一倍半的劳动力。

实现农业机械化，在耕作、播种、收割和运输等方面用上机器那就可以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逐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大量节省劳动力。

农业生产的条件不同于工业，往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但是，“人定胜天”。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可以不断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实现农业的稳产、高产。

河北省遵化县西铺大队的前身，就是合作化运动中闻名全国的王国藩领导的合作社。当年办合作社时，贫下中农发扬“穷棒子”精神，克服了办社初期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困难。办起了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以后，他们继续发扬“穷棒子”精神，搞起了农业机械化。这个大队从 1971 年到 1973 年三年时问内，用自己积累的资金购买了各种农业机具一百七十多台（件）。农业机械化步子大了，抗灾能力强了，农业生产获得了连年稳产、高产。1970 年，粮食亩产过了“长江”，1974 年亩产达到了一千三百五十斤。

上海市上海县从 1956 年起，经过八年时间，重点解决了排灌机械化；又经过了三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脱粒、农副产品加工和饲料加工机械化；再经过四年时间，主攻耕地机械化，使机耕面积达到 80%，接着又花了三年时间，基本上实现了水田作业机械化。到 1974 年底，全县拥有大小拖拉机二千多混合台，平均每一百九十亩地就有台；全县98.3%的土地，实现了机电灌溉。植保、稻麦脱粒、农副产品加工、水陆长途运输，也都实现了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拔秧、插秧、耘稻、收割的机械化也正在迅速发晨。机械化促进了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县从 1970 年以来，十八万多亩粮田全部实现了三熟制，粮食常年亩产从 1973 年开始连续两年翻了《纲要》。

农业机械化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农业生产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由于大型和中型农业机械的购置需要较多的资金，并且需要在大队或公社范围内统一安排使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益，所以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然会促使公社一级和大队一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公有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有利于缩小生产队之间的差别，有利于促进由目前的生产队基本所有制向大队基本所有制的过渡，有利于改造小生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对于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的逐步缩小，将有深远的意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为工业的发展提供雄厚的基础；工业的发展又将进一步支援和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工农之间的相互促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也将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起来在社会主义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中国人多地少不用机械化”，“山区不可能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等反对农业技术改造的谬论，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深入人心，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农民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随着我国工业特别是地方小型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各行各业加强对农业的大力支援，我国农村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党中央制定的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为主、农业机械购买以集体为主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73 年和 1965 年相比，我国农村用电量提高了二点八倍；化肥施用量增加近一点九倍；拖拉机（混合台）拥有量增加了二点二倍，手扶拖拉机拥有量增加了七十四点八倍，实际机耕面积约扩大了 70%；动力排灌机械也增长了二点八倍。全国 90%以上的县有了农业机械修造厂。

农业学大寨

农业要充分发挥它的基础作用，必须在巩固和发展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农业生产，又必须由革命来统帅。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我国农村在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一面红旗，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样板。“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发出的伟大号召。

大赛大队在农业集体化以前，是个“七沟八梁一面坡”，“山高石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难多”的生产条件极差的穷山区。整个大寨大队总共只有八十三户人家，四百五十多口人，但他们在1971～1974 年问就搬掉了大大小小三十三个山头，填平了十五条沟，移动了近七十万方的土和石头，把原来的四千七百多块地合并成了二千九百块地，然后又改造成了一千五百块地。现在大寨大队已经出现了不少的“人造小平原”，已有二分之一的土地可以采用机械耕作了。大寨人治山改土，改变了生产条件，生产面貌发生了大变化。

解放以前，大寨的粮食平均每亩产量不到一百斤，总产量最高是八万斤。1974 年，总产量达到七十七万斤。林、牧、副业的收入，1974 年比合作化初期的 1955 年增长七十六倍。同年全大队的总收入达到十九万四千八百多元，比 1955 年增长了十倍多。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大寨从 1955 年到 1958 年，平均每年十万五千斤；从 1959 年到 1970 年，平均每年二十四万五千斤；从 1971 年到 1974 年，平均每年三十三万斤。后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解放前粮食总产量的三倍多。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大寨大队农产品的商品率不高，充分体现了农业对于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

大寨大队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关键就在大寨大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革命带动了生产的大发展。大寨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断地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努力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影响，破除小生产的传统观念；深入开展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61 年前后，刘少奇、邓小平一伙配合苏修猖狂反华，趁国内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之际，刮起了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有人说：“在这种困难的时候，单干也可以试一试嘛！”大寨大队贫下中农说：“已经试了多少辈子了，流了多少血和泪，难道还没有试够吗？！”那时，还有人上门出高价枚买大寨的饲草，可是大寨不卖，偏只卖平价。

1963 年，特大洪水把大寨冲了个地毁房塌，国家送来了救济款和救济物资，可是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硬是不要。他们有了向国家伸手的思想，就会丢了靠群众、靠社会主义集体力量、靠艰苦奋斗的思想，这样重建大寨的步子反而要慢。1964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队在大寨推行“桃园经验”，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感到不对头，坚殃抵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掩益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大耍两面派手法，有一个时期到处搞形式主义活动，可是大寨大队的贫下中农觉得那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什么用处，硬是不搞。经过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 1975 年，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邓小平又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大寨大队党支部坚决顶住这股右倾翻案风，坚决带领群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同时，还发动群众全面总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经验，教育干部和群众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努力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积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大寨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简单的治山、治水的路，也不是一条简单地提高粮食产量的路。它的经验十分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始终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农业学大寨，首先和主要的就是要学习这个根本经验，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农业学不学大寨，大不一样。无数事例表明，不学大寨，就生产抓生产，生产就上不去。学了大寨，抓了无产阶级政治，用革命统帅生产，人的精神面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面貌就完全改观了。

大寨大队所在的昔阳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没有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昔阳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深入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轰轰烈烈地认真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抵制了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全县人民战天斗地，重新安排山河，结果使全县土地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66 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是八千多万片，1967 年开始学大寨，到 1969 年，总产量就猛增到一亿六千万斤，三年翻了一番，亩产超过了《纲要》。从 1972 年到 1975 年连续三年大旱，仍然夺得了高产，1975 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二亿三于九百多万斤，为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产量的三倍；卖给国家的商品粮达到八千万斤，比文化大革命前最高交售量增长十倍以上。

上海市金山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同样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千扰，农业生产进展不快。1965 年粮食亩产只有九百一十九斤，比上海郊区十个县平均亩产低一成多。1970 年县委提出“大干苦干三、五年，誓把金山变大寨”的口号。可是，1970 年和 1971 年两年搞下来，生产进展仍很少。问题究竞在哪里？他们深入调查研究，解剖典型，发现根本原因是学大察没有学到大寨的根本经验。例如，同属该县金发现根本原因是学大寨没有学到大寨的根本经验。例如，同属该县金卫公社的八二大队和永久大队，村靠村、田连田，原来都是学大寨的先进单位，但是 1970 年前后却不同了。八二大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狠抓阶级斗争，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大干苦干，科学种田，学大寨一步一层楼，1971 年粮食官产达到一千八百三十八斤；而永久大队却在那时松了阶级斗争的弦，资本主义倾向抬头，重钱轻粮，劳力外流，结果，集体根食减产，社员收入减少。金山县委总结了以上典型经验以后，加强了党的领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抓路线，促大干，农业生产发展的步子就加快了。永久大队也赶上来了。1974 年全县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五百五十四斤，比 1971 年增加二百七十二斤，皮棉亩产一百四十一斤，油菜籽亩产二百八十三斤，生猪饲养量七十九万头（平均每亩一点三七头），都比 1971 年有较多增长。这几年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八百五十斤，皮棉二十二斤，食油二十三斤，肉猪一点零六头。

昔阳县和金山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是：“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学大寨的步”；只要象大寨那样，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就能产生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什么人间困难都可以克服，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不利的自然条件可以改造成为有利的条件，低产可以转化为高产，原来高产的可以更加高产。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了。但是，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恶毒地攻击我国的农业“拖了工业的后腿”，并且提出什么“农业要整顿”的反动方针。邓小平的所谓“农业要整顿”，就是否定大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根本经验，重新检起“白猫、黑猫”的黑货。他胡说什么“老老实实地干，就是学了大寨”，妄图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现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正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胜利发展。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全国大寨式的县、社、队越来越多，低产变高产、高产更高产的地区大量涌现。一九七五年，我国已有了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全国粮食亩产上《纲要》的省、市已增加到九个。北方历来多灾缺粮的冀、鲁、豫三省，已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地处“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从一九七四年起也实现了粮食自给。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让大寨之花开遍全国，必将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到更大的基础作用。

第二节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工业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

既然在社会总劳动中，为整个社会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的农业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那末，是不是说工业劳动全部都是社会剩余劳动呢？如果说，工业劳动是社会剩余劳动，这是不是说工业劳动在国民经济中就无关重要了呢？

在经济学说史上，有个重农学派。这个学派的人看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在批判了重商主义者那种认为财富来源于对外贸易的错误观点以后，他们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这是一个进步。可是重农主义者却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其他一切部门的劳动都只能改变物体的形态，不能使物体的数量有任何增加。他们还力图举例证明，如：纺织工人把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磨粉工人把小麦磨成面粉，都只是改变了物体的形态，丝毫也没有增加物体的数量。

由此他们得出一个错误结论，只有农业部门的人才是“生产阶级”，而工业部门的人则是“非生产阶级”。

马克思在批判重农学派的基础上，揭示了无论工业劳动或农业劳动都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都是生产劳动，工业和农业都是物质生产部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说明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农业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即使在工业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以前，农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工具的制造。马克思指出：“狩猎、捕渔、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76生产工具的制造和应用，不仅是使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决定性条件，而且对于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起着巨大的作用。人类社会生产工具的发展史证明，由石器工具发展为金属工具，社会生产就由狩猎、采集过渡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金属工具的继续改进，出现了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手工工具发展为机械工具，工场手工业就过渡到大机器工业。所以，马克思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77自从工业从形成独立部门，特别是当现代工业出现之后，工业对农业的作用，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就更加显著了。现代工业不仅以机器生产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日用工业品，而且为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促进农业的技术改造，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仅生产消费品，而且生产机械性的劳动资料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正是这个特征决定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工业的发展必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增强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工业生产的水平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水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化程度越高，意味着对农业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物质力量越大。

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而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离不开工业的主导作用。这正是国民经济中工业和农业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当我们一般地分析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后，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工业中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前面提到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这是就整个工业说的。其实，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工业，应该是指提供生产资料特别是提供劳动资料的工业。不同的劳动资料，对不同时期的国民经济都曾经起过技术改造的作用，推动着国民经济的前进。在劳动资料中，生产工具这一类“机械性的劳动资料”，作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其他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78。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生产机械性劳动资料的工业基本上是重工业，例如：冶金、机械、电子等工业，它们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和其他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工业。它们能够在以现代化技术改造农业、轻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种主导作用表现为：

（一）重工业生产大量水利电力设备、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产品支援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使农业逐步实现机械化，变落后的农业为现代化农业，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二）重工业生产各种轻工业机械和轻工业原料，促进轻工业的技术改造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轻工业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并且使轻工业相对地减少对农业原料的依赖。

（三）重工业还为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国防工业等国民经济部门提供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促进这些部门的技术改造和发展。

工业的主导作用是由重工业来体现的，这并不是说轻工业就不重要了。在工业劳动中有一类，如同农业劳动一样，也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这种为满足社会对生活资料需要的工业劳动是农业劳动的继续和补充。这种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业，主要是运用农业原料和部分工业原料，采取机器加工的方法，生产食品、纺织品、日用品和文具用品等，满足人们吃、穿、用需要的工业。这种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轻工业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工业部门。马克思说过：“和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也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劳动，可以看作剩余劳动。”79马克思接着又指出：“一部分工业劳动也会物化在用作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产品中。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工业劳动看作剩余劳动，是错误的。工业劳动的一部分和农业劳动的必要部分一样也是必要劳动。”80马克思说的这一部分工业劳动，基本上就是轻工业劳动。

依据马克思关于把全社会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论述，轻工业劳动阮然也是一种社会的必要劳动，那末，体现社会剩余劳动的重工业，它的发展就既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也要以轻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在国民经济中，只有农业、轻工业发展了，才能促使重工业更快地发展。

为了进一步了解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还可以简略地考察一下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知道，现代轻工业主要是用机器加工农副产品（包括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的工业。在使用机器生产以前，这种农副产品的加工是由独立的手工业承担的；在手工业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前便是农村的家庭工业。农民种植了稻谷、麦子、棉花，饲养或狩猎了牲畜、动物，只有经过碾轧、磨粉、纺织或屠宰、皮革加工，才能转化为人们的食物或衣着等产品。如果说农业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以独立化和发展的基础，那末，在这种条件下的家庭工业劳动原来就是同农业劳动自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当这种家庭工业劳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手工业又发展成为现代轻工业以后，它便成为协助农业发挥基础作用的一种工业了。所以马克思指出，这种工业是“纯农业劳动的必要的相互补充”81。

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轻工业的重要性是很显著的：农业生产的粮食、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需要经过轻工业的加工，才能为工农业劳动者提供各种必需的生活资料，满足社会对生活资料的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轻工业还有投资少、投产快、资金周转快等特点；作为创造价值的过程，轻工业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国家提供较多的资金积累。

依据马克思关于把全社会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理论，轻工业和农业中的劳动者都是在为整个社会做必要劳动。那末，是不是说，轻工业也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呢？不是的。轻工业的原料来自农业，发展轻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轻工业的国内市场更主要立足于农村。毛主席明确地指出：“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轻工业劳动虽然也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但从总体上看，轻工业的发展也仍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另外，轻工业的发展需要重工业提供技术装备。因而，一方面“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82。另一方面轻工业的发展又是农业的“必要的互相补充”，能够帮助农业发挥基础作用，能够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社会主义工业化

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性。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夺，现代工业只是在少数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发达，世界上多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业都比较落后。这些工业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要迅速发展现代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充分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旧中国工业极端落后。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钢的年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其他工业产品的生产也很落后。面对这样一个薄弱的工业基础，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迅速发展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具有更大的迫切性。毛主席早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83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逐步实现，必然会提高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强国营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将在原来工业落后的地区加速发展工业，改变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将随同发展壮大起来，以利于加强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普遍领导。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可以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用先进技术装备农业和轻工业，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逐步得到提高。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保证国家的经济独立、巩固国防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在一九五三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规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实现的重大任务。

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在全国建立一个以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为中心的、门类齐全、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地区分布比较合理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各协作区、各省都需要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在每个协作区，在许多省的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起比较独立的、完整的、但情况各有不同的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样，全国的工业体系就更强大了。

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走什么道路呢？有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另一条是依赖外国、出卖主权或者掠夺外国的道路。

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以及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之流妄图推行的卖国主义的道路，都是属于后一条道路。邓小平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中，竭力宣扬要加快工业发展，就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向垄断资本举借外债；并把我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方针，污蔑为“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邓小平的这条道路，就是清末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之流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充当帝国主义的洋奴买办的道路。在当代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依靠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来发展工业，根本不能实现工业化，根本谈不上什么“四个现代化”或“民富国强”，而只能引狼入室，沦为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也不可能走洋奴买办的道路或掠夺外国的道路去发展工业，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按照本国具体情况，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积累，充分利用本国切资源，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相互关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毛主席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84毛主席的指示，指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坚持执行毛主席关于农、轻、重发展关系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是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当然要重点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保障国家经济独立和国防巩固，有力地同帝、修、反进行斗争。列宁指出：“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85

发展重工业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是不以农业为基础，片面强调重工业，用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另一种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指导下来发展重工业，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

前一种办法，片面地着重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必然会造成市场上消费品供应不足，货币不稳定，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金等也会发生困难。这种办法的后果是，人民不满意，重工业也不会真正搞好。这是一种少慢差费的办法，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以农业为基础，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把重工业的发展建立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基础上，情况就不同了。从当年来看，用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的劳动力、资金、物资增多一些，用在重工业方面减少一些，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似乎会慢一些。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这样做必将更快地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就比例来说，投资的重点也还是重工业，不过农业和轻工业加重一些。农业、轻工业发展了，就能为重工业追加更多的劳动力和消费品，积累更多的资金，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这里存在一个对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还是不厉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想得厉害，就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样，就会给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打下一个巩固的基础。这是一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事实证明，遵循毛主席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正确处狸农、轻、重的关系，就能使这些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相互促进；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又转化为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

我国解放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取得了工业建设的重大胜利，农、轻、重产值和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 1950 年到 1973 年，我国农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4.3%，轻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11.6%：在农业、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工业的产值每年平均增长 18.6%，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1949 年，我国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 70%，轻、重工业仅占 30%，其中，重工业只占 7.9%。到了 1957 年，轻、重工业比重提高到 56.5%，其中重工业达到了 273%。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1973 年，轻、重工业的比重提高到 70.3%，其中重工业的比重上升到40%。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农、轻、重比例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有了迅速的进展。过去没有的新的工业部门现在有了。过去自己不会设计和制造的许多重要的工业产品，现在能独立设计、制造了。由于新的工业部门的建立和技术力量的增强，设备和原材料的自给程度也大大提高；机器设备和钢材已基本自给；石油的产量不仅能够基本满足我国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尚有剩余可供出口。工业的地区分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内地工业迅速发展，新的工业基地和新的工业城市陆续建立起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远大目标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高。我们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继续奋斗，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符合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伟大目标。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利用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强国的迫切愿望，在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一方面恶毒攻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快”，一方面采取偷天换日的手法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各项工作的“总纲”，妄图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扭转我国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人民的一项宏伟任务，只有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不断地进行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才能胜利地实现这项宏伟的任务。

工业学大庆

要充分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就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必须由革命来统帅。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正如发展任何其他事业一样，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用革命来统帅生产，不用革命化来统帅工业化，就势必要走到邪路上去。大庆油田正是在工业战线上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走我们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典型，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样板。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就必须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大庆油田所在地原来是一大片茫茫荒野。当苏修叛徒集团 1960 年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停止向我国供应石油，妄图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紧急时刻，几万名开发油田的职工怀着满腔怒火，来到这里，头顶青天，脚踩荒原，立誓要拿下这块大油田，粉碎苏修的恶毒阴谋。当时，天寒地冻，一无房屋，二无床铺，连锅灶用具也很不够。几十台大钻机在草原上一下子摆开了，可是设备不齐全，不配套，汽车，吊车很不足，道路泥泞，供水供电设备更不够。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英雄的大庆工人提出“拿下大油田，气死帝、修、反”的战斗口号，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高举“鞍钢宪法”的旗帜，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大庆工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仅仅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就高速度、高质量地建起了我国第一流的大油田，使我国石油产品在 1963 年做到基本自给。大庆工人还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几个重大技术难题。大庆工人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到 1963 年创造的纯收入就相当于国家的全部投资。由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铁人精神”，始终激励着大庆工人阶级在自力更生的道路上阔步前进。1966 年以来，大庆原油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 31%的速度跃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庆工人深入批判了林彪和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大庆工人又批判了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发挥出巨大的干劲、智慧和创造力，整个油田革命和生产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大好形勢。就原油产量来说，1975 年的一个大庆，已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五个大庆。

工业学大庆，同农业学大寨一样，最根本的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工厂企业中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其中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大庆的经验证明，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坚决依靠群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使工厂企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

开滦煤矿是一个百年老矿，是工业学大庆的典型单位。这个矿用老眼光来看，早就应该报废了，但是，这个矿的工人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艰苦奋斗，探索出了进一步开采这个煤矿的新途径，使这个百年老矿恢复了青春，从 1968 年以来实现了连年大幅度增产。象开滦这样一个老矿，为什么能不断发展，阔步前进？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学习大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級，大搞群众运动。1974 年，这个矿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纵横百里的矿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景象。1975 年的原煤年产量比原设计能力整整增长了一倍，一个开滦变成了两个开滦；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 80%；工作面平均月产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原煤成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7%。1976 年 7 月 28 日，开滦煤矿遭到了强烈地震的破坏。有些外国人说，开滦完了，并下的人完了，出不了煤了。可是，英雄的开滦煤矿工人，在毛主席、党中夹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军民的支援下，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团结战斗，不但使绝大多数并下工人安全脱险，而且在震后短短的十天内开始出煤，创造了抗震史上罕见的奇迹。

上海第五钢铁厂也是工业学大庆的典型单位。这个厂是在 1958 年建成的优质合金钢厂，设备和技术条件都比较好，曾经为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作出过贡献。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个厂从 1961 年以后，钢产量长期徘徊不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职工和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批判刘少奇一伙破坏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罪行。他们大破“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破“领导高明论”，坚持走群众路线；大破“生产到顶论”，大搞技术革新，大挖生产潜力。结果，这个厂很快就变了样，革新成功了“一步炼钢法”，创造了快遠炼钢和真空冶炼等新工艺，大大缩短了冶炼时问，结束了长期徘徊的旧局面，跨入了生产大幅度上升的新境界。上钢五厂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斗争中，工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茁壮成长，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扬，革命和生产蒸蒸日上。在第四个五年（1971～1975）计划期间，这个厂的钢和钢材的产量，比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分别增长 66.8% 和 86，9%，钢材的品种、规格猛增到一万千八百多种，还发展了大批高、精、尖的新型金属材料。

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为我国的工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这个伟大号召下，我国工人阶级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迅速地改变着我国工业的面貌。现在，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大庆式的工业企业。大庆精神正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必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第三节 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农业结合

从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在社会总劳动的内在联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有一个工农业结合的问题不过不同的社会形态，这种结合具有不同的方式罢了。那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采取的是什么方式呢？

在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的前提下，由于社会主义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已经开始具有直接的社会性，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是根据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来实现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工农业的结合是直接的结合，这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工农业直接结合的雏型。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还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工农业的结合仍然是在商品制度下的结合，还要通过货币交换这种迂回的方式来实现，这是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结合的这种二重性，是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的反映。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工业和农业的结合，曾经釆取过多种形式。每一种结合形式的演变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在原始公社经济中，手工业直接从属于农业，纺和织以及日用器皿的制造，也是作为农业的副业来进行的。原始的家庭纽带把手工业和农业联结在一起。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出现了私有制，工业和农业在原始公社经济中的这种原始的直接结合方式开始解体，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了。86

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私有制条件下，决定了工业和农业的劳动交换不能不采取商品的形式。从此，工农业的结合就开始通过货币交换这种迂回方式进行了。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87。一旦工农业之间的劳动交换采取商品交换形式，工农业的结合便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的结合 88。

工业和农业的分离过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缓慢地进行着。但是，当农业还主要是农民的个体生产工业还主要是家庭手工生产的时候，农业和手工业之问的那种原始的直接结合的纽带，始终没有完全割断。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彻底摧毁了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终于把工业和农业的原始的直接结合的纽带完全撕断了89，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完全采取了迂回曲折的、眼花缭乱的货币交换方式。资产阶级采取这种方式，造成和扩大了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90，加紧了对农业的剥削，使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乡村的对抗性矛盾发展到了极端尖锐化的程度。这样，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它的反面的时代就到来了。工业和农业，从原始的直接的结合，到私有制度下的分离以至于尖锐的对立，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而重新在新的条件下直接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创造了物质前提”91。

马克思预言的工业和农业“新的更高级的综合”，指的就是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新型的工农业关系。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物质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具有了。但是，它的社会经济前提，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对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计划调节，则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能产生。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要实现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92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乡村这种工业和农业的对抗性矛盾消失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国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使社会主义农业有计划地生产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粮食、副食品和原料，使社会主义工业有计划地生产农村所需要的各种日用工业品和发展农业所需要的化肥、农药和各种农业机器设备。这就为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了条件。工农业之间的相互支援、相互促进，又会不断地再生产出更加紧密结合的工农关系，为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转化为共产主义的工农关系逐步创造条件。但是，社会主义工农业的结合，是从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农业的尖锐对立，向着共产主义工农业的直接结合过渡的一种形式。这种工农业的结合，仍然是在商品制度下实现的，这就不能排除工农业结合过程中一系列的矛盾和斗争。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社会主义工农业在不同范围内结合的二重性。

同一集体所有制范围内的工农业结合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范围内，工农业是怎样实行结合的呢？

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已经出现并正在蓬勃发展着公社、生产大队举办的工业企业，大家把它叫作社队工业。这种农村的社队工业，是同一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内部的工农业的结合。社队工业的劳动力直接来源于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在社队工业企业中的劳动者本身就是农民，他们作为社队工业的劳动者每年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参加农业劳动，实行亦工亦农。兴办这种工业企业的资金直接来自农业的积累。人民公社社队两级举办的社队工业是从发展农业的需要出发的。社队工业的生产主要是生产直接支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产品（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工具），其次，也有一部分为大工业加工的产品，这部分产品所带来的赢利，则作为间接地支援农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来源。用我国贫下中农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新型的工农业结合。

社队工业的出现，是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生动体现。首先，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人民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人，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调动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在大办农业的同时，迫切要求举办自己的社队工业，使农业直接同工业结合起来。其次，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为发展社队工业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金、原料和市场。第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国家可以根据人民公社发展的需要，通过城市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为发展社队工业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社队工业的出现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事物，它已经开始具有工农业新的高级的综合的共产主义萌芽，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末，社队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怎样有利于工农业进一步结合，并且有哪些意义呢？

第一、社队工业的发展，直接地壮大着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

上海市上海县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建立三级农机修造网开始发展社队工业，到 1975 年已有社队工业企业四百三十三个，职工三万二千多人，1974 年总产值为一亿一千多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县农、工、副等各业总产值的二分之一。积累近三千万元，超过了全县生产队当年积累的一倍。在公社一级的积累中，有 92%是社办工业提供的；在大队一级的积累中，有 82%是队办工业提供的。从而使全县公社一级经济在三级集体经济总收入中的比重，已由 1970 年的 17.6%上升到 1974 年的 31.9%；大队一级经济在三级集体总收入中的比重已由1970 年的 6.3%上升到 1974 年的 17.2%。

第二、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公社和大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去支持穷队发展集体经济，从而使穷富队之间的差别不断缩小，为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河南巩县回郭镇公社，由于社队工业的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的力量，使公社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扶持穷队发展农业生产，帮助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教，使一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较快赶上较富的生产队。几年来，光是公社用在支持穷队，受灾队上的钱即达四十多万元。

第三、社队工业的发展，能够釆取各种方式，从人力、技术、物力、财力等各方面支援农业，为农业机械化的飞跃发展“安上金翅膀”。

上海市上海县在 1957～1965 年的九年中，全县各大队基本上没有办工业，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总额只有三十二万七千七百元，平均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一百五十元左右，只能买六只人力喷雾器。在 1966～1969年的四年中，队办工业刚开始露头，大队一级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总额就上升到二百六十八万元，平均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二千八百多元，可买一台多一点手扶拖拉机。在 1970～1974 年的五年中队办工业有了较大发展，大队一级对农业机械化的投资总额高达八百三十三万一千五百元，平均每个大队每年投资七千元，可买三台多手扶拖拉机。

第四、社队工业的发展，可以缩小城乡差别。在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也不是什么空想”，旧社会留给我们的“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93。当然，这是有条件的，“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平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94。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广大社会主义农村，工厂星罗棋布，工农业直接结合，这就会为城乡分离和城乡差别的逐渐缩小创造条件。

第五、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广大的社会主义农村的阶级队伍发生着新的变化。农村人民公社正在出现一支越来越大的工业技术队伍，一代掌握着工业技术的新农民正在成长和壮大起在。

在上海市上海县可以看到，随着社队工业的发展，一支农村工业技术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既是农民，又是社会主义农村的新工人。这个县 1975 年已有拖拉机手三千三百九十七人，插秧机手二千三百二十八人，电工三千五百零四人，汽车驾驶员一百六十二人轮船驾驶员一百六十八人，各种建筑工人三千零三人，以上共计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二人，连同社队工厂三万二千七百四十五人在内总数达四万五千三百零七人，占全县农村劳动力的 17.4%，差不多六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掌握工业技术的农村工人。

总之，社队工业的发展，使工农业结合起来，有利于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正因为如此，它受到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竭力反对。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队工业刚刚获得一些发展的时候，我国党内的资产阶级就叫嚷社队工业“糟得很”，他们攻击小化肥“搞糟了”，“得不偿失”，妄图扼杀社队工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社队工业进一步发展了。可是党内资产阶级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煽动下，又攻击社队工业的发展是什么“自发性”，“盲目性”，“瓦解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计划”。他们妄图以“整顿”为名，对社队工业大砍大杀。这也就从反面告诉我们，社队工业的发展好得很。

社队工业当前在我国农村还不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重还不大。它在发展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艰难曲折。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我国农村的社队工业也是在商品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这就必然会带来新的矛盾。例如社队工业为城市工业加工或生产产品，所积累的资金可以用于农业，这是社队工业间接支援农业的一种方式。这种间接支农，当然也是一种工农业的结合。但是，如果社队工业不为农业生产服务，只重视为城市工业加工，追求利润，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那末，资本主义经营必然泛滥，直接削弱支农的力量，甚至会同农业争资金、争劳力，走到邪路上去，从而使工农业的结合受到破坏。社队工业的生产既然也是一种商品生产，它就必然也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国家对社队工业的计划领导，同对国营工业生产和对农村人民公社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生产的领导比较起来，又较为薄弱，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在这里就更加容易滋长。所以，社队工业的发展，同样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发展社队工业的问题上，不能因为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而因噎废食，不热心支持。相反，只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决同社队工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积极支持社队工业，使它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才能使社队工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使社队工业同农业真正地结合起来；才有利于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国民经济范围内的工农业结合

除了同一人民公社范围内的工农业结合以外，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在更大范围内的工农业结合的问题。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问题，也就是一个在国民经济范围内怎样使工农业结合起来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工农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计划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但是，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关键还在于能否处理好农、轻、重的发展关系。人们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就必须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先安排好农业的发展规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确定轻工业的计划。农业、轻工业安排好了，再安排重工业，重工业就不但有了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明确了发展的方向。这样，国民经济就会在工农业的紧密结合下高速度地发展。可是，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总是要推行重、轻、农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会把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对立起来，只讲重工业对农业和轻工业的作用，不讲农业和轻工业对重工业的作用，片面强调重工业，不考虑农业这个基础能否适应，结果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不巩固，不但会使重工业发展得慢些和差些，更严重的是会破坏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成了一条腿走路，影响工农业的有机结合。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每当国家强调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时候，每当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时候，就有一些同志把客观规律忘掉了，口头上说的是农、轻、重，实际上却在搞重、轻、农，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在经济建设中拉长了工业的基本建设战线，必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挤掉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商品制度下，只顾工业发展，不顾农业发展，而使农业严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那会是什么结果呢？结果不但国民经济不能高速度发展，更主要的是扩大了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从而扩大工农业的劳动交换中事实上的不平等，出现新的“剪刀差”。如果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农业的过重负担，还会使工农业重新出现尖锐的对立。要使工农业逐步地结合起来，除了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以外，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业，迅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逐步缩小工农差别，限制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工农业的结合，既然是在商品制度下实现的，而作为商品生产规律的价值规律，对工农业生产必然要发生影响。正确地利用商品、货币、价值、价格等范畴，对工农业产的结合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价值规律和同它相联系的范畴，是私有经济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如果不对它可能带来的危害加以限制，就会重新导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因此，对于同商品制度相联系的一系列工农业结合过程中发生的矛盾，需要正确处理。处理不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也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

在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过程中，工业品和农业品价格上的“剪刀差”，是资本主义商品制度遗留下来的。它反映的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关系。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这种“剪刀差”是会不断缩小的。但是要彻底消灭，却需要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存在，表明了工农之间的一种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新老资产阶级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往往要扩大这种“剪刀差”，来破坏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破坏工农联盟。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积极地创造条件，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这种“剪刀差”。

要使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能够得到正确结合，还要安排好国家收购的各项农副产品之间的比价关系。比价安排不适当，就会影响集体经济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也会影响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使工业和农业能够正确地结合。

充分发挥工业的主导作用，使工业和农业能够正确地结合起来，除了坚决地把工业发展的方向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以外，还要求尽力做到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支援农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以降低支援农业产品的价格。这样做，将有利于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了，工业就会更快地发展。相反，支援农业产品的劳动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或者追求利润，提高销售价格，制造新的“剪刀差”，那末，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会买不起；即便买得起，也会由于支付的费用过多出现增产不增收的现象。这样就会妨碍工业和农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的直接结合。

在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结合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工农业结合要利用货币交换关系；而货币交换关系正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必然会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是要利用工农业之问的货币交换关系，进行投机贩卖，从中牟取暴利。对于这种资本主义活动必须给予打击；对于工农业结合过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对于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必须进行批判。这样，才能保障工农业之间的交换活动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

工农业结合的实质是工农联盟问题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工农业的结合问题，不仅涉及这两个部门如何交换劳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工人和农民两大劳动阶级的联盟。

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95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不仅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需，而且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政治问题。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又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家，农业的状况如何，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从来就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之间还存在着本质差别。这个差别不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就还有产生的土壤。要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首先必须重视农业，重视农民，重视工业支援农业，帮助农业的发展，同时还要积极支持一切为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而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例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等。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改变农村落后于城市的状况，而且还要改变人们忽视农业轻视农民的传统观念，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使工农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工农联盟进一步得到巩固。因此，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做好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工作，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題、路线问题，是关系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重大问题。

无产阶级的敌人、党内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总是要破坏工农联盟，在经济上就要破坏工农业的结合。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破坏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大肆散布“工业多的地方搞农业是不务正业”等谬论，推行一条“重工轻农”、“以工挤农”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割裂开来，打击工业比重较大地区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妄图以此来削弱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在工农业的商品交换中，竭力扩大“剪刀差”，叫“要卡农民的脖子”，妄图重新造成工农之间的尖锐对立，破坏工农联盟。他们还诬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反对大学生“社来社去”，煽动农民“吃光分光”。党内资产阶级从各个方面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我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关系提到理论、路线的高度来认识，才有可能识别和战胜修正主义路线，才有可能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工人和农民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96。社会主义工农业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导致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这一客观规律的作用是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工人阶级教育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逐步地引导农民群众扩大集体所有制的规模和提高它的公有化程度，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使它发展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些党领导下的自觉活动，将为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创造条件。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对外侵略扩张，对内镇压人民，疯狂推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为此，它必然要横征暴敛，通过增加农民税负和提高工业品价格等途径，对苏联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夺。苏修梦想在剥夺农民、剥夺全体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称霸世界的帝国。这样做的结果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工业和农业已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重新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使城乡对立也日益加剧，使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苏联人民的反抗日益增强。这种现象，预示着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制度就要解体了。

在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关系，实质上就是巩固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是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问题，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的新问题。

第六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节约

第一节 劳动时间节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社会主义为劳动时间节约规律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生产过程是产品的创造过程，同时，又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就有一个节约人力、物力、财力的问题。人力的节省是活劳动的节约，物力的节省是物化劳动的节约，而财力的节省则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节约的货币表现。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劳动时间的节约。

节约对于一切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不论是个人或是社会，如果用于生产某种产品的时间节约了，就可以用同样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从事其他事情。马克思说：“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社会，其发展、需求和活动的全面性，都是由节约时间来决定的。”“因此，节省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极其高级的规律。”97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时间的节约受着剥削制度的限制。资本主义制度的废除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规律开辟了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

劳动时间的节约是增加社会主义资金积累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积累日益增多的资金。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产阶级总是依靠剥削和掠夺来增加资本积累的。他们除了残酷地掠夺和剥削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外，还靠发动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财富来增加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积累史就是一部鲜血淋漓的剥削史、掠夺史。社会主义国家增加资金积累不能象资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那样，采用对内剥削本国人民，对外进行侵略、掠夺，或者勒索战争赔款，或者出卖本国资源的办法，而只能依靠全体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依靠全国人民的厉行节约来获得。

我国是一个大国，但经济还比较落后。为了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厉行节约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毛主席指出：“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98

厉行节约，不仅是增加社会主义积累的客观要求，也是使已经积累起来的资金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各个方面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同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办更多的事情，这也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劳动群众说得好：“只勤不伧，白白苦干。”只有既勤又俭，才能使劳动群众创造的财富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才能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我国对外承担着国际主义的义务，也只有在国内各个方面多节约一点，才能为世界革命多贡献一份力量。

劳动时间的节约也是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三大差别的客观要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把培养既能从事体力劳动，又能从事脑力劳动，既能担任直接生产工作，又能胜任管理职能的全面发展的新人，作为缩小三大差别的一个重要步骤。为了使广大劳动人民逐步做到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那就需要不断提高他们全面发展的水平。马克思说：“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99只有日益提高物质生产部门节约劳动时间的水平，整个社会用愈来愈少的时间，生产出愈来愈丰富的社会产品，劳动者个人用于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才可能逐步缩短，用于全面发展的活动时间才可能逐步增加，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才有可能逐步缩小。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厉行节约。社会主义制度则为厉行节约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民经济可以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从而有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由于盲目竞争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惊人浪费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节约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下，劳动人民厉行节约的自觉性日益提高。所有这些，都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节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节约劳动时间过程中的矛盾

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为厉行节约提供了客观可能性，但是可能并不等于现实。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时间的不断节约，决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斗争的过程，一个不断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

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是无限的。在合理开采自然资源，做好环境保护，开展综合利用，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费用等方面，都有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还存在着同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同厉行节约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克服了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盲目竞争所造成的社会财富的惊人浪费，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因此，各个企业在实行节约的过程中，也就必然会遇到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增产和节约的矛盾，质量和节约的矛盾等等，需要正确加以处理。

社会主义公有制把整个国民经济联结成为一个整体，每个社会主义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一个企业中劳动时间的节约，一般说来，必然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存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相对独立性，也会使两者发生矛盾。有时，从单个企业来看，它釆取的节约措施对本企业是有利的，但从全局来看却是不利的。因此，一个企业厉行节约，首先要考虑会不会给国家或消费者或其他企业带来损失和不便，要考虑整个国民经济的效果。

一个企业采取节约措施，还必须从长远着眼来计算效果。

如果生产上一时的节约会造成长远的损失，就是不可取的。在确定基本建设投资时，超过需要和可能的高标准设施是浪费，但取消或减少必要的生产设施、辅助性设施或降低它们的合理的标准，也会造成浪费。

生产过程中的节约，是在一定时间内制造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产品的前提下，对于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节约。增加生产，扩大生产规模，一般说来，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有利于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因而有利于进一步节约单位产品的劳动耗费。厉行节约，可以用同样的人力、物力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为增加生产创造条件。因此，增产和节约本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但是，如果片面地看问题，增产和节约也会发生矛盾。如果单纯追求产量的增加，不恰当地多增加设备，多耗费原材料，多增加劳动力，那末，在产量增加的同时，成本也会大幅度上升，结果，产量是增加了，但是资金积累不能等比例地增加，甚至出现产量上升，积累下降，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的。如果单纯追求动力、原材料和活劳动耗费的节省，高开了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那末虽然可以用节省下来的人力和物力增产一些产品，但是质量降低的产品不能一个顶一个用，实际上造成了浪费。全面节约的观点，就是要把节约和增产紧密联系起来，在增产中厉行节约，用节约的办法促进增产。

保证产品质量和厉行节约会发生矛盾是容易理解的。在产品的设计、生产技术、工艺流程没有改进的情况下，减少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耗费，这不是“节约”，而是“偷工减料”，势必影响产品的质量。正是因为如此，就有人认为，强调质量就不能节约，节约就不能提高质量。这种看法是把节约和质量绝对地对立起来了。实际上，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同节约除了矛盾的一面，也有着统一的一面。产品质量提高了，延长了产品的使用期限，增强了产品的使用性能，就是节约了社会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从一个工厂企业来看，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了废次品，降低了产品返工回修率，也是物力和人力的节约。正确处理质量和节约的矛盾的关键，是要充分发动群众来改革不合理的产品设计，改革烦琐的工序和工艺，降低不合理的物资消耗，合理选用原材料，提高物资的综合利用程度，变废为宝等等，这样就可以在保证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实现解决。

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节约问题上也会反映出来。党内外资产阶级总是利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三大差别，拼命散布追求享受、贪图安逸、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贪污盗窃、挥霍浪费不仅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而且是他们在经济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罪恶手段。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总是极力反对毛主席的“勤俭建国”的方针，贪大求洋，挥霍人民财产，不仅给国家在物质财富上造成损失，而且腐蚀了部分工人、党员、干部的思想，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为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营私舞弊等罪恶活动提供了条件；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扩大了社会基础。因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但在经济上能够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有力打击。

第二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劳动时间节约的标志

社会主义劳动时间节约的经济规律，要求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100。在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不断地创造新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就是标志着耗费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标志着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节约。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增长，是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决定性环节，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01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制度，归根到底，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出现比资本主义制度下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为国家的日益富强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改善创造物质基础。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所出现的变化，最有力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论点。

为什么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马克思在分析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02马克思指出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从工资雇佣奴隶开始变为生产的主人。不断地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开始成为劳动者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种自觉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有计划培养和劳动者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之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七·二一”工人大学在工厂普遍推广的情况下，我国广大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迅速提高。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的发展及其在工农业生产上的应用，已不再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束缚，而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了。少数资产阶级专家垄断科学技术的状况也逐渐得到了改变。在工农群众、革命干部和专业人员实行“三结合”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将更加广泛地在生产上得到应用，并得到更迅速地发展。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过程的有计划的社会结合，生产者之间的有计划的分工协作，冲破了一个企业、一个资本的范围，扩展到各个企业之间、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和各个地区之间；生产资料的利用规模也随着私有制转化为公有制以及公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而不断扩大；自然条件的改造，就象我国“大寨田”的建设，“红旗渠”的建造，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等工程所显示的那样，也以旧社会所无法想象的规模和速度展开。

社会主义制度为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工人、农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的队伍中还广泛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决不可能是没有阻力的。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党内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上总是大肆马克思主义，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他们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一方面歪曲列宁关于劳动生产率对于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作用的理论，把列宁的观点歪曲为，似乎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他们又歪曲马克思关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的理论，把科学技术的发展说成是保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首要因素，鼓吹技术至上，专家第一。邓小乎在一九七五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拼命鼓吹“生产力就是科学”，科技领域要由资产阶级专家挂帅等谬论。在他看来，只有依靠资产阶级专家，科学技术才能发展，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103他们在劳动生产率问题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就是为了掩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掩护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第一位的东西。因为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实现，决不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自发地实现；同时，也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持久地、迅速地增长。

技术革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但是具有一定劳动经验、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始终是生产力中能动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当家作主，充满革命豪情，具有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极大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在生产斗争中不仅能够实干、苦干，而且更懂得如何巧干。他们不断总结和积累生产斗争中的经验，大搞技术革新，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通过生产斗争实践，大搞技术革新，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它不仅直接决定着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而且对于生产资料的利用范围和自然条件的改造程度，也有重大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生产提出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如果不搞技术革新，不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难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要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技术革新是劳动者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的生产任务，并逐步地使生产劳动从沉重的体力劳动转化为半机械化、机械化和自动化、电子化操作的一种重要手段。

通过技术革新，减轻工人劳动强度、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典型事例，在我国各地比比皆是。技术革新的重要作用，从上海地区的一些材料来看，也十分清楚：

熟悉玻璃制瓶业的人都会十分自然地想起过去制瓶工人的“三件宝”：第一件是一根铁棒。一头伸进通红的熔炉，一头握在工人的手中来回捻转。每个工人每天要挑料六、七千次，许多工人的手腕扭伤了筋，不得不开刀治疗。第二件是一条毛巾。工人们将它在冷水中浸湿，缠在额头上，以抵御炉前高温。第三件是一双厚达三寸的木拖鞋，穿着它以防高温灼伤双脚。可是今天，我们走进上海玻璃瓶十厂的制瓶车间，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好几种玻璃原料通过电子秤和一套控制机构，自动地拌和起来送入加料机；激光液面控制器裉据炉内玻璃溶液面的高低自动控制加料机，使原料均匀地送入炉内；炉内的料又通过供料机一块块自动地送入制瓶机，一只只瓶子做好后，又被机械手抓到传送带上，送入退火炉。这一切，都由一台电子计算机控制着。在工人们自己动手搭起来的简易机房里，只见各种指示灯闪闪发光，工业电视机屏幕正显示着机器的运转状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先后进行了四次比较大的技术革新，从手工操作到半机械化，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从机械化又到电子化。工人同志高兴地说：“过去制瓶是：头点手动浑身摇，十个指头烫满泡，送瓶还要两腿跑，劳动强度实在高；现在制瓶是：按电钮，看落料，瓶子围着机器跑，生产飞跃人欢笑。”该厂 1966 年的年产量是一千三百五十八吨，1974 年达到了三千一百吨；过去每台制瓶机是七个人，1966 年实现了半机械化，每台机减少到四个半人，现在实现了电子化，一个人可以管两台制瓶机。

上海手套行业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是“三老一杂”的烂摊子，即厂房老，设备老，产品老，机器型号杂。整个行业技术条件很差，全部都是手工操作，工人操作时要手摇、脚跳、口数、脑记，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一个工人每天生产四、五打手套，要摇三万多次，成年累月造成工人“肩膀有高低，手臂有粗细”。自从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手套行业广大工人发扬了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先后把手摇手套机革新为电动、半自动、自动、全自动手套机，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劳动生产率提高二十多倍，行业总人数减少三分之二，总产量增长了四倍。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不新地向技术革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又试制成功了电子数字程序控制手套机，产量比半自动手套机提高十二点六倍。群控手套机投产后，看台率扩大了九倍，每人的班产量提高十倍，挡车工劳动力可节约 90%。这一切，正如工人同志所说：“革新没有顶，潜力无止境。大干加巧干，面貌日日新。”

技术革新促进了机器、设备和工具的改进，提高了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连续化的水平；促进了产品设计的改革和生产工艺的改革；也促进了原材料的改革，用废次材料代替好财料，用资源多的原料代替资源少的原料。这一切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大大节约了原料、材料、设备和劳动力。

在技术革新的道路上，也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技术革新问题上，大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条卖国投降路线。在他们看来，要搞技术革新，只有从洋人那里购买专利，进口机器设备，才搞得成功，否则是不行的。邓小平在他炮制的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条例》中，说什么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多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要靠外国供应“现代化的成套设备”。如果按照邓小平这一套搞下去，中国就会变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的经济附庸。邓小平这一条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04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指示，是对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推行的卖国投降路线的锐利批判，为我国技

术革新指明了方向，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技术革新的开展。我们强调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是一概拒绝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对于一切适合我国生产发展实际需要的外国新技术，都应当学习和采用。但是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和采用。对待外国新技术，要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之后，“或使用，或存放”。对于引进的样品、样机和其他技术，经过一批二用三改四创，为创而学，洋为中用，才有利于我国的建设。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搞技术革新，就要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总是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强调科学技术特殊，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只能依靠少数专家，不能依靠广大群众，不能搞群众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工人群众是工厂的主人，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生动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把群众的革命干劲、革命毅力、革命智慧，也就是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使技术革新蓬勃向前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技术革新运动中的体现。我国的技术革新已经从厂内的“三结合”发展到厂外，实行工厂、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的“三结合”，设计单位、制造单位和使用单位的“三结合”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些不同类型的“三结合”，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人们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相互关系的生动体现。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坚持实行“三结合”，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分发动群众，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技术革新运动中还必须贯彻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看重洋的，看不起土的，实际上就是把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革新的门外。实践证明，只有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才能最充分地动员群众。广大工人群众的各种革新创造，是他们根据生产发展的实际需要，总结自己成年累月的生产实践经验，依靠自力更生的土办法创造出来的。土办法般具有比较简便易行，可以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花钱少，上马快，收效大，便于推广等特点和优点。坚持土法上马，能更好地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为广大群众参加技术革新开辟最广阔的天地。

以上海羊毛衫行业为例。文化大革命以前，在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为了追求“象样”、“正规”，靠少数人关门搞自动化，搞了几年，一直搞不出来。1973 年，有家羊毛衫厂的两个青年电工，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土法上马，仅花了七十二元，创造了一种“光电控制箱”，使四种操作实现了自动化。由于花钱少，收效快，工人十分欢迎。半年时间，就在全行业一千五百台织机上迅速推广，使生产效率提高 15%以上。 1974 年以来，这种筒易程序控制又在全市轧钢、锻压、金屑切削、橡胶等二十个行业逐步推广使用。

无数事例生动地证明，土办法土生土长，深深扎根于生产实践的土壤中。它同群众血肉相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恩格斯早就说过：“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105从生产实际出发搞出来的简易的土办法，是符合生产技术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量变到质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强调“土”法上马，决不是排斥“洋”法。所谓“土”和“洋”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不立足于土，崇洋排土，结果是什么东西也干不成。只有在技术革新中，坚持土法上马，土洋结合，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搞得轰轰烈烈，收到多快好省的效果；如果不是这样，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人为地造成许多限制，把广大群众排斥在技术草新的大门之外，从而大大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技术革新必然冷冷清清，结果是少慢差费。所以，要不要坚持贯彻执行土法上马，土洋结合的方针，实质上就是要不要群众运动，要不要多快好省的重大问题。

第三节 社会主义协作和竞赛

社会主义协作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协作便是生产过程中社会结合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说：“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106这种协作，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范围。

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是工资雇佣劳动者能够聚集在起进行协作的社会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协作的特点是：劳动者之问的协同劳动，受到资本的强制。资本家发展协作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资本主义协作，必然激起劳动者的反抗，并发展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同时，协作的范围要受资本规模的限制。就个别资本来看，资本主义协作是有计划的，但从整个社会来看，生产和交换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在不同的工厂、不同的资本集团之间，协作是依靠订货合同来维持的，因此，这种协作关系是极不稳定的。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已、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着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必然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相互倾轧，常常使这种协作关系中断和受到破坏。

社会主义协作否定了资本主义协作中那种资本强制劳动的关系和无政府状态，它反映了人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支援的新型关系。社会主义协作的目的是为了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它能够突破一个企业的局限，广泛地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问有计划地进行。“一厂一角，百厂协作，一厂一件，百厂成线。”社会主义大协作所产生的力量，决不等于许多企业生产能力的简单总和，而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更大的生产力。

社会主义协作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列宁指出：“要把制造整个产品的某一部分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就必须使这部分的生产专业化，使它成为一种制造大量产品因而可以（而且需要）使用机器等等的特种生产。” 107企业之间组织起来的通常称为“一条龙”的协作关系，为企业之间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实现社会分工和生产专业化，有利于克服在一个企业的范围内难以克服的困难，迅速突破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以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江苏省常州市工业部门广泛发动群众，认真总结经验，不新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建立和发展了手扶拖拉机灯芯绒、卡叽布、印花布、化学纤维、晶体管收音机、玻璃钢制品、塑料制品等八条生产协作线，改变了过去那种工厂“小而全”工艺重复，力量分散，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的状况，使常州市的工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 1966 年到 1973 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5%以上；在这八年间，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原有工业固定资产总产值的五倍，相当于同一时期国家投资总额的十一倍。

社会主义协作有利于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基本建设和行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完成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在短时期内难以完成的任务。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一曲凯歌。这个解放以来上海市最大的建设项目，在全市二十三个局、二十三个设计单位，几十万人的共同会战和全国各地大力协作和支援下，从 1974 年 1 月 1 日破土施工打下第一根基础桩算起，仅仅用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就使六个生产厂，四个辅助厂，以及为这十个厂服务的海上卸油码头、污水排放隧道、金山铁路支线、黄浦江大桥、生活区和商业、学校、医院等，神话般地从昔日潮来一片汪洋、潮退满地泥泞的海滩上矗然兴起，并使十八套装置中的第一套装置点火生产。

上海纺织工业的行业技术改造是体现社会主义协作优越性的又一例证。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有关领导部门的主持下，全行业的技术力量集中使用，每年突击解决一、二个薄弱环节，每打一仗，就使纺织工业前进一步。1970 年，改造了全市的细纱机，使每只锭子的棉纱单产从三十五公斤提高到四十三公斤。1971 年打了一场发展合成纤维的“人民战争”，使合成纤维的生产能力翻了番。1972 年，进行了一场制造阔织机的会战，使全市高效率的阔幅织机增加一点六售。 1973 年和 1974 年集中力量发展涤纶，1974 年涤纶印染布的产量比 1965 年猛增四十二倍。由于通过社会主义协作，集中力量在行业技术改造方面打歼灭战，解放二十六纺织工业系统基本上没有建设新厂，还根据国家窬要，外迁和转产了八十多家工厂，纱锭减少 25%，布机减少 18%，职工减少 12%，而产值却比 1949 年增长近四倍，为国家积累的资金，相当于国家对上海纺织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六十二倍。

由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商品制度，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协作关系还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的协作关系，因此，它也有二重性。它既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企业之间相互支援的新型的协作关系，同时又仍然要遵循着等价交换的原则，仍是一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关系。社会主义企业之间这种客观存在着的金钱关系和买卖关系，是在协作过程中产生讲条件，顾本位，只愿当主角，不愿当配角，只图自己方便，不顾别人因难，甚至以邻为壑等资本主义协作关系的经济基础。因此，社会主义协作的发展过程，不能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过程。这是公有制同私有制的斗争在协作关系上的反映。

开展社会主义协作，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协作中的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自觉遵守国家的各项财政制度，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国营企业相互之间和集体企业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中，都要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合理计价；都要严格执行合同，保证按品种、按规格、按质量、按数量、按期限地完成协作任务。同时，要提倡“龙江”风格，用困难促进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使共产主义的协作风格日益发扬光大。

社会主义竞赛

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协作，而且表现为社会主义竞赛。社会主义竞赛这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形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已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社会主义竞赛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竞争。列宁说：“竞争就是空前残暴地压制人民群众即绝大多数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竞争也就是排斥竞赛，而代之以金融上的欺诈、专横和对社会上层分子的阿谀逢迎。”108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竞争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弱肉强食规律，它的原则是先进者打败落后者，在落后者破产的基础上扩大自己的地盘。竞争是商品生产，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的产物，它不仅加深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资本家总是靠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来增强它的竞争能力的，所以它也必然要加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是“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达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社会主义竞赛这种崭新的历史现象，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夺取了国家政权，当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以后，才可能出现。它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物，体现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来，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才能。”109

我国的社会主义竞赛，是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一种群众运动的形式。在竞赛过程中，通过比学赶帮，把群众创造的最新技术和先进经验，及时推广到各行业以至全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对于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竞赛是生产斗争的一种广泛的群众运动，是正确处理生产中先进和后进矛盾的一种重要方法。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比先进，找差距，发现先进和后进的典型；再在各个企业内部揭矛盾，首先是揭露企业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然后群策群力来解决矛盾，变后进为先进，使先进更先进。在社会主义竞赛中，“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110

1970 年，上海报纸上发表了《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的对比调查报告》，把上海水泵厂厂大，条件好，群众没发动，生产上不去的情况，同第一水泵厂厂小，条件差，发动了群众，把生产搞得热气腾腾的情況，进行了对比。调查报告的发表，在上海水泵厂引起巨大反响。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再也坐不住了，怀着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揭矛盾，找差距，一下子提出了三百多条改进意见。厂的领导干部也端正了路线，改进了作风，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在全厂干部、群众的努力下，迅速改变了落后面貌。从 1970 年到 1974 年的四年中，这个厂生产连续跃进，年产值每年递增 20%左右，现在一年的产量，就等于四年前的两倍半，品种也扩大了一倍半。过去不能生产的压力高、流量大、扬程远的新产品，现在也已经成批投产。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同商品关系相联系的竞争关系和金钱关系也会必然反映到社会主义竞赛中来所以，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的后果 111。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竞赛单纯地看成是完成生产任务的手段，总是使支配资本主义竞争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套东西在社会主义竞赛中泛滥，以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腐蚀广大职工的思想。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邓小平一类提倡的所谓竞赛，奉行的就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哲学和物质刺激原则，其核心是一个“钱”字，名为竞赛，实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竞争。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在组织社会主义竞赛的过程中，发扬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共产主义风格，坚决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使竞赛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地发展。

第七章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第一节 经济核算的二重性

经济核算是厉行节约的重要手段

经济核算是生产发展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对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加以记录、计算、分析和对比的需要。这种对生产过程（或经营过程）中的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进行记录、计算、分析和对比的活动，叫做经济核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簿记或算账。在个体生产者那里，这种核算往往只在生产者本人头脑里进行，是比较简单的。生产过程越是社会化，经济核算的重要性也越是增大。马克思指出：“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112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是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不同的，但是这种核算仍然同商品货币联系在一起，同旧社会又没有多少差别。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利用经济核算同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一面，大搞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复辟资本主义的。为了有利于同党内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行为作斗争，我们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核算的界限。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经济核算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增殖，即剥削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总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目的，务求以最小的资本支出，去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譬如，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可以节约原材料，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可以节约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可以节约劳动时间。可是，这只有在它能够给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如果说，多雇佣一些廉价劳动力，比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更能节约资本支出，替资本家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那末，尽管新技术、新工艺可以节约劳动时

间，资本家也不会去采用它。这种情况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113

日本九州南部有一个水俣镇，有一家垄断资本新日本氮肥公司专门在这里生产氯乙烯和醋酸乙烯。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攫取更高的利润，从 1950 年以来，不顾工人和居民的健康和生命，采用了汞催化剂工艺。结果，使大量含有甲基汞的毒水、废渣排入水俣湾，使海水严重污染，鱼类大量中毒。水俣的居民吃了这类鱼，开始是口齿不清，步态不稳，面部痴呆，进一步就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是精神失常，身体弯曲，嚎叫死去。水俣镇五万居民中，就有一万多人得了这种病，因而通称这种病为“水俣病”。经过调查，找出病源以后，资本家还千方百计将调查结果保密，并勾结当局，拒不改变工艺，致使“水俣病”在日本各地蔓延。

日本“水俣病”的蔓延，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节约，实质是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就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看，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存在着大量浪费现象，更不可能有什么节约。周期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大批的劳动力和生产设备被闲置起来，劳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大量地销毁掉。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这种大量浪费，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核算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个别企业生产中劳动时间的节约同整个社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巨大浪费同时并存。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经济核算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通过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促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不仅能够在各个企业内部进行，而且，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进行，这就使得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从而更好地实现节约，更多地、更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作为全面节约、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手段，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因而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经济核算，不仅是专业人员的工作，而且是广大群众自觉参加的一项经济活动。我国社会主义企业中的班组核算、经济监督组织和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便是群众当家理财进行经济核算的一些重要形式劳动群众参加企业的经济核算活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劳动群众对生产过程最熟悉，他们长年累月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对于自己那部分工作的状况最清楚，对增产节约最有发言权。在工厂企业中，工人参加班组核算，参加车间和全厂的经济活动分析，以主人身份当家理财，不但可以使经济核算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增产节约运动更迅速地发展，而且可以督促企业领导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办事，使企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前进。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在依靠劳动群众的同时，也要求注意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把群众核算和专业核算结合起来。专业核算人员同企业各车间、各班组进行接触，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全面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劳动群众同专业人员结合在一起，就有利于实现全面节约，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多快好省地不断向前发展。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

经济核算是对生产过程中生产耗费和生产成果进行对比和核算。社会主义生产过程是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在直接社会劳动过程中，劳动者要消耗一定种类和数量的使用价值，同时又有计划地创造出满足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各种使用价值，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就要核算使用价值。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劳动者除了把生产资料和原材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以外，还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又要核算价值。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构成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两个方面。

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核算指标，不论是反映生产成果方面的核算指标，还是反映生产耗费方面的核算指标，都同时具有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这两个不同的侧面。在反映生产成果方面的核算指标中，产品品种、产量和质量，就是使用价值的核算指标；而产值和利润则是价值核算的指标。对于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果，我们必须同时从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方面去进行核算和衡量。社会主义企业只有在产品品种、产量、质量和产值、利润这些方面全面地实现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核算指标，才能说，它的生产成果，不论从实物形态或者价值形态方面，都为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反映企业生产耗费方面的核算指标中，也具有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这两个方面。例如，原材料消耗定额、辅助材料消耗定额和设备利用系数等等，就是使用价值的核算指标；而象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金额，则是价值核算的指标。社会主义企业只有既在实物形态上不超过各种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消耗定额，不低于各种主要设备的利用系数，为国家节约各种有用的物质财富，又在价值形态上努力实现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金额，为国家节约社会主义建设资金，这时才能够说，它的生产经营，已较好地贯彻了社会主义的节约原则社会主义企业通过价值核算，把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都按照统一的货币价值形式放到一起，以便对它的整个生产成果和生产耗费进行综合对比，分析造成增减变化的主客观因素促使全面节约各种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从而生产出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质量更高的使用价值，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核算价值，是为了更多、更好地创造使用价值。从这一方面来讲，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是统一的。但是，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毕竟是两种不同角度的核算，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种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对立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二重性。

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矛盾的表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着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此，国家必须对国营企业下达各种使用价值指标。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又还是商品生产，国家在下达各种使用价值指标的同时，还必须下达各种价值指标。国家下达给各个国营企业的产值、上缴利润等价值指标，是综合性的指标而国家下达的产品品种、产量和质量等使用价值指标，则是分门别类的指标；而且，由于国家计划不宜管得过死，国家对某些产品往往只下达产品的大类指标，而不下达具体的品种、规格。这就会使得国营企业完成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和价值核算指标的情况参差不齐，甚至很不一致，往往出现企业按照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已经实现，但是按照价值核算指标则未实现；或者企业按照价值核算指标已经实现，但是按照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则未实现等情况。

价格的变动也会引起价值核算和使用价值核算的矛盾。以生产耗费的核算为例，往往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种产品所耗费的原材料成本，从使用价值来核算，在它所耗费的各种实物量上，全部实现了定额指标，或者还有所减少；但是，由于原材料调高了价格，从价值来核算，它就会表现为原材料的成本金额上升了。同样，以生产成果的核算为例，也往往会看到另一种情况：一定时期内的企业经营成果，从使用价值来核算表现在实物形态上的产品品种和产量等等都全部实现了核算指标。但是，由于产品调低了价格，从价值来核算，它以货币形式上缴的利润却完不成计划。这些情况表明，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会由于价格的变动，沿着不同的方向运动而发生着矛盾。

在价格变动的条件下，会引起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那末，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会不会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呢？由于价格水平的高低，并不一定反映生产中劳动消耗的大小，同时，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是相对稳定的，而价值则是经常变化的，所以，有的时侯，它也会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沿着不同方向运动的矛盾状况。例如，对产品的使用价值核算指标，只规定了大类品种，而没有规定具体品种，并假定这些具体品种的价格也没有调整过。但是，由于各个具体品种之间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情况不同，有些价格高于价值，有些价格低于价值。因而在同样完成这些大类品种的使用价值核算指标的情况下，从价值核算来说，生产那种价格高于价值的具体品种，产值指标比较容易完成；生产那种价格低于价值的具体品种，产值指标就比较难以完成。诸如此类在价格没有变动的条件下，发生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运动情况，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也是常常会碰到的。

在价值核算中，成本、价格、利润这些价值指标，是同商品相联系着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要利用成本、价格和利润这些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也要利用这些经济范畴。虽然所有制不同了，但是这些范畴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它的基本特征都是以价值及其转化形态作为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条件不同的生产单位，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这同旧社会是没有多少差别的。社会主义企业利用价值核算，是为了更好地节约劳动时间，生产更多更好的为社会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价值核算要受到使用价值核算这矛盾的主要方面所支配。当着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求社会主义企业保证完成产品品种、数量和质量等使用价值指标。在这个前提下，也要通过正当途径，努力增加产值、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以争取同时完成各项价值指标。可是，在商品货币关系条件下，党内走资派也可以通过推第一”、“利润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使价值核算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产值第一”、“利润挂帅”的支配下，企业必然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顾社会劳动的合理利用，不把国计民生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把追求产值和利润放在第位。这样，就必然冲击国家计划，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并使某些商品供不应求，另一些商品则供过于求，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价值核算代替使用价值核算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核算的性质也就从社会主义蜕变为资本主义的了。

商品制度下的这类矛盾，总是会不断地出现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并且紧密依靠广大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那末，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就定能够得到正确的处理，使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沿着健康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上海货车制造厂生产的三十二吨矿用自卸重型载重汽车，是矿区迫切需要的运输车辆。过去，在刘少奇崇洋媚外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下，外国资本家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欺侮我国不能生产，用拒绝供应零配件的办法来卡我们。一个时期，造成矿区的许多进口车因零配件供应不上，动弹不得，成了废铁。上海货车厂的职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于 1969 年造出了自己的“争气车”，支援了矿业生产。三十二吨载重车正式投产以后，产量年年增加，但是零配件却增加很少。有个八八六矿就因为国产重型车配件供应不上，只好使部分车辆睡大觉。他们说：“有了国产‘争气车’，支援我们‘大打矿山之仗’，狠裹打击了帝、修、反。现在零件供应少了，却又拖了我们矿业生产的后腿”。货车厂的职工去矿区访问，亲眼看到这个情况，震动很大，就调查了本厂零配件生产的情况，发现确实存在“重整机、轻配件”的现象。为什么会“重整机、轻配件”呢？原来是“产值第一”的流毒所造成的。因为同样一辆三十二吃载重车的全套零配件，如果装配成整车（把兄弟厂制造的协作件产值计算在内），产值就要比按一件一件零配件计算大十多倍。所以，当着有些同志提出要把车间里准备装配的二十辆整车的全部零配件送去支援矿区时，就遇到了阻力。两种意见经过争论，大家认为，把价值核算放在首位，只顾片面追求产值，不顾国家建设需要，那是资本主义经济核算的一种表现，一定要批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首先要从使用价值方面保证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把二十辆车的零配件送到矿区，用来修配旧车，所能发挥的使用价值，就不止二十辆，而是几百辆；而且就是从价值方面来看，几百辆重型车开动起来，使矿区增加的产值，以及钢厂因得到更多矿石原料从而增加的产值，比起货车厂一个厂所减少的产值来，那也不知要会高出多少倍。货车厂的职工统一了思想，高高兴兴地把二十辆车的零配件送到了矿区。与此同时，还对 1975 年各种载重车的零配件生产作了重新安排，比上年增加 40%。年度结束时，这个厂的总产值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还比上年增加了 30%。

江苏省清江市清江胶鞋厂原来是生产“解放鞋”的弄堂小厂，后来上级要求这个厂在摘好“解放鞋”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全胶鞋，供应城乡市场。生产什么全胶鞋呢？有的认为，苏北农村旱田改水田的面积不断增加，应该生产广大下中农急需的价廉物美的防滑靴。也有人认为，防滑靴工艺复杂，产值又低，弄不好要赔本，不如生产产值高、利润大的一般胶鞋。有个干部还到外地加工了一批这种一般胶鞋的铝楦头，建议立即生产这个品种。通过调查研究，他们了解到目前生产产值较高的一般胶鞋的工厂较多，产品供应充足，而防滑靴农村迫切需要，厂里有人不愿生产，这不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在有些同志的头脑里作怪吗？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只顾产值、利润，不顾人民需要呵！于是，全厂职工作出了生产防滑靴的决定。防滑靴投产以后，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十分畅销，各地商业部门不断要求增加订货。在各方面的促进下，这个厂既从使用价值方面满足了贫下中农的需要，又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价值指标。

有人认为，多完成一些产值和利润，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作出的贡献，并没有揣进个人的腰包，怎么能够算错？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如果是以产值和利润的高低来指导生产，不顾人民需要，不顾国家计划，那末，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而且也会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给国家带来损失。因为，企业为了片面追求产值和利润，只生产了产值高、利润大的产品，而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却没有按照计划生产出来，这样，按照计划需要这类产品的企业却得不到这类产品，就会直接和间接影响到同这类产品相联系的一系列企业停工待料，造成社会劳动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社会不需要或者并不急需的产品却成倍增加了，这一部分产品只好放到仓库里，这又会造成大量资金的积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企业，还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都不允许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按照产值的大小，利润的多少，作生产方向上的改变，去生产非本企业计划项目的产品。但是，只要商品制度存在，将较多的资金移用去生产本企业计划项目内的某些价格高于价值的产品的情况仍然是存在的。在集体所有制单位中，这种情况就突出一些。这种情况，反映到市场上来，就会在供求之间造成“缺口”。这种“缺口”，正是滋生城乡资本主义的肥沃土壤。一批一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就会从这块土壤上滋生出来，进行套购国家和集体的物资，从事长途贩运、转手倒卖、哄抬物价以及损公肥私、营私舞弊、贪污盗窃、行贿受贿等资本主义活动。无产阶级如果不同这一类现象进行斗争，社会主义企业就会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就会更加猖狂地活动起来。

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过程中使用价值核算和价值核算的矛盾，归根到底，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只有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才能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这种矛盾，使经济核算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

经济核算制是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管理，先后曾采用过两种制度：一种是，国家对国营企业（主要是工业）采取全部集中管理的供给制的办法，即工厂需要的生产资料和一切生产费用，根据实际需要，都由国家供给，产品则不计价地归国家统一分配。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实行过这种管理制度。它对于保障当时革命战争的供给，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同和平时期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不适应的，它不利于充分调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所以，苏联在转入新经济政策时期以后，就根据列宁的倡导，逐步改行了另一种管理制度，即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制度。列宁明确指出，经济核算制应当是经营所有国营企业的基础。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也曾实行过供给制的管理制度。一九四二年以后，一切农工畜运商业开始实行企业化，逐步改行经济核算制。全国解放以后，政务院立即颁发有关条例，对国营企业逐步清产核资，全面推行了经济核算制的管理。

那末，什么是经济核算制呢？简单说来，经济核算制，就是一种既保证国家的统一领导，又给予企业以相对独立经营的经济管理制度。这种经济管理制度，是同商品制度联系着的。经济核算制管理既要求社会主义企业按照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对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东西，从实物形态上得到补偿；又要求通过货币来比较经济活动的消耗和成果，用企业本身的收入来抵付支出，从价值形态上得到补偿，并保证向国家上缴赢利（包括利润和税金）。

经济核算制作为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种制度，反映着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企业以及社会主义企业和企业之间一定的相互关系。下面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些关系。

（一）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国家统一领导同企业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关系。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指示所有公营经济建立经济核算制的时候，就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统一领导，就是企业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全面地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的计划。分散经营，就是企业运用国家拨给的生产资金，按照国家布置的计划任务，来组织生产、供应和销售活动。每一个国营企业在经营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各自计算盈亏，依靠企业本身的收入来补偿支出，并为国家提供积累。具体说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存在这样一些关系：

国家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计划，拨给各个企业一定的资金，下达各项计划指标；各个企业根据国家的计划要求，妥善地运用资金，合理地组织生产，全面完成国家交给的各项计划指标，而不能擅自修改计划。

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需要，统一规定产品的价格，重要产品并由国家统一分配。企业必须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增加积累，不得随意更动价格。

一切国营企业的纯收入，都属国家所有。企业应按国家规定，纳税和上缴利润。企业自留的折旧资金，也应按照国家的规定使用。一切国营企业的职工，由国家按照计划进行分配企业无权自行招收或裁减人员。企业的工资制度也由国家统一规定，不得自行改动。

但是，各个企业的状况是千差万别、异常复杂的。国家不可能对什么事都统一起来，而且统得过死也会束缚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因此，国家的统一领导必须同企业的分散经营相结合。

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企业具有一定的经营独立性，在银行中有自己独立的帐户，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规定产品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同别的企业另行订立经济合同，并各自以独立的经济单位的身份结算往来账目。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总是竭力反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这一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制管理的原则。他们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简单”、“呆板”，不如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灵活”，“多样”；要社会主义企业“认真向资本家学习”，“接受资产阶级的遗产”；要党和政府不要“千预经济”，要给企业以“独立处理一切经济事务的职权”，把企业办成完全独立核算的企业，妄图使社会主义企业变成各自为政、互相对立的经济集团，走上追逐利润、互相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道路。同时，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又大搞“条条专政”，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在按照“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对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管理的过程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核算过程中的矛盾，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作斗争，在坚持国家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有利于不断完善国家和企业的相互关系，推动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二）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这是一种共同协作和相对独立核算的关系。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不论就国营企业同国营企业来说，或就同一公社的各个社办企业，同一大队的各个队办企业来说，都属于同一所有者。它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同一所有制内部的关系。这同分别属于不同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有根本的不同。但是，在实行经济核算制的条件下，这些社会主义企业又都是一个一个相对独立核算、相对独立经营的单位，因而在发生企业之间经济联系、共同协作的时候，要实行等价交换原则，进行记账、结算，以便计算经济效果。

由于社会主义企业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联系，又由于在这种联系中各自都要进行经济核算，所以有时会发生企业之间经济利益上的矛盾。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这种矛盾，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通过国家计划的综合平衡和上级部门的统安排，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所要求的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是在共同协作前提下的独立核算。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一方面都是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而另一方面却又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如果只从独立核算出发，单纯考虑等价交换，就会妨害共产主义协作风格的发扬。那就同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没有多少差别。所以，社会主义业之间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发生往来关系的时候，必须提倡共产主义协作风格，在这个前提下，实行等价交换，这才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所要求的那种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各个企业都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发，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必然有利于巩固和发展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

上海异型钢管厂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经济核算制关系的一个典型。他们每接到一项生产任务，凡是兄弟单位急需的，即使产值低，也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工人说得好：这从本厂来看是“减法”，但从使用单位来看，他们有了必需的钢管，就可以及时投产或扩大生产，这就变成了“加法”；而从整个国民经济范围来看，又可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这就变成了“乘法”。上海异型钢管厂的工人就是这样十几年如一日，把兄弟单位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把国家的需要看作自己企业发展生产的方向，始终牢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 1966 年到1973 年的八年中，这个厂生产的管材品种、规格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八年（1958～1965 年）增长了近四倍，其中异型管材增长了近十倍，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支援了兄弟单位的生产发展。

在经济核算制条件下建立的国家和企业以及企业和企业的关系，目的是要使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经营责任心和积极性，充分挖掘潜力，厉行增产节约，以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利于国家对社会主义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管理。林彪一伙散布什么“三年不记账，钱也不会跑到外国去”的论调，是为了反对经济核算，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以便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趁机混水摸鱼，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

经济核算制的具体内容

经济核算制是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国家对国营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和计划管理，给企业规定产品品种、产量、质量和产值、劳动生产率、成本、上缴利润等计划指标；企业必须对国家计划负责，全面完成国家所规定的各项指标。

二、国家按照国营企业生产经营上的需要，经过核定，拨给企业一定的资金（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使企业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短缺，妨碍生产。

三、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任务组织生产，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产品，用销售产品的收入来抵偿支出，并按照国家规定上缴赢利，为国家提供积累。

四、国营企业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应有成本的计算；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应有节省原料和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和爱护工具的习惯。

五、国营企业之间以及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发生的一切经济联系，必须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企业和企业间的重大经济联系，还要事先订立经济合同。每一个社会主企业必须严肃履行合同的义务，共同对国家负责。

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组织生产，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集体增加收入，增加积累。同时，通过缴纳税金形式为国家提供积累。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基本上仍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都是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其中生产队一级是基本的核算单位。生产队的集体资金是社员缴纳和积累的，不是由大队或公社拨给的。公社和大队负责领导、帮助和支持生产队发展集体经济，但不能抽调生产队的资金来发展社有经济或大队经济。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公社对社办企业，大队对队办企业也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公社和大队分别对自己的社办企业、队办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同时给每一个企业拨给一定的资金，要求它们负责地运用这笔资金，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国家、公社或大队交给的计划生产任务，以自己的收入抵付支出，并完成或超额完成公社或大队规定的积累任务。

从上述经济核算制的内容可以看出，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仍然需要利用资金、成本、价格、赢利等经济范畴。但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中的这些范畴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现在我们分别来研究这些经济范畴的特点：

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资本。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是国家或集体财产的货币表现。社会主义企业运用这些资金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服务。

社会主义企业进行资金核算，是为了保证国家和集体的财产不受侵犯，并且使它得到合理的、有效的利用。企业的生产资金按照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周转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固定资金的实物形态表现为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在生产过程中是多次发生作用的，它的价值是逐渐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企业按照国家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提取折旧基金，使它的固定资产得以不断更新，并且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除了核算固定资产折旧以外，企业还要核算固定资金利用率，反映固定资金的利用程度，以求得在不增加固定资金的条件下，扩大它的生产能力。

社会主义企业还要进行流动资金的核算。流动资金是企业用于支付劳动对象（原材料）、职工工资以及成品销售过程中各项费用的资金。原材料在一次生产周期完成后就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它的价值也就全部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去。流动资金在它的连续不断的循环中，每周转一次所需的时间越少，在一年内可以周转的次数也就越多。所以，企业还需要核算流动资金的定额和周转速度，以求得用同量的流动资金，为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产品服务。

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本同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是两个不同本质的经济范畴。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是资本的消耗；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成本的减少，意味着资本的节约和对劳动者剥削的加深。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成本，是为生产一定产品发生的费用支出。它基本上包括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中归生产者个人消费的那一部分。从产品价值总额中减除以上两个部分，就构成企业赢利。所以，企业通过对成本的核算，不断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这就意味着不断节约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可以为国家或集体提供更多积累。降低成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可以从下面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字中看出一个梗概：按一九七二年的数字来匡算，我国国营工业企业的总成本每降低百分之一，由此而为国家增加的积累相当于建设三座南京长江大桥的投资额。

社会主义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是：

一、充分调动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不断地开展技术革新，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单位产品中的工时消耗。

二、节约原料和各种材料的消耗，合理选用新的更经济的原材料，开展原材料的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合理套裁，改进配方，釆用新工艺等，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原材料耗费。

三、充分挖掘现有设备的潜力，提高设备利用率，以降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折旧费用。

四、精兵简政，提高企业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改进运输、供销等工作，力求节省企业管理费用。

社会主义企业的赢利是劳动群众创造的纯收入，它主要被用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经济的赢利还可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来考察。在一定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允许一些企业暂时不赢利，甚至亏本。例如，为了全国工业有一个合理的布局而发展起来的内地工业、地方工业，其中个别企业由于条件的限制暂时不能赢利。但是，这些工业的发展却符合国民经济的长远利益，有利于建设一个有纵深布置的打不烂、拖不垮的战略后方。因此，尽管这些企业暂时不能赢利，国家还是要支持它们发展。又如，某些工业产品，特别是新产品、新材料和支援农业的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生产这些产品的部分企业是亏本的，但是，发展这些产品有利于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允许有暂时的政策性的计划亏损。这种从整个国民经济全局利益的角度来考察的赢利，我们把它叫做“高级赢利”。这种高级赢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这决不等于说个别企业、个别部门的赢利就无关重要，也决不能作为个别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造成亏损的借口。整个国民经济的赢利，归根到底还是建筑在各个企业、各个部门的赢利基础上的。所以，暂时亏本的企业，应当努力改善经营，降低成本，力争减少亏损，转亏为盈，积极为国家提供积累。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赢利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来源。社会主义企业既要批判“利润挂帅”，也要反对那种不计成本，不讲赢利，不注意为国家增加积累的错误思想。“利润挂帅”就是不顾国家计划，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唯利是图，以利润指导生产，以利润作为推动企业生产的动力。这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必须批判。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国家计划布置的任务，通过增产节约，来增加社会主义赢利，这样做，正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来自国营企业的缴款（上缴利润、税金等）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企业不能积极地为国家增加积累，甚至造成不应有的亏损，就会影响国家预算的收入，就会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后腿，就会影响履行国际主义义务。

总之，国家对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的管理，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114

第三节 剖析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曾经进行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企业中实行所谓“完全经济核算制”。苏修叛徒集团所推行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是一个绝妙的反面教材。对这个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资产阶级怎样通过扩大和强化价值规律的作用，使经济核算制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维护其统治和加紧榨取劳动人民血汗的工具。

一、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究竟是什么货色？

“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搞资本主义的自由经营。

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曾经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国家。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列宁的倡导，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这一管理企业的体制在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中是这样规定的：“赋予企业在全国性计划范围内的独立性，以便企业更妥善地确定完成计划的途径，灵活运用资金，动员内部资源，从而达到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115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企业的独立性是在国家计划管理条件下的独立性，这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重要原则，它是同资本主义企业自由经营根本对立苏修叛徒集团恰恰在这个列宁主义的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修正。他们竭力鼓吹：“必须减少上级组织为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的数目”，“扩大企业在解决生产活动间题中的经营主动性和独立自主性”（1965 年苏修关于工业管理和经济刺激的决议）。企业的产品生产计划，仅有两项指标：一、销售产品总量或销售产值。二、用实物表示的最重要产品品种。企业的大部分产品生产的活动是可以自行其是的。企业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于。列宁早就指出：“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116而在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中，除了有些企业的部分产品有上级规定的产品指标以外，“其他一切计划指标，无须上级机关核准，而由企业自行制定”（1965 年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让企业自己有权在同消费者（定货者）取得协议后自己修改产品生产的计划”，“计划应当以消费者的定货为依据”，以此来扩大企业的“独立性”、“自主性”，大搞自由经营活动。这难道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翻版吗？

二、“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

我们前面分析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经济核算，都是同一定社会的生产目的相一致的。资本主义经济核算服从于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攫取利润；不是为了节约社会劳动，更多地生产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目的是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以便提供更多的使用价值来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价值的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国家提供积累，都是服从于上述生产目的的。当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矛盾时，首先要服从使用价值的这一面，要服从社会的需要。这就是说，如果社会需要某种产品，即使生产这种产品可能带来亏损，也还是要积极生产的。但是，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就是“卢布决定一切”（1967 年 4 月 8 日苏修《列宁格勒真理报》），一切为了赚钱。苏联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者竭力鼓吹：“企业财务活动的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是利润和赢利率。”价值核算成为经济核算的主要矛盾方面，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环绕着利润这个“磨盘”旋转。马克思在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时说：“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17支配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的，正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

利润既然成了“最重要的总结性指标”，追逐利润变成了生产的最高目的，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也就必须服从于这一目的。为此，就必须扩大企业（或“经济核算制的生产联合公司”，下同）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的权大了，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就可以放肆地通过种种歪门邪道去追求利润。事实正是如此：

苏修《共产党人》杂志 1970 年供认：“某些企业力图……通过生产对他们更有利的那种产品或者从生产中取消那些无利可图的产品（尽管这些产品对国民经济是十分需要的）的途径来增加利润。”苏修《经济报》供认：萨拉托夫搪瓷制品厂原计划在 1970 年生产十四万七千个容积为一点五至五点五公升的锅，但由于这种产品利润低，只生产了四万七千二百个。但在同时，为了捞取奖金，却超额一倍完成了费工少的大锅生产计划。结果，造成大件搪瓷制品积压，老百姓却买不到必需的小件搪瓷制品。

苏修企业可以自行制订产品价格，即使是统一规定的产品价格，也可以采用“一次性临时议价”的名义来自订价格。结果，任意哄抬物价就变成了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

1970 年 5 月 23 日苏修《社会主义工业报》透露：许多家具工厂在许多情况下无根据地提高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水平，按随意定的价格销售产品。由于任意抬高价格，林业和木材加工工业部所属的三十六家家具工厂，在 1969 年获得了近五百万卢布的额外利润。1969 年 5 月苏修《经济报》供认：“一次有效的临时批发价格照例可以保证达到高得没有道理的赢利水平”。奇姆肯特电器厂有一次生产属于一次有效的临时批发价格的产品，赢利率竟比该厂全部产品赢利率高七倍。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不少企业长期把大量产品列为这种可以攫取超额利润的“临时价格”产品。《经济报》承认，仅在苏联电工器件工业部电缆工业总局，所谓“临时价格”产品就有五百种之多。

在苏联还普遍存在利用所谓“新产品”来变相提高消费品价格，牟取暴利的情况。据苏修 1972 年第 2 期《计划经济》报道：“价格机关每年批准五十万种以上的人民消费品新产品价格”。如“登山运动员”牌半导体收音机，原来每只价格是十七卢布，换了一个外壳就成了所谓“新产品”，把价格抬高到二十七卢布。

苏修企业可以自己决定解雇工人，自己确定工资标准，这就可以同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节省生产费用”，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

苏修大肆宣扬和推广的所谓“谢基诺试验”，就是象资本主义企业那样，用擅自解雇工人的办法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据苏修《劳动报》透露，仅俄罗斯联邦二百九十二个“按谢基诺人榜样工作”的企业，到 1973 年 7 月 1 日为止，就已裁减了七万人，其中绝大部分人员被裁减，都直接、间接同提高工人劳动强度有关。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任意解雇工人，以及工人不堪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而被迫“自愿离职”的情况，极其普遍，以致遼成了严重的工人流动现象。据苏修《社会主义劳动》杂志报道：1972 年工业部门流动的职工占工业职工总额的 20%，即近六百万人。

苏修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大搞利润挂帅，必然阻碍新技术的采用，造成社会劳动的极大浪费，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充分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腐朽性。

苏修《货币与信用》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承认，1969 年苏联工业实际赢利率比正常水平高 40%，而仪表制造业甚至高一点九倍，电讯工业高一点六倍。这样高的赢利率，“破坏企业集体对产品更新的兴趣”。苏修《其理报》说：“如果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更新设备，就会在一定时期内减少产量，减少奖金、利润，而这对企业领导人员来说是个灾难”，因而“工厂大门象大坝一样堵住，不让新技术进去”。苏修《共产党人》杂志透露：“相对廉价的劳动力阻碍着技术进步的发展，因为从改进赢利率指标的观点看来，采用手工劳动比使用替换手工劳动的机器更合算。”目前在苏联工业中，手工劳动占一半以上。《货币与信用》杂志也透露，根据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中乌拉尔一百多家机器制造厂的情况分析，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价值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占 10% 时，赢利率为 30%，但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比重占 50%时，羸利率却降低为 8~10%。这样，各企业为了追求高利润和高奖金，当然不愿意购买和使用新技术。在今天的苏联，新技术得不到采用和推广，生产力发展受到人为的阻碍，决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三、“完全经济核算制”，是加强对苏联劳动人民的一种剥削制度。

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的企业，采取“利润分成”的办法所谓“利润分成”，据苏修“条例”的规定，“从获得的利润中抽出提成由企业支配”，其余的上缴给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去支配。

企业提成的利润，形成经济刺激基金。它主要用作物质刺激。利润越大，企业的物质刺激基金就越多。

那末，企业的这笔刺激基金是由谁支配，又主要地落到了谁的腰包里去了呢？

苏修“条例”规定，奖金分配权是经理的。既然企业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有权分配奖金，那末，奖金自然就主要地被他们侵吞了。

据苏修《经济问题》杂志透露：在经过调查的七百多个工厂企业里，占企业职工人数 80～90%的工人只得到奖金的 18%，而为数甚少的经理、厂长和少数技术人员却占有奖金的 82%。有的工厂分给工人的奖金更少，只占整个奖励基金的 0.3～0.8%。工人们愤怒地指出：“‘新体制’的特点在于，工人们去完成计划，领导人去领奖金。”

苏修的“完全经济核算制”，促使大大小小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放肆地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他们还利用奖金等形式收买和豢养少数工人贵族，加剧了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由此可见，“完全经济核算制”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它反映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把原来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为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即利润分成关系）118；把原来企业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改变成尔虞我诈的竞争关系，把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关系，改变成剥削和被剥削的雇佣关系。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管经济核算，算来算去是为他们自己发财致富，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并造成整个社会最放肆无度的浪费。这个矛盾只有在苏联无产阶级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5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8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6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3 页。↩︎

参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3 页。↩︎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85 页。↩︎

同上书，第 278 页。↩︎

《五一节》。《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185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2 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 6 卷第 11 页。↩︎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67 年 6 月 29 日《人民日报》。↩︎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112 页。↩︎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206 页。↩︎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1～42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2 页。↩︎

《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454 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32 页。↩︎

转引自 1964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76 年 3 月 28 日《人民日报》。↩︎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41、443 页。↩︎

《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5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0 页。↩︎

《怎么办？》。《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2 页。↩︎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 页。↩︎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474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毛主席：《〈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578 页。↩︎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04 页。↩︎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932 页。↩︎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 5～6 页。↩︎

转引自《红旗杂志》1965 年第 1 期。↩︎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917 页。↩︎

转引自周恩来总理 1975 年 1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7 页。↩︎

日本的工业生产在 1951 年到 1970 年这一时期每年平均增长达到 14.1%，这主要是它在美帝发动侵朝、侵越战争期间大发哉争横财和美帝对日本垄断资本大力扶持的结果。1950 年到 1953 年侵朝战争时期，美帝对日本至少支付了三十亿美元的“特需”订货；在侵朝战争停止以后，美帝对日本的军事订货也从未停止过。在侵越战争期间，美帝对日本的“特需”支付进一步增加，每年达二十亿美元以上。美帝还给日本垄断资本提供大量贷款，对日本重工业部门进行直接投资，向日本大量输出技术专利权，等等。此外，日本垄断资本在国内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从国家预算资金中领取大量补助金，对于日本工业的较快发展，也起了一定刺激作用。日元（日本货币）对外比值的偏低，帮助了日本货物在全世界争夺市场，对于刺激国内工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正如人所共知的，这些推动日本工业发展的因素，都是不可靠的，不能持久的。从 1973 年第四季度起，日本同美国、英国、西德等国家一起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这一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了，至今也仍然没有恢复过来。如果我们不是从个别国家、个别时期，而是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一个较长时期看问题，那末，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速度日益缓慢的情况，就仍然极其明显可见。↩︎

转引自 1966 年 10 月 29 日《解放军报》。↩︎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9 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35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29 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37 页。↩︎

毛主席：《〈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 311 页。↩︎

转引自《红旗杂志》1972 年第 3 期。↩︎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6 页。↩︎

马尔萨斯（1766-1834 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认为，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即按 1，2，4，8……的等比级数增长的；而生活资料的增长却十分缓慢，它是按照算术级数即按 1，2，3，4……的等差级数增长的。由于人口的增长远远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所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饥饿、贫困和失业的现象他认为，这是绝对的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而同社会制度无关。要解决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不相适应的“矛盾”，必须限制人口数量。例如，采取节育、晚婚、不婚和堕胎来限制人口的增长，甚至通过战争、癌疫和饥荒来大量消灭人口。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一种露骨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极端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1 年 2 月 1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45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6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8 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6 页。↩︎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190 页。↩︎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7 页。↩︎

《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566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63～464 页。↩︎

短线产品，是指某一时期供不应求的产品。所“短线平衡”，就是指迁就短线产品的一种消极平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297 页。↩︎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190 页。↩︎

转引自 1949 年 12 月 4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 1971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 1969 年 2 月 21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 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713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716 页。↩︎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币论〉》。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7 页。↩︎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713 页；第 716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885 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册，第 23 页。↩︎

按苏联人口计算，粮食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1975 年，苏联粮食总产量下降到一亿三千七百万吨左右，比计划指标少三分之一。在正常年景下，每年要短缺一千多万吨粮食。为了解救危机，苏修竭力从世界市场上抢购粮食。据报道，1969年，苏修进口粮食一千多万吨，1972 年冬到 1973 年上半年，进口粮食近三千万吨，此后两年，每年都要进口两、三千万吨以上的粮食。苏修还从国外大量掠夺农副产品，把“经互会”成员国中的保加利亚、匈牙利、古巴和蒙古等国变为它的农备产品供应基地和果菜园。就以畜产品来说，苏修长期以来是对蒙古进行掠夺的。1961 年到 1965 年期间，苏修从蒙古进口活牲畜每年达五百五十万头之多；进入七十年代以来，每年超过了一千万头。这样的掠夺，迫使蒙古人的肉食量已从 1960 年的一百二十五公斤，下降到 1972 年的一百零一公斤。1975 年，蒙吉当局已经要求国内人民改吃野兽肉，以解决肉类供应不足的问题。↩︎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117 页。↩︎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笫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978页。↩︎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211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96 页。↩︎

我们这里讲的农业机核化，就是指农业现代化，它包括农、林、牧、副渔等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以及采用化肥、农药和其他先进的农用生产资料。↩︎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32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713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0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20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713 页。↩︎

同上书，第 713～71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714 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25 页。↩︎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981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96 页。↩︎

《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66 页。↩︎

在我国，根据商代中晚期古城遗址的发掘材料来看，商代的手工业生产已形成了独立存在的部门，并有了进一步的分工，有各种手工业的工场。在郑州商城和殷墟附近发现的这些工场遗址中，有铸铜的、制玉的、制骨的和制陶的等等，特别是制铜的工场遗址占着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59 页。↩︎

在我国商代，随手工业成为独立的部门，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农业和手工业交换用的货币，已经出现了贝和“铜贝”。↩︎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51 页。↩︎

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变动的一种发展趋势。当工业品价格增长速度快于农产品价格增长速度（或工业品价格不变而农产品价格下降，或工业品价格上涨而农产品价格不变）时，若将这种情况绘制成统计图表来表示，则工业品对农产品的比价是一根上升线，农产品对工业品的比价是一根下降线，这两根线在图表上正好象张开的剪刀形状，所以叫剪刀差。↩︎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52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73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6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6 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317 页。↩︎

《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311 页。↩︎

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币论）》。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7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94 页。↩︎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3 册，第 281 页。↩︎

劳动生产率是劳动者在一定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某种产品的效率即劳动生产力的高低在数量上的表现。耗费同等数量的劳动所能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或者单位产品中的劳动耗费越少，就是劳动生产率越高。只按生产者的活劳动耗费计算出来的劳动生产率，叫做个人劳动生产率。从整个社会出发，在计算劳动生产率时，不仅应考虑活劳动的耗费，而且还应考虑物化劳动的耗费；把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耗费都考虑在内计算出来的劳动生产率，就叫做社会劳动生产率。↩︎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3 页。↩︎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5 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030 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162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362 页。↩︎

《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84 页。↩︎

《怎样组织竞赛？》。《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2 页。↩︎

同上。↩︎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55 年 5 月 24 日《人民日报》。↩︎

苏联三十年代出现的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由工人群众掀起的社会主义竞赛。在这场竞赛中，苏联工人阶级表现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但是，在组织竞赛的过程中，没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相反，把奖金作为刺激运动发展的手段，结果扩大了物质分配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助长了追求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使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受到资本主义的严重腐蚀，从而使斯达汉诺夫运动终于离开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152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05 页。↩︎

毛主席：《〈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768 页。↩︎

1929 年 12 月 5 日联共（布）中央《关于改进工业管理机构的决议》。↩︎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6～507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79 页。↩︎

苏修《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第 9 条：“国家不对企业的义务负责，企业也不对国家的义务负责”。苏修的一个头目说：“领导工业的经济方法的发展使企业和上级机关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本身发生了变化。应该抛弃在经济领导机关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前者只有权利，而后者只尽义务的习惯概念”（1965 年 9 月 28 日苏修《真理报》）。↩︎

第三篇 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第八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及其特点

社会主义社会的几类交换关系

在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需要经过流通过程，才能从实物形式上和价值形式上得到补偿。否则，再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之后，接着就来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的流通过程。

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仍然是商品交换的过程。商品交换是孵化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温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党内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都同商品交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怎么会成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既然商品交换还要成为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又还要保留商品交换？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怎样在实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为着弄清楚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分析一下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几类交换关系。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以下三类交换关系：

第一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围内不同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以及这一集体经济同另一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都是这一类型的交换关系。

在我国现阶段，工业生产主要由全民所有制的企业经营，农业生产主要由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国营工业部门需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的粮食、副食品和各种农产原料，农村人民公社需要国营工业部门生产的农业机器、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和各种消费资料。在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为了取得各自需要的产品，就必然会发生交换关系。人民公社社员到国营商店购买日用工业品，事实上也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之间的一种交换。

农村人民公社各个集体经济之间，在种籽、种畜和耕畜等方面，需要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同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之间，如公社饲养场、大队饲养场和生产队饲养场之间，公社农机修造厂、大队农机修配站和生产队之间，也有互通有无，相互从对方取得某些产品的需要。因此，各个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之间，以及同一公社内部各级集体经济之间都必然会发生商品交换关系。

第二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交换关系。它包括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同职工之间的商品交换。

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有的国营企业从事生产资料的生产，有的国营企业从事消费资料的生产。从事消费资料生产的国营企业，需要从生产生产资料的国营企业取得必要的生产资料，才能进行生产。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国营企业，也需要相互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才能进行生产。这样，在国营企业之间，为了取得各自需要的产品，就必然会发生交换关系。

国家对于在国营企业、国家机关和文教卫生部门中工作的职工，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货币工资形式付给劳动报酬。职工拿了货币，到国营商店去选购各种消费品。这种国营商业同职工之间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国家同职工之间的交换关系。

第三类，同个体所有制经济残余相联系的交换关系。这种交换除了在工、农、商业中残余的个体劳动者同工农群众的商品交换之外，主要是指农民同农民之间、农民同城镇居民和农民同商业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

在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保留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条件下公社社员为了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的自给有余部分，交售给商业部门，或按照国家政规定在农村集市上直接出售给社员和城镇居民。这也是一种交换关系。

它在整个商品流通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是在目前阶段还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利于增加社员收入和为社会主义市场补充一定的商品资源，有利于调剂城镇居民的副食品的需要。

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类型的交换，反映了社会主义劳动产品从商品向将来共产主义直接社会产品的转化过程。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到顶峰的社会。在那里，不仅一切劳动产品统统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而且连工人的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完全消亡了的社会。那时，一切劳动产品，包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将是社会直接分配的对象而不再表现为商品。处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产品有一个从商品向共产主义直接社会产品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一转化的开端，已经从上述三类交换中可以看出来了。上述的第三类交换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交换，它同旧社会的商品交换在性质上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类交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交换，就它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来看，同旧社会的商品交换没有多少差别，但是，它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同完全处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已有所不同了。第二类交换是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商品交换，它同历史上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比较起来，差别就更大一些。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产品的所有权，交换后的产品仍然都是国家的财产，这里已经包含着社会直接分配生产资料的因素。就国家同职工之间的交换来看，由于劳动力已不是商品，这里的商品交换同以往的商品交换也有区别，已包含有社会直接分配消费品的因素。

社会主义社会的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换，虽然其交换形式和交换性质有所不同，但是，所有这些交换都是劳动的交换。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之间交换各自的产品，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交换各自的劳动。同样，国营企业之间、集体经济之间交换各自的产品，也是工人之间、农民之间交换各自的劳动。因为一切产品都是劳动的物化。这种劳动交换，只要存在着不同的经济部门，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因为没有一个经济部门可以完全做到自给自足，生产本部门所需要的一切产品。

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交换还要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这就使问题复杂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除去少量的个体所有制经济的残余以外，整个社会生产是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种不完全成熟的带有私有制的传统或痕迹的公有制，以这种公有制为基础所进行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及创造这些产品的劳动，都既有直接社会性，又都带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所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都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所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不仅相对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来说是各自产品的所有者，而且，由于企业经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也保持着“你我界限”。这样，由社会分工联系着的各个社会主义企业，要取得别的企业的产品，就只能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实行等价交换。

在商品交换的历史上，我们已经跨过了两大阶段。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整个交换过程表现为这样一个公式：商品（W）——货币（G）——商品（W）。“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1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整个交换过程表现为另一个公式：货币（G）——商品（W）——货币（G）。由于这一公式两端的 G 都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在质上是完全相等的，如果公式两端的 G 是等量的，则这一交换公式便将毫无意义。所以，G—W—G 这一公式，必然要表现为 G—W—G'的公式，必然要有一个价值增殖才有意义。所以，简单商品经济中的 W—G—W 的商品流通公式，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必然要发展成为 G—W—G′的资本流通公式。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2这两种商品交换，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具有各自不同的目的，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的过程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这是人们经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来看，似乎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是一样的，是满足需要，是使用价值。但是，它同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还是有质的区别。简单商品生产，是建立在个体所有制基础上的。一般说来，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因而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只能听任价值规律的调节，两极分化特别激烈。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因而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出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能够在全国范围调节商品生产和交换；而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则已经受到很大

限制，一般说来，不会出现象个体所有制条件下那样的两极分化。此外，所满足的需要也不一样：简单商品生产，满足的是生产者个人自身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满足的是

社会的需要。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产品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社会所有制确实是“个人所有制”的复归，不过是在更高阶段上的复归。到了那个阶段，社会劳动的交换过程，既不是为买而卖，也不是为卖而买；W— G—W 和 G—W—G′这两个公式都将退出历史的舞台；产品不再转化为商品，从而也不再表现为价值。社会从它自己的需要出发，进行着直接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达到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地步，还存在两种公有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截取企业生产过程的个片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货币资金循环 G—W—G′的形式，但是，即使在这一片断循环中所实现的一个增加了的价值额，也不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而给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是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为

社会创造的新价值——社会纯收入。这个新价值仍然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需要，是为了进一步扩大使用价值的生产。因此，从社会主义生产总过程来考察，社会生产本质上是 W—G—W 的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G—W—G′只是整个资金循环的一个片断，而且它的存在也不是孤立的，是从属于 W—G—W 的。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也可以说是扩大了的、更高阶段上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交换，它们的共同点是为了满足需要，为了使用价值，都是 W—G—W，都是为买而卖。只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通过商品交换满足需要，不是为了一家一户，而是为了千家万户，即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罢了。

但是，“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4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只要它仍然存在商品流通即 W—G—W，就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以实现使用价值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即 W—G—W，还会向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G—W—G′转化，使 W—G—W 这一循环，从属于 G—W—G′的循环，从而使货币变成资本。这是因为，无论是那一种商品交换，都是要实现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在这里，价值作为资产阶级法权的体现者就显示出来了。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就会出现“价值追逐狂”，从而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目的是使用价值。在社会主义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利润挂帅、投机倒把等类现象，实际上在实现着 W—G—W 向 G—W—G′的转化过程，使后者具有独立的意义。一旦完成这个转化，劳动力就重新沦为商品，货币就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就复辟了。苏修叛徒集团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复辟资本主义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交换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仍然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必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分析和认清社会主义社会交换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自觉地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对于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交换关系，创造条件以便在将来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直接分配产品的形式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品交换的规律是等价交换。马克思说：“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5。这就是说，商品在原则上是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价值量来进行交换的。这从表面上看来，好象很平等，但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正是依据等价交换的原则，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从而榨取了工人的无偿劳动。在资本家和小生产者之间，生产条件是不同的；拥有雄厚资本和现代化技术装备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同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要比小生产者所耗费的少得多，然而商品的交换只能按照同一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尺度来进行，这就必然要产生收入上的不平等；产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的两极分化。十分明显，等价交换中的平等权利，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实际上包含着不平等，它对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劳动者不利；对大资产阶级有利，而对小资产阶级不利。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曾经打着要求权利平等和公平的政治口号，向封建制度进攻。恩格斯指出：“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6

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并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就这点来说，资产阶级法权已不再被社会承认了。但是，就一般产品来说，仍是作为商品来交换的。尽管各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不同，生产同样产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不同，但在原则上仍须遵照同一社会必要劳动量来交换。例如，表现在商品收购上，商业部门对于生产同样产品的各个单位，决不能因为这些生产单位的生产条件各不相同，而可以有不同的收购价格，而只能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价格进行收购。这就是说，在商品收购中，国家只承认生产某一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不承认各个生产单位实际耗费的不同的劳动时间，这对落后企业起鞭策前进的作用，但又会给不同生产条件的单位带来不同等的收入。又如，在农副产品的收购中，目前国家还实行“奖售和超购加价”的办法，这一办法也会给不同生产条件的单位带来不同等的收入。这种按照统一的尺度收购不同条件的生产单位的产品，体现的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

商品交换要以货币为媒介。进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价格。由于商品供求矛盾的存在，等价交换原则“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7。在每一次商品交换中，做到等价，做到价格同价值的完全一致，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的。商品的价格会同它的价值发生背离，价值量相等的各种商品，会在市场上按照不同的价格出售，这是商品交换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又一表现形式。

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条件下，等价交换的趋势，只能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通过价格时而高于价值、时而低于价值的不断的背离表现出来。在社会主义社会，集市贸易上交换的商品也会出现价格或高或低的波动现象。在计划市场上，商品价格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形成而是由国家机关有计划地规定的。但是计划规定的各类商品的价格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背离价值的现象。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的生产单位，经过交换就能获得较多的收入；反之，就只能获得较少的收入，从而带来事实上的不平等。

在社会主义交换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无产阶级的利益，还要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也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从人类历史上看，自从出现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就产生了商人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8随着这个真正的社会寄生阶级的形成，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制度就最终形成了。后来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是经过流通领域的孵化从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它告诉我们，只要实行商品交换制度，就存在着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但是，各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仍是不同的所有者；由于各个集体生产单位的技术装备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生产同一商品所托费的劳动量不同，在实行等价交换条件下给各集体生产单位带来的收入也就不同，这就会产生穷队和富队的差别。各类农副产品价格和价值的背离，则为追逐价高利大产品的资本主义倾向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集体农民还保留着少量的留地和家庭副业；社会上还存在着少量的非农业个体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一部分富裕农民的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还不能马上消除。他们中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就会利用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在集市贸易上兴风作浪，或者利用商品交换中的供求矛盾，搞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

就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来说，由于技术装备和经营管理的状况不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同，实行等价交换也会给不同的国营企业单位带来不同的收入。这些不同的收入在全部上缴给国家统一支配使用的条件下，不会带来个人收入上的差异。但是，它将会影响这些国营企业完成利润指标的情况。在商品价格同价值背离的情况下，有的企业就会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仅仅根据成本、价格和利润的高低来安排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片面追求实现产值指标和销售指标；重大商品的经营，轻小商品的经营；重零件的经营，轻零件的经营。如果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企业就会执行利润挂帅的方针，不顾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而对于人民最急需的商品却丢在一边，专门去经营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以便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样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会蜕变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商品交换原则还会侵入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党内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职权，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来改变党和国家的健康的政治生活，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变成“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9，甚至把自己当作商品，向党和人民索高价。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无论从它的形式和实质来看，都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决不能丧失警惕。

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经济学家，为了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否认商品交换制度是旧社会的残余。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联经济学界变本加厉地美化商品制度，以适应所谓“经济改革”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并竭力攻击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体现着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的正确观点，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必须加以“克服”。他们还竭力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神话，说什么“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引向个人发财致富和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现实，为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苏联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

第二节 社会主义商品交换的作用和限制、反限制斗争

促进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没有生产，就不可能有交换。而且，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的物质基础。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0只有工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有充足的生产资料满足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基本建设扩大的需要，才能有充足的消费品供应市场，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离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搞好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是不可能的。

但是，交换对生产绝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恩格斯说：产品贸易“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11。生产和交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12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生产资料的交换，媒介着全国各地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物资交流，是使生产正常进行和加速发展的重要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要求在各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的分配，则要通过生产资料有计划的交换来实现。根据生产需要，按时、按质、按量和按品种规格进行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的交换，对于促进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是农业和工业的桥梁，是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是联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城市和乡村的中间环节。这种交换的作用是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满足人们对工农业产品的需要。工农业产品交换的顺利进行，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之间、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援，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商品交换是衡量工农业间相互关系是否正常的标准”13，“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业的产品来交换农民的产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社会主义的基础。”14。

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交换对生产和消费的积极作用，必须正确处理交换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在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交换过程中，大量发生的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生产资料从生产企业到消费企业之间的流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一个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供给成百上千个国营企业消费；同样，一个国营企业又需要由成百上千个国营企业向它提供生产资料；由于生产资料的品种、规格、型号繁多，缺少主要物资固然会使生产无法进行，就是缺少辅助材料也会严重地影响生产。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一般虽比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快，但是，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品种、规格等，不能满足社会主义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是经常发生的现象。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必然表现为中央和地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以及各个国营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些矛盾不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在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中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去解决，而主要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的要求依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经营”的原则，建立一定的物资管理体制，通过制订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来不断地解决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表明，在生产资料的交换过程中，如何处理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党内资产阶级解决这个矛盾的路线，或者是主张“自由经营”，或者是主张“条条专政”。按照这条路线去处理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不但不利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密切衔接，而且会破坏这种衔接；不但不利于按照社会主义原则不断完善生产资料交换过程中各企业、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中央经济部门和地方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会破坏这种关系，使资本主义相互关系泛滥起来。

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就在物资管理体制上，竭力推行“高度垄断”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条条专政”，把地方的手脚捆得死死的。在生产资料的流通中曾出现过“全国大调度”、“全国大配套”的现象，就是这种“条条专政”的产物，结果是产、供、销之间严重脱节，束缚了地方和企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破坏了生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条条专政”把千百万人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都扼杀死了。这是以加强中央统一计划领导为名，而行资产阶级专政之实。毛主席关于“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 15的教导，就是对“条条专政”的有力批判。在批判“条条专政”的基础上，我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工经营”的厚则，实行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区别地、有步骤地采取“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这就要求在国家统一计划和地方保证上缴的前提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对本地区生产的原材料、设备实行就地平衡，就地配套。这个办法的正确贯彻执行，有利于落实毛主席的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有利于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有利于逐步建立各协作区以至许多省的工业体系，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有利于处理好中央和地方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生产的发展。

可是，邓小平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重新工作不久，就拼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重搞“条条专政”。他诬蔑物资管理体制下放是“散”，要把正在实行的物资管理体制改革停下来、退回去；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中，竟然公开叫嚷：“该集中的，必须集中，不能分散”。这就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措施之一：“收权治散”。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了的物资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和企业搞好物资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论在计划分配、组织供应、清仑挖潜和调剂余缺等方面，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在物资调剂工作中，打破行业、企业界限，讲路线、顾大局，发扬风格，互相支援的事例，层出不穷。邓小平攻击物资管理体制改革是所谓“散”，这是重搞“条条专政”的借口。在物资管理工作中也有“散”的问题，如有的企业单位各搞各的“储备”，各找各的“门路”，以邻为壑，自由交换，等等，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化的倾向，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和政治思想根源的。但是，这种“散”，很多是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造成的恶果。“条条专政”把由社会分工所产生的各个行业的“条条”，当作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把工厂企业的手脚捆得死死的；同时，在原材料的供应上，又留下很大的缺口，逼得工厂企业不得不去自找门路，使生产资料流通中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倾向泛滥起来。所以，这样的“散”，是大搞“条条专政”的必然产物。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相互之间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情况也很复杂。它们交换的对象主要是消费品，也包括一部分生产资料。在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中，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也将是长期存在的。这种矛盾具体表现为商业部门同农业、工业部门以及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商业同农业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收购价格、收购形式以及工业品的供应和价格等上面。农副产品的生产，一部分是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商品性生产，另一部分是用来满足农民自已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在农业机械化水平还不高，农业生产容易受自然条件影响的情况下，我国农产品的商品率还比较低。例如，一九七四年农民提供的商品粮只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在这种条件下，妥善安排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就具有重要意义。妥善安排好农副产品购留比例的原则是：既要使国家能够得到必要数量的农副产品，又要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妥善安排。社会主义商业在收购农副产品的同时，还要做好工业品下乡的工作，力求做到有往有来，充分满足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需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和工业品的供应价格，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的多少，关系到农业扩大再生产和国家的积累。要确定合理的农副产品收购价和工业品的供应价，使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保持等价或近乎等价交换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理商业和农业的矛盾，才能搞好城乡物资交流，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工农联盟。

社会主义商业同工业的关系主要是国营经济内部的关系。国营工业搞生产，国营商业搞销售，工商之间在工业品的数量、质量、花色品种、价格是不是符合市场需要的问题上经常发生矛盾。工业生产一般说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市场需要一般说来是多变的。相对稳定的工业生产和多变的市场需要之间的矛盾，往往会带来工商之间的矛盾。另一些矛盾是工商之间产销计划衔接不好，对生产、市场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缺少调查研究造成的。但是，工商之间的矛盾，总的说来，同错误路线的干扰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为着正确解决工商之间的矛盾，工商部门都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密切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商业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反映需要情况，积极协助工业部门发展生产，扩大品种，提高质量，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工业部门则要尽可能满足商业部门采购的需要，做到按时、按质、按量、按品种、按规格供应。

工农业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生产和需要的矛盾，最终要表现为社会主义商业和广大消费者的矛盾。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人民群众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对吃、穿、用方面更加要求丰富多彩。正确处理商业同农业、商业同工业的矛盾，是正确处理商业同消费者的矛盾的前提。为着正确解决商业同消费者的矛盾，还要求商业工作者进一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时地处理不断出现的矛盾。我国商业工作者说得好：“三尺柜台是有限的，为工农兵服务是无限的。”有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商业才会根据工农兵各方面的需要，积极组织货源，合理调配商品，安排好社会主义市场，创造多种多样的为工农兵服务的形式，担负起更好地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责任。

商品交换领域中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在商品交换领域中，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进行反抗。因此，社会主义交换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本质上是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十分激烈的，而且将长期存在。在苏联，资本主义在交换领域已全面复辟，泛溢成灾。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充分认识交换领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有意义的。

苏联叛徒集团在交换领域，拼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为改善人民生活服务的社会主义商业，变成了以追逐利润为最高目的的资本主义商业。

今日的苏联，在生产资料的流通方面已实行了资本主义商业化。早在 1955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就取消了 1951 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出售、交换不用的设备和材料的规定。1957 年开始推行产销单位直接售购制度，并对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汽车、拖拉机、电机设备等实行自由出售，取消计划调拨分配制度。1965 年又规定企业可以自由买卖“多余”的生产资料，可以出租“暂时不用”的厂房设备。至于在农村，1968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土地立法原则》，规定集体农庄有权转让或变相出租借用的“国有”土地。苏联 1969 年颁布的新的集体农庄示范章程》规定，农庄主席有权自由买卖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由于苏修陆续取消对商品流通领域的种种限制，无履制地扩大商品交易范围，使生产资料的三分之一纳入了批发商业轨道，三分之二出供需企业双方自由买卖。

消费资料的流通渠道也已蜕变为资本主义流通渠道。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营原则统治着流通领域。勃列日涅夫牌号的国营商店，对消费者拾高价格，克扣分量以次充好，弄虚作假，对商业职工采取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除了国营商店以外，在消费品买卖上，苏联还有三种自由市场，即集体农庄市场、消费合作社高价商业和工业消费品自由市场。苏联的集体农庄市场有 70% 设在城市，那里早晚市价不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投机倒把活动。消费合作社高价商业也是经营农副产品的，它实行高价收购，高价销售的经营方式，兼营代销业务，同集体农庄市场没有多大区别。很多合作社高价商业就设在集体农庄市场里面。工业消费品自由市场出售的商品，大都是贪污、盗窃、走后门、套购和凭特权从“内部商店”取得的，或者是向外国旅游者、海员买来转卖的，这里出售的商品多半是在国营商店长期脱销或者根本无法买到的东西，价格一般高于国营商店两、三倍。工业品自由市场的售货者，有许多是往返千里贩运的投机倒把分子。象集体农庄市场一样，工业品自由市场也是投机家的乐园。

在社会主义社会，党内外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商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竭力主张扩大自由市场。布哈林就曾经鼓吹市场“常态化”的谬论，主张在市场上可以自由玩弄价格，妄图取消社会主义国家计划对市场的调节作，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列宁说：“什么是周转自由？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16。苏联交换领域资本主义全面复辟，就是在所谓“贸易自由”的口号下出现的。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对商品交换制度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反过来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在我国的商品交换领域中，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把商品交换纳入计划轨道，还是违背计划，搞什么“贸易自由”。为了限制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我国对粮食、油料、棉花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对重要生产资料实行国家有计划的调拨和分配，有条件地逐步缩小以致取消一些商品的地区差价。例如，对大部分药品和一部分日用工业品已实行全国一个价格。国家机关并且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市场管理，打击城乡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霱要。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资产阶级必然要反对这一限制。党内资产阶级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竭力推行“贸易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自由市场”、“自由价格”和“自由竞争”等谬论，拼命反对无产阶级在流通领域对资产阶级法杈的限制，妄图使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在流通领域泛滥。他们还拿出“利润挂帅”、“全民服务”、“业务第一”等黑货，妄图把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推行到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中来。刘少奇还鼓吹所谓“搞那一行的人，对那一行的东西，可以允许多买一点”；林彪则鼓吹什么“人情大于王法”、“走后门”合法之类的谬论，妄图腐蚀人们的思想。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想通过强化和扩大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上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也经常在流通领域兴风作浪，向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进攻。他们进行投机贩卖活动，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他们借“协作”为名，搞非法的旨在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物物交换。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类的阴谋被粉碎了，资本主义势力也不断地受到沉重地打击。

但是，只要商品交换制度还存在，就有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因此，在交换领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对社会主义社会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绝不是说可以取消商品交换。恰好相反，随着生产的发展，还必须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交换。但同时要对这种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特别要限制交换中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打击交换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打击利用商品交换搞资本主义活动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行为。

从根本上说，限制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就要在交换领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继续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乎推行的“贸易自由”、“利润挂帅”“条条专政”等修正主义路线，大力培植商品交换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地限制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商品交换的社会主义方向。

除了国营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交换主要是通过国家物资管理部门这条渠道以外，我国的商品交换是通过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这两条渠道进行的。这两条渠道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国营商业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主体和领导力量，绝大部分的商品和零售环节，以及全部批发环节，都是由它掌握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商业，是国营商业的助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保证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促进城乡物资交流，对于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活动有重要的作用。

农村集市贸易在现阶段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补充，还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那里，价值规律起着自发的调节的作用，资产阶级法权严重地存在着。有些人往往会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在集市贸易上从事投机贩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必须对集市贸易加强领导，严格管理；在交易地点、交易对象、交易产品、市场价格等方面进行限制。

第三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格和价格政策

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交换对生产和消费的积极作用，还要求正确认识和自党运用价值规律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的生产有着影响作用，而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就更大一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的价格变化，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社会主义商品的流通发生影响；对某些个人消费品的流通，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流通过程，从根本上说，是由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制定的流通计划来调节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交换，主要采取国家计划分配的形式。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供应给哪些单位使用，供应什么，供应多少，供应时间，一般都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即使是消费品的流通，也主要由国家计划调节。因为进入流通领域的消费品的总量和构成是由国家的生产计划决定的，社会购买力也是由国家计划控制的。国家在有计划地平衡消费品的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制订消费品的流转计划，来调节消费品的流通。特别是些同国计民生关系很大的消费品，例如粮、棉、油等，则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计划供应。这些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制度，在客观上限制着价值规律对商品流通的作用范围和程度。

但是，多数的消费品是在市场上敞开供应，听任消费者自由选购的。由于亿万消费者的需要千差万别，在不同时期又千变万化，而且，生产情况也在经常变化，计划工作常常难以完全正确地掌握这些具体变化，因而供需之间的矛盾就会经常出现。影响消费者需要的因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收入的多少和价格的高低。在一般情况下，某种个人消费品的价格高些，它的销嘗量便会缩小；反之，价格低一些，它的销售量便会扩大。这就是价值规律在个人消费品流通的一定范围内和定程度上的调节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消费品的流通，主要的特点是，在保持价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适当地提高或降低某些消费品的价格，来限制或扩大这些消费品的销售量，以促使这些消费品的供需趋向平衡，实现国家的商品流转计划。例如：对那些生产大量增加，产大于销，而价格又偏高的消费品，采取降低价格的办法，可以提高消费者对这些消费品的购买力。对那些生产的增长一时赶不上需要增长的消费品，除了努力增加生产以外，对其中一部分非生活必需品，在一定限度内适当维持较高的价格水平，可以使这些消费品的需求受到一定的限制。对那些季节性很强的消费品，例如蔬菜、水果等，采取合理的季节差价，也是必要的。因为，一方面，由于季节不同，生产、保管、储藏等所耗费的劳动量也会不同；另一方面在生产旺季把价格适当调低，可以扩大销售，避免造成变质损失。在生产淡季把价格适当调高可以压缩销售。这对于不同季节之间适当保持供需平衡，也有作用。

但是，要使价值规律在流通中对计划调节起补充作用，用它来平衡消费品的供需矛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人们正确地认识价值规律和限制价值规律作用范围的时候才可能做到。如果听任价值规律自由泛滥，单纯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来频繁调价，那就违背了“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原则，必将冲击社会主义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基础

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主要是通过国家制订计划价格来实现的。计划价格是计划经济的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那末，社会主义国家制订计划价格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社会主义制度下价格的基础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具体形式已转化为生产价格（即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按资金利润率形成的社会平均利润）。价格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环绕着生产价格自发波动的。生产价格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计划价格不是在市场上自发形成，而是由国家计划制订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不同种类的产品，依据党的路线和经济政策，规定不同的价格，而且可以使之偏高一些或者偏低一些。这种价格是怎样规定的呢？可以随心所欲吗？不是，价格的制订，价格偏高或者偏低，总有一个基础，总离不开一个中心。

社会主义价格的基础是什么？依据价值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仍然是价值的货币形式，商品价格要以它的价值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制定商品价格的时候，仍然需要参照它的价值。如果否认了这一点，那末，就无异否认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了。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何正确地计算作为价格基础的价值。任何产品的价值都是由三个部分组成：（1）生产中耗费掉的物化劳动（c），即生产中耗费掉的原料、燃料、辅助材料以及机器设备和厂房的折旧费用等；（2）劳动报酬（v），在国营企业中就是支付给职工的工资；（3）赢利（m）。如果这三项（c、v、m）都能分别计算出来，产品的价值也就知道了。前两项（c＋v），构成产品的生产成本。作为价值构成部分的生产成本，当然不是个别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是部门平均成本。相对地说，部门平均生产成本还是比较容易确定的。但赢利（m）部分的量怎样确定呢？这就困难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只有生产者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劳动报酬大致上是同活劳动的耗费成正比的。在国营企业中，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工资支付愈多，表明生产中耗费的活劳动愈多，创造的赢利也应愈多。因此，在赢利和工资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m：v）可以叫做工资赢利率。只要我们事前在全社会范围内求得一个平均工资赢利率（即全社会的赢利总额和工资总额之间的比例），在已知生产某种产品的工资支付额（v）的条件下，就可计算出生产该项产品应有的赢利额（m）。这样，作为价格基础的商品价值，就可以根据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按社会平均工资赢利率确定的赢利，间接地推算出来 17。

过去有人主张按社会平均资金赢利率（赢利同生产资金的比例）来确定赢利，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的基础不应该是商品的价值，而应该是生产价格（即部门平均成本加上一个按资金赢利率确定的平均利润）。这就是说，应该打破部门界限，依据在全社会范围内平分利润的原则来制订价格。苏修不少经济学家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就是主张按平均资金赢利率来确定赢利，把生产价格作为制定价格的基础的。其实，这个原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它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最充分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18只有在生产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资金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利润平均化才会成为必然趋势。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不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资金在各部门之间的投放是有计划的，不能自由转移。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形成平均利润的客观条件。所以，按照社会平均资金赢利率来形成社会主义价格，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生产成本加上按上述平均资金赢利率确定的赢利，当然不是商品的价值，而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价格不以它的价值为基础，而以它的价值的转化形式为基础，不仅没有客观依据，而且是有害的，因为价格只有以价值为基础，才能比较正确地核算生产中的劳动耗费，才有利于正确反映和适当安排国民经济中的各项比例关系。价格如果不以价值为基础，而以价值的任何转化形式为基础，都将使这些比例关系得不到正确的反映，从而影响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价格是否以价值为基础，对于个别企业的经济核算以及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劳动节约，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生产种产品，往往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生产方案，使用各种不同的原材料和不同类型的机器设备，耗费不同数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价格以价值为基础，可以帮助我们选择耗费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最少的一种方案。如果价格不以价值为基础，有些产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它的价值，那末，以这些产品为原材料的生产方案，按价格计算，可能是最节约的，但是，实际上社会劳动耗费却反而是最大的。

社会主义的价格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制订价格必须以价值为基础，但是，这决不是说，价格只能同价值一致，不能有任何背离。这是因为，价格并不是价值的简单的货币表现。价格的制订还要服从于党在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体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适当地考虑市场的供求情况。这就是说，要根据社会主义的价格政策，利用和限制客观存在的价值规律，来制订产品的合理价格。这样，才能使价格有利于加强经济核算，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稳定市场和安定人民生活，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各种商品不仅存在着价格基本上和价值相一致的情况，而且也存在着价格和价值相背离的情况。例如，我国支农产品的价格一般是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制定的，有的也允许暂时的亏本，这样价格就低于价值。新产品成本一般都较高，就只能按同类商品比质比价，而不能按成本加利润订价，往往出现商品的价格低于价值的情况。对于少数高档商品，不是生活急需的，或者供不应求，需要通过价格调节的，这类商品的价格就高于价值。可见，各类商品订价的依据不同，从而价格和价值背离的情况也不同。

市场物价的变动，实际上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它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核算和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有利于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进行经济核算，有利于保障城乡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的逐步改善，也有利于限制和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投机活动，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一贯采取稳定物价的政策。一九五〇年以来，我国市场的物价一直是稳定的。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滥发纸币，弄得物价一天数涨，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旧中国物价狂涨的历史。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就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物价的措施，同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狠狠打击了投机倒把活动。二十多年来，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棉布、蔬菜、煤球等价格，一直保持稳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国家又有计划地降低了一部分工业品的销售价格。一九七四年全国零售物价比一九六五年降低了百分之二点九。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的情况，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同资本主义通货恶性膨胀，物价剧烈波动的情况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贯彻执行稳定物价的政策，主要是力求保证物价总水平和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在此前提下，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和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不合理价格，根据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如对于粮、油、猪、禽、蛋等农副产品，国家多次提高了收购价格，但销售价格基本上没有变动，商业部门在经营上的亏损，由国家财政补贴。对于某些高档消费品，保持比较高的价格。盈亏由国家统一平衡，有利于市场物价的稳定。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要求物价稳定，而物价稳定又是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综合反映。我国物价能够长期稳定，是由于贯彻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迅速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使商品供应量同社会购买力能够大体适应。

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比价问题，是物价政策中的重要问题。

它关系着国民收入在工农业之间的再分配，关系着市场物价的稳定，关系着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农业生产的相互结合和发展，还直接影响到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农联盟。这就需要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制订合理比价。

在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联盟，为了瓦解城乡结合，破坏工农联盟，曾经叫嚷要“提高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对农民施行最大限度的赋税压榨”等反动主张。如果按照这种主张去做，势必引起工业品价格的上涨，缩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使广大农民陷入贫困的境地，挑起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托派的这种反动主张，受到了斯大林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在我国解放以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贯用贱买农产品、贵卖工业品，即扩大剪刀差的办法，来疯狂地剥削和掠夺广大农民，使他们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造成城乡之间的尖锐对立。特别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多年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战争，生产和交通受到严重破坏，城乡物资交流陷于停顿，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更加猛烈地扩大。以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平均差价为一百，到一九四九年扩大为一百三十以上。

据解放以前对安徽、广西、四川、陕西的几个农村初级市场的典型调查，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比价的变化情况是：以 1936 年为 100，1948年则扩大为 165.11。在陕西安康的初级市场上，每百斤大米在 1936 年可换白布三十九点七尺，而到 1946 年则只能换白布十点零二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要不要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严重的路线斗争。刘少奇、邓小平一伙一贯主张扩大剪刀差，鼓吹“卡农民的脖子”、“以高（价）对高（价）”，大搞自由市场，剥夺农民，破坏城乡联系，破坏工农联盟。毛主席在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的斗争中，一再指示在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的商品关系中，必须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根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二十多年来，国家几次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供应农村的工业品价格基本稳定，有的还有下降，这就大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经济地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

据统计，早在 1958 年，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就较 1951 年缩小了 25.4%。从 1952 年到 1973 年的二十二年间。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 67%，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降低了 48%，供应农村的工业品价格则降低了 0.7%。用同等数量的农产品，可交换的工业品增加了 66%以上。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反映了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交换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关系。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一般是以某一年份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作为基础，从往后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来分析剪刀差的产生、扩大或缩小。但是，如果要深入分析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是否是等价交换，不仅要了解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变化趋势，还必须了解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变化趋势。从价格变化来看，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逐步缩小的。但是，如果把价值变动的因素加进来，那末，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还没有完全消灭以外，还可能产生新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工农业产品的计划价格是基本稳定的，但是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它总是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提高。这样，工农业产品的价值量也就在不断地降低。而且，一般地说，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工业品价值量降低的速度要快于农产品价值量降低的速度，表现在工农业产品的价值对比关系上，即使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新的剪刀差。这是需要人们去研究和解决的新问题。

但是，无论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剪刀差，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新产生的剪刀差，都只能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步缩小。如果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企图用一下子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的办法来解决，这样就会加重国家负担，减少国家资金积累，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而如果工业品价格不变，用大幅度地、猛烈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的办法来解决，那就会加重城市人民的负担。因此，为了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继续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必须加速发展工业，大力支援农业，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工业品的薄利多销政策，也是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主义价格政策。贯彻执行工业品的薄利多销政策，要求产品的价格，随着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品成本的下降，而有计划地下降。工业品价格在一定条件下的有计划下降，能够扩大销售，促进工业生产，有利于加强经济核算，不使过高的赢利率成为浪费的防空洞；有利于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有利于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有利于加强工农联盟。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利润高的工业品都要降价，而是要根据各种工业产品的供、产、销情况，根据它们在国计民生中的作用，以及根据全国各地区的工业发展情况，进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第四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经济联系。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除了国内的商品交换关系以外，还有国际的商品交换关系，即对外贸易。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它的对外贸易的活动规律。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受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是为了残酷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劳动人民，攫取高额利润，加速资本积累。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更是垄断资本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攫取最大限度利润，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必须从各个方面为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服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必须有利于国内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发展，而决不允许妨碍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发展；必须有利于国防的巩固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必须有利于加强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有利于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必须正确处理对外贸易同国内贸易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是处理内外贸易关系的重要原则。我国有八亿人口。我国广阔的国内市场，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农业生产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证明，我国广大农村不仅是日用工业品的重要市场，而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也是生产资料的重要市场。只有认真贯彻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的原则，我国的生产建设才能蓬勃发展，市场才能稳定、繁荣，人民生活才能逐步提高，工农联盟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在首先安排好国内市场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地组织进口和出口，才能使对外贸易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不首先安排好国内市场，不根据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屁股坐在国外，眼睛盯着国外，两手伸向国外，总是强调“外贸特殊”，“内销服从外销”，这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甚至也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对外贸易，而是一种官僚买办、卖国投降的对外贸易。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实行的，就是这样一条卖国投降的修正主义路线。按照这条修正主义路线去办，结果必将使国内生产建设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需要得不到保证。因此，处理内外贸的关系，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从国家建设和人民的生活需要出发，以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外市场当然也很重要，不容忽视。为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适当进口一些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国内短缺的物资，就必需积极组织出口。而且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从物质上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总需要拿出一部分物资出口。内贸和外贸，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部分，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的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了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捍卫国家独立，必然要求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或垄断。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曾反对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主张以所谓“关税政策”来调节对外贸易。这种谬论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判。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国与国之间贫富悬殊得惊人的时代，任何关税政策都不能生效。”19“工业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工业保护是绝对不能恢复我国的工业、使俄国成为工业国的；这里的工业保护指的只是对外贸易垄断制，决不是什么关税政策。”20斯大林也强调指出：“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制”，“就是使我国由独立的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21。

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路线，实行了对外贸易垄断，保障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独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毛主席就明确指出：“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驱逐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势力，废除了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特权，收回了海关管理权。外商操纵我国对外贸易经营和外汇金融、航运、保险事业的时代永远结束了。同时，国家没收了官僚资本的对外贸易企业，建立了统制对外贸易的国家机关和国营对外贸易企业，逐步改造了资本主义的私营进出口企业。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性质，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成为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统制的、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

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对保证国家政治、经济的宪全独立，防御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抵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广大国家和地区进行正常贸易往来，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起着重要的作用。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破坏集中领导、统一对外的外贸原则，在外贸工作中竭力推行资本主义自由化，叫嚷什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妄图使各个进出口公司之间、口岸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变为资本主义竞争关系，进而把对外贸易重新拉上半殖民地的轨道。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不同，受不同的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具有不同的经营目的和经营方式。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一样，都是发生在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因而价值规律就要在这种交换关系中起支配作用。

当然，一种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值和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是不同的。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以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23这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平

均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是一定的；当这个强度发生变化的时候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也就发生变化了。由于各国的平均劳动强度不一致，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它的价值量，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世界市场是在各国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市场。某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量，并不是取决于某一国家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把世界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它的平均强度下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价格，除了取决于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值量以外，还要受这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供求状况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供求状况是经常变动的，因此，世界市场上商品价格早晚不同就是必然的现象。再加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争夺和勾结，资本主义世界金融货币制度的动荡以及国际阶级斗争的激化，等等，都会给世界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时，要充分估计到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特点，灵活确定出口商品的合理价格，切不可把社会主义国家国内计划市场上的一套制订价格的原则，搬用到对外贸易中去。如果不是这样，必将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中遭受很大的损失。

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进出口商品构成和贸易结算方式来看，由于在大量的交换关系中，参加交换的一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商品的花色、品种以及包装等等，要适当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但是，决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在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商品中，有一些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商品，则必须加以抵制。在国际市场上，订货、成交、运输、保险、货币结算等方式，事实上是沿用资本主义的一套；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应该高度警惕。同国内贸易比较起来，对外贸易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更加严重。如何限制这一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给予国内生产和交换以及给予对外贸易部门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外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同。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24列宁也曾指出：“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的确没有这样的国家。”25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都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不取决于国外市场，而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取决于国内劳动人民的努力奋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也是对外贸易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

坚持还是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托洛茨基曾提出一个所谓“世界分工论”，说什么“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就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反对苏联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妄图使苏联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在我国，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伙也竭力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拼命鼓吹“外援决定论”、“红色买办论”。邓小平甚至猖狂地攻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什么“夜郎自大、闭关自守”。在他的眼里，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唯一的依靠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而要获得先进技术，只有靠引进“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因此，他主张一是“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即买；二是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由他们供应我们设备，然后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即借，说“这是最可靠的”“大政策”。事实上，他所贩卖的“大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洋务派的头目李鸿章、曾国藩叫嚷“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蒋介石则诬蔑中国人民“怠惰，迟滞，死寂”，认为中国要实现“经济建设”，必须靠“国际合作，开发我广大丰厚的富源”。邓小平鼓吹的那一套洋奴买办思想，同李鸿章、曾国藩、蒋介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

社会主义建设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不仅是经济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能不能得到巩固的问题。世界历史和现实状况充分证明，一个国家政治上不独立，当然不可能建设独立的经济，而没有独立的经济，政治上的独立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巩固的。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为了“引进外国技术装备”，就要大量出卖国家资源，甚至把矿山的开采主权都出让给外国，这不是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又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了吗？这样，同出口有关的工业部门将出现畸形发展，同出口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工业部门就会受到压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将会受到严重破坏，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将会遭到摧残。这哪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进口的装备越多，出卖的资源越多，国民经济的依赖性也就越大。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当然不可能自主。

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那末自己能制造的也用不着制造，自己暂时不能制造的，更用不着自己奋发图强去研究、制造，只要向外国去进口就行了。即使自己制造一点，也只是照抄、照搬外国的设计和工艺，仿制外国的设备，跟在洋人屁股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这样，在技术发展上，我们也永远摆脱不了依赖洋人的局面。这那里还谈得上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呢？结果将会使我国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置于外国资本家控制之下。一旦他们拒绝供应我国技术装备，我国经济就会立即瘫痪。一九六〇年，苏修叛徒集团背信弃义，撕毁合国，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的困难，我们是记忆犹新的。

如果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为了“引进”，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用煤炭偿付”。这样，我国不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了吗？这种借外债的办法，等于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毛主席指出：“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26旧中国借了一百多年的外债，结果，国家主权、国民经济命脉全落到了帝国主义手里，旧中国那种衰败破落的景象，人们难道就忘记了吗？邓小平主张接受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实际上是妄图将我国人民经过长期浴血奋战赶走的帝国主义势力重新引狼入室，让它们继续来剥削和奴役中国人民。

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反对引进某些外国先进的技术装备，也不是一概反对出口国内某些矿产原料，问题在于把经济建设的基点放在哪里？如果把基点放在邓小平的“大政策”所鼓吹的“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上，那末，结果我国将会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过去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打破了美帝的封锁、禁运，战胜了苏修的刁难、破坏，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只要我们今后继续坚持毛主席制定的这一方针，那末，我们就一定能在本世纪内，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社会主义国家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将积极地同兄弟国家和友好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相互援助；共同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国际之间的贸易往来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关于开展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问题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27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可以调剂余缺，可以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以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造。为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就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积极地、有计划地组织商品的出口和进口，支持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任何离开这个前提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我国的对外贸易是在取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洋奴买办的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建国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洋奴买办思想在外贸领域根深蒂固，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外贸领域中的流毒源远流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洋奴买办思想和修正主义外贸路线虽然经过批判，但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邓小平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就是洋奴买办思想的最新标本。如果按照邓小平的“大政策”和“外汇挂帅”、“产值第一”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去办，那末，对外贸易完成的贸易额越大，对国内生产的破坏也就越大，帮助外国资本家吸国内工人农民的血也就越多，丧权辱国的事情也就越多。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对外贸易的老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党内资产阶级把我国的对外贸易引到这条邪路上去。

第九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和货币流通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

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社会主义社会既然还存在着商品交换，那就必然存在着货币。马克思曾经指出：“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28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人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末，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货币是否仍有这样大的权力？或者说，它同旧社会相比，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在哪些方面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无产阶级应该怎样限制同货币相联系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和货币流通规律，进行具体的分析。

货币的本质是什么？马克思说：“只要理解了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货币分析上的主要困难就克服了。”29我们要说明货币的本质，就必须把货币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分析。从历史上看，货币不过是在长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从商品世界中自发地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商品。它“特殊”就特殊在能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在交换中充当商品的一般等价物。

自从原始公社末期出现了货币以来，尽管人类社会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没有变。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主要起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货币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却又采取了具有一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30货币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物。其实，它同商品一样，是通过物体现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货币的本质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都是一般等价物，但它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却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而发生了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同直接社会生产相联系的商品生产；与此相适应，同货币相联结着的，已不再体现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主要是体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劳动阶级之间以及这两个阶级内部的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主义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计划领导的时候，不论生产指标的规定、物资的调拨或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都必须利用货币作为计量社会劳动的统一的尺度。这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已开始发挥一种崭新的、即起着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计量劳动工具的作用。而且愈往前去，货币的这种新的作用将愈益居于重要地位。从发展的远景来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消亡了，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也将随着消亡，但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仍然需要有劳动计量的工具。当然，那时不管把这种计量劳动的工具叫做什么名称，它实际上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货币了。

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也在货币的职能上体现出来。

货币的第一个职能是价值尺度，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一样的。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货币这一职能来衡量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制订计划价格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利用计划价格，来制订和考核产值成本利润等价值指标，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货币仍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货币的这种职能，来加强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在为个人所拥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不准许用来购买劳动力和大型的生产资料，而只能用来购买个人消费品和某些手工工具。在这种条件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的作用范围，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也有支付手段的职能。社会主义企业利用货币的这一职能，向国家上缴税金、利润，对职工发放工资，对人民公社社员支付劳动报酬，对兄弟企业清偿各项欠款。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货币的这一职能，集中和分配国家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并组织企业之间的非现金结算，以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巩固经济核算制，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还执行社会主义积累和储蓄手段的职能。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纯收入，是以货币的形式成为国家和集体的社会主义积累的。劳动人民的劳动收入中暂时不用的部分，也以货币的形式存入国家银行，被运用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中，货币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充当世界货币的，仍然是黄金。因为国际收支差额归根到底仍须用黄金来支付。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世界货币的这种职能，对外进行贸易往来，对兄弟友好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起着一般购买手段、一般支付手段和社会财富体现者的作用。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所执行的这些职能说明，由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生产和交换过程的变化，货币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和它所起的作用，同资本主义社会已不一样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手里，被用来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国家用增发货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赤字，造成通货膨胀，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并利用货币作为对外经济侵略和扩张的手段，实行资本输出，攫取高额利润。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主要是被控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中，用来计量和核算社会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加强和扩大工业同农业之间、各个国营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组织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用来管理社会主义生产，实现产品分配的工具，也是对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工具。

货币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虽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货币同商品一样，毕竟是私有经济的遗物，是“昨天的剥削的残余”31。它的存在是同社会主义产品的生产和交换还具有私人性的传统或痕迹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仍然是社会财富的结晶，仍然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货币和货币交换的存在，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这些跟旧社会都没有多少差别。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否认货币在一定条件下仍可能转化为资本，这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种修正主义谬论。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联共（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沃兹涅先斯基就鼓吹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不可能成为剥削的工具，不会变成资本 32。今天，在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货币已成为剥削手段的苏联，这种谬论更被苏修叛徒集团奉为至宝，大吹大播，鼓噪一时 33。其实，这种谬论是经不起批驳的。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货币“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34。在货币形式中，资产阶级法权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人们在货币面前，形式上是平等的：货币可以被任何人占有，可以作为“魔法手段”被任何人利用来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货币是激进的平均主义者。但是，这里包含着实际上的不平等。因为掌握了货币，就意味着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商品，意味着拥有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实行商品制度的社会，不同的人不可能占有同样数量的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有的人是百万富翁，有的人却一贫如洗，甚至债台高筑。资本家就是靠他所占有的货币来开设工厂、雇佣工人、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的；投机倒把分子和高利贷者也是凭借手中持有的货币进行剥削活动的。因此，在货币上面存在的形式上平等掩盖着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社会和生产资料的主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作用相应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货币这一“魔法手段”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了。但是，货币上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仍然继续存在。由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职能，由于在按劳分配条件下，人们的货币收入量的不等，因而，谁占有货币多，谁就占有商品多，并且还为某些人利用货币和货币交换来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在谈到货币制度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时指出：“平等就是不平等，自由就是不自由。想要交换价值不发展为资本，或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发展为工资劳动，那是一种虔诚而又愚蠢的愿望。”35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货币时也明确指出：“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始终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36。

货币和资本是有区别的。但是，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从积累货币开始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在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支配下，小生产者在激烈的竞争中发生两极分化：多数人贫困破产，变成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者，只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而少数人手中则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货币，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搞资本主义经营。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以及两者的这种重新结合的特殊方式，导致了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小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者，货币也转化为资本。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法律禁止一切剥削活动。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只要货币还继续存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能性就始终存在着。谁有了货币，谁就可以占有社会财富。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就会甘冒违法的危险，在那些无产阶级领导权还不巩固的环节和单位，“利用仍是私有财产的纸币，利用这些使剥削者有权领取杜会财富的凭证，来投机、发财和掠夺劳动者”37。因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和消费品的分配，仍然要以货币作为媒介来进行，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今天买，可以明天卖；在一个地方买，可以到另一个地方去卖。投机倒把分子就会把自己占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利用商品供求在某个地区、某个季节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不平衡，倒买倒卖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低价进，高价出，牟取暴利。有的甚至会同国营和集体单位内部的某些人相勾结，采取各种手段，利用货币来开设地下工厂或组织地下包工队，进行雇工剥削。另外，有的人还会把自己占有的货币贮存起来，用于放高利贷，进行高利贷剥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从货币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所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无论它从哪里来。”38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经济公社时也指出：“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39因此，

在社会主义社会，剥削尽管是非法的，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可以不断地从货币交换中孵化出来。党内资产阶级享有的很大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利益，同货币交换也是分不开的。货币交换也是他们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经济基础。在苏联，资本主义已全面复辟，货币早已变成剥削工具，转化为资本，不是极为明显的事实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受到了限制，货币拜物教的经济基础被大大地削弱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仍然是一般等价物，仍然是“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40，因而，“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41。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货币，追求货币、搞个人发家致富的剥削阶级思想就会有市场。《红楼梦》的《好了歌》中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一语点穿了货币拜物教的实质，活画出那些拜倒在“赵公元帅”脚下的财迷们的贪婪相。这种信奉货币拜物教的财迷，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决不会绝迹。那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经不住资产阶级的金钱诱惑和腐蚀而被拉“下水”的。

资本主义社会是货币拜物教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社会。在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了的苏联，货币拜物教的盛行，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修叛徒集团在“经济改革”的旗号下，竭力宣扬“金钱万能”、“为金钱而奋斗”的极端丑恶的思想，公开传授铜臭熏天的“赚钱艺术”。苏修报刊上鼓吹发财致富的作品，更是泛滥成灾。

勃列日涅夫在 1973 年 12 月的苏修中央全会上说：要“及时地把每一个卢布投入到那种明天我们可以收回两个、三个、甚至十个卢布的地方”。他把这一做法称之为“赚钱艺术”，并说什么“我们大家从中央到地方，都应当学习这门复杂的赚钱艺术”。苏修叛徒集团在谈到推行“赚钱艺术”的效果时，竟然洋洋自得地说：“我们必须毫不吝啬地进行物质鼓励——这笔资金将得到百倍的补偿。”苏修叛徒集团豢养的学者、政客之流，也纷纷著书立说，对勃列日涅夫的“赚钱艺术”大加发挥。例如，有一个名叫亚·比尔曼的经济学“博士”，就在 1975 年 8月 7 目《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的良心》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卢布——良心”的公式，鼓吹从“良心”出发，为大挣卢布而奋斗，说什么“工资是检验一个人工作质量的合适的文件”，“一个人挣来的这种卢布越多，他的荣誉就越大”。按照比尔曼的说教，卢布是利，荣誉是名，而良心则驱使人去争名夺利，这就是“卢布和良心”的经济学的精髓。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修正主义的头子，也是一伙货币拜物教的忠实信徒、资产阶级利已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刘少奇一再鼓吹“要赚钱”的生意经；林彪除了公然鼓吹什么“一本万利”以外，还认定“世界上唯有一件东西是靠得住的，那就是金钱”；邓小平则胡说什么利润“挂点帅没关系”、“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如此等等。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尽管说法不一，但都是宣扬“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货币拜物教。他们都把货币作为毒害人们的灵魂，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武器。

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逐步地消灭货币拜物教，就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削弱它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限制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同资产阶级利用货币进行的资本主义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同时，还要对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货币拜物教的谬论进行深入的批判；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倡做工为革命、种田为革命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断地同货币拜物教作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流通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关系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说：“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是货币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或者说就是货币流通。”42“货币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现”43。

货币流通的过程，就是货币不断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媒介着商品运动的过程。因此，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商品流通决定货币流通，货币流通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货币流通本身又有相对独立性，具体表现在：第一，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运动方向相反；第二，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可能分离；第三，商品通过一次或两次交换就退出了流通领域，而货币却要继续留在流通中为商品交换服务。货币流通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对商品流通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正常的货币流通，能够促进商品流通，是保证社会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或过少，或者投放不当，都会妨碍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给社会主义再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为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提供更多的可乘之机。所以，组织好货币流通，加强货币流通的目的性和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在经济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项重要任务。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内在联系，决定了货币流通必须同商品流通相适应。这就需要在有计划地组织好商品流通的同时，加强货币流通的计划性，使之不仅在总体上，而且在构成、地区和时间上同商品流通相适应。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盲目的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能有稳定的货币流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第一次具备了自觉地、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以适应商品流通的客观可能性。

货币流通渠道

在社会主义社会，因商品流通而引起的一切财务收支，通过现金支付和非现金结算两种形式来实现。现金支付是指现实的货币在市场上的流通，非现金结算是指银行转帐。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切企业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在银行的存款，随时可以提取现金，现金支付和非现金结算两者之间的转化是按照资本家的需要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要接受国家的现金管理，一切收支，除零星开支外，都要通过国家银行进行非现金结算。任何企业、单位在银行的存款，除发放工资和按规定领用零星现金外，不能随便转化为现金。这样，就使货币流通的范围严格限制在一定渠道内，为国家实现货币流通计划化，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把现金支付和非现金结算严格划分开来，使货币流通限制在一定的渠道内，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货币流通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不仅有利于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节约货币流通费用，而且有利于国家加强对货币流通的管理，更有效地调节货币流通，限制货币交换中的盲目性和自发性，限制货币交换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非现金结算，反映的是社会主义企业之间有计划进行的大宗物资运动，只表现在银行帐户上货币资金的转移和消长，国家可以通过银行加以监督和控制；企业拥有货币资金多少，也不会直接影响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变化，交易双方不需要有现实的货币流通，就可使交换活动正常进行。

货币流通量要比非现金结算数额小得多。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流通只有一小部分同生产资料的流通相联系，主要部分则是同消费品的流通相联系的。流通中的绝大部分货币掌握在城乡劳动人民手中，主要用于购买吃、穿、用等个人消费品。它的特点是次数频繁，数目零星。

社会主义社会货币的投放和回笼的渠道（货币流通渠道），主要有下列四条：

第一、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从国家银行领取货币，对职工支付工资；职工用工资收入向商业部门购买个人消费品或支付其他劳务费用。这样，货币又经过商业、服务行业等部门流回银行。或者职工进行储蓄，货币没有同商品交换而直接回到银行。

第二、商业部门从国家银行领取货币，向农村集体经济单位釆购农副产品；集体经济单位将出售农副产品的一部分货币收入，向国营企业购买化肥、农药、农业机器等生产资料。这样，这一部分货币又经过国营企业流回到银行。集体经济的另一部分货币收入，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分给集体农民；集体农民用它向商业部门购买工业品或进行储蓄。这样，这一部分货币最后也会间接或直接地流回到银行。

第三、在存在集市贸易的条件下，城镇居民的一部分货币收入，还通过在集市上购买商品而进行流通，但是，最后也会经过农民购买工业品和储蓄流回到银行。

第四、各个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基本上都采用非现金结算，但是，一些零星、小额的支付，也要使用现金，这些现金通过支付最终也会流回银行。

从上述货币投放和回笼的渠道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量，主要同国家投放市场的个人消费品数量有着直接的联系。个人消费品供应量的适当与否，对于回笼货币、稳定货币流通有着决定的作用。在现金流通领域，货币掌握在千百万不同所有者手里，而他们的消费需要则是千差万别，不断变化的；国家一般不能通过行政措施对这些进行管理，只能根据国民经济有关指标之间相互衔接的情况以及加强工资基金管理等加以间接的调节。如果货币发行量超过商品的供应量，或者，商品供应的数量、品种不符合消费者的需要，那末，就会引起一部分商品储备减少，一部分商品积压，出现某些商品供求脱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不能实现购买力的货币就会转向集市贸易市场；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就可能乘机兴风作浪，利用货币交换，进行投机倒把，高价贩卖，甚至开设地下工厂，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社会主义统一的计划市场。

市场上的现金流通和非现金结算，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论是现金流通或非现金结算，都是执行货币的基本职能，媒介商品的运动，因此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例如，如果有的地方或部门任意扩大财政支出，任意扩大贷款，而财政银行部门不依靠企业加强财政纪律，放松信贷管理、结算管理、现金管理和工资基金管理，就有可能使大量的非现金结算，转化为现金流通，迫使国家多发行货币，就会破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如果企业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劳动群众手里，有些人只顾自己的方便，不顾全局利益，任意招用农村劳动力，增加工资投放，甚至迷信“金钱万能”，搞物质刺激，用提高工资、福利标准等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办法去刺激生产，乱支现金，也会扩大国家的货币发行，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把企业引向资本主义邪路。

货币流通规律

货币流通规律是反映货币流通各个要素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的。构成货币流通的基本要素是：（1）商品价格总额；（2）流通中的货币量；（3）货币流通速度（用单位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同商品交换的次数表示）。马克思根据这三个要素之间内在

的本质联系，把货币流通规律概括为如下的公式：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要量=有待用现金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单位货币的流通次数

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表明：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同有待用现金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同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它的基本要求是，货币流通量必须同商品流通量相适应。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表现、衡量和实现商品价值的材料。货币同商品相交换，实质上是货币价值同商品价值的等价运动。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必要量，在价值上应该同该时期内有待用现金实现的流通中商品的价值量相符合。在每一货币单位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下，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越大，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越小，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在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下，每一货币单位的价值量越大，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每一货币单位的价值量越小，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

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总是有先有后、陆续进行的。同一个货币，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多次地为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服务，一个货币可以当几个货币来发挥作用。因此，流通中的货币价值量，实际上并不需要同流通中有待用现金实现的商品价值量完全相等。在流通中的商品价值量和每一货币单位的价值量已定的条件下，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通必要量，取决于每一货币实现商品价值的次数，即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越快，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小；货币流通速度越慢，则货币流通必要量越大。

上述货币流通规律，是以金属货币流通为对象说的。但是，这个原理对于纸币流通，也同样适用，因为纸币无非是金属货币的代表或它的价值符号。

纸币作为货币的价值符号出现，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货币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广泛流通的货币是金块或银块等贵金属，后来它们为金或银的铸币所代替。铸币在流通中逐步磨损，实际价值已低于名义价值，但它们仍可照旧流通。这时，铸币已开始起价值符号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铸币后来又逐步为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所代替。这种演变为什么可能呢？因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虽然本身必须有价值，但在它发挥价值尺度的作用时，只是观念上的货币，不需要有现实的金银放在手里；而当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发生作用时，把商品换成货币，为的是用这些货币换进商品，所以，不管它的价值是否十足，或者有无价值，只要大家相互接受就行。因此，金属货币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必然被纸币这个价值符号所代替。

纸币流通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掩盖了货币的本质，使人们发生错觉，以为货币只不过是抽象的价值符号，或者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而科学的任务则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纸币即使没有规定含金量，也不能兑换金银，但从本质上看，它也不是抽象的价值概念 44，同时，它也不是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 45，而只能是金或银的符号。

马克思说得十分清楚：“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46

正因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所以，纸币流通归根到底要受货币流通规律的支配和制约。“国家固然可以把印有任意的铸币名称的任意数量的纸票投入流通，可是它的控制同这个机械动作一起结束。价值符号或纸币一经为流通所掌握，就受流通的内在规律的支配。”47这就是说：“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48流通的纸币量定要和流通中所必需的金属货币量相适应。只有这样，纸币所代表的单位价值量才是稳定的。如果不是这样，纸币的发行超过了这个客观界限，那末，就要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

这种“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49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和所起的作用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没有变，货币的基本职能没有变，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理论继续有效，货币流通“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50。

货币流通规律，同其他在几个社会共同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一样，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发生作用的形式依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流通规律在市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下，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发生作用。而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货币流通规律在被我们正确认识以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有可能自觉地加以利用，实现货币流通的计划化，排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干扰，使它为组织生产和商品流通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服务。

第二节 我国的人民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靠帝国主义，货币的发行和管理大权完全操纵在帝国主义列强手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政府取消了帝国主义的一切金融特权，不准任何外国银行在我国发行货币，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我国市场上流通和买卖；同时，没收了国民党政权的国家银行，禁止伪法币流通，建立了一个以发行人民币为内容的独立自主、统一而稳定的货币制度。

国民党反动政权是在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过程中，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而一块一块地被打碎的，因而，货币流通的阵地也是一块一块地被占领的。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曾发行了各自的纸币。例如，陕甘宁解放区发行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券，晋绥解放区发行了西北农民银行券，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行了冀南银行券，山东解放区发行了北海银行券，华中解放区发行了华中银行券，广东东江解放区发行了南方银行券。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在一些新解放区又发行了一些新的纸币，如东北解放区的东北银行券，旅大地区的关东银行券，冀热辽解放区的长城银行券，中原解放区的中州农民银行券，等等。

一九四八年冬，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进行之际，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已经出现。为了进一步支援战争，夺取胜利，并为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好准备，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统一而稳定的社会主义货币制度，就成为当时党在经济战线方面的重要任务。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在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首先在华北解放区发行人民币，并按照一定的比价陆续收回各个解放区发行的纸币。人民币作为新中国的货币，就这样开始执行它的历史任务了。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人民币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稳定的货币。建国以来，我国市场物价长期稳定，是人民币稳定的主要标志。这同解放前的物价飞涨，伪法币急剧贬值的情况相比，真是两种社会两重天！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弥补庞大的反革命战争的军费开支，实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在 1937 年到 1949 年十二年的通货膨胀过程中，伪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同期物价上涨八万五千多亿倍，达到了世界罕见的规模。有人曾对伪法币的贬值情况作过这样的一个形象化的分析：伪法币一百元的购买力，1937 年值黄牛两头，1938年值黄牛一头，1939 年值猪一头，1941 年值面粉一袋，1943 年值鸡一只，1945 年值鸡蛋两个，1946 年值固本肥皂六分之一块，1947 年值煤球 1 只，1948 年 8 月 19 日值大米 0.002，416 两（16 两制），1949 年 5 月值 0.000，000，00，185 两（即一粒米的千万分之二点四五）。从两头黄牛到一粒米的一千万分之二点四五，这中间不知包含了人民的多少辛酸和血泪！

我国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已经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信誉越来越高，充分显示了我国的货币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

同我国的情况相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货币危机不断爆发，一片混乱。在号称“超级大国”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币值日益下跌，黄金不断外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日益腐朽的深刻表现。

战后三十多年来，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大闹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同时，不断在金融市场上爆发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 358 美元价格暴跌，按美元计算的黄金价格猛涨。美国继 1971 年年底宣布美元贬值 7.89%以后，于 1973 年 2 月再次宣布贬值 10%。而在国际市场上，美元实际贬值的幅度，已远远超过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1974 年，美国官定的金价是每盎司四十二点二二美元，而伦敦自由市场的金价曾高达每盎司一百九十五点二五美元，相差近五倍。“金元帝国”的地位一落千丈，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巳土崩瓦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陷入了极大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卢布也大幅度贬值。按照苏修六十多种消费品价格的综合计算，1973 年的物价比 1960 年上涨了 30%左右。自由市场的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1972 年自由市场食品零售价格比国营牌价高 62%。苏联卢布的对外比值，同 1961 年兑换新卢布时相比，贬低了 55%。

在资本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以及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流通中的货币为什么不断贬值，而我国人民币的币值却十分稳定，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信呢？正确的答案，只能从不同社会的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在帝国主义国家，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日益激化，造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灾难。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就乞灵于扩军备战，大搞财政赤字，滥发纸币，企图用人为的办法来刺激社会购买力。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不受到惩罚，引起物价上涨，币值下跌。这种现象正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

在我国则是另一种情况。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消除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对抗性矛盾，使我们能够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流通和分配，并依据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有计划地投放和回笼货币，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的需要基本上相适应。

我国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是在斗争中取得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地战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结果。如果依照刘少奇一类的所谓“可以多发一点票子”、通货“越膨胀越富足”之类的修正主义路线去组织货币流通，必然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从而引起商品供应紧张，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遭到破坏，劳动人民的生活就会陷入重重困境，而一小撮资产阶级分子必将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是毫无疑义的。过去的中国和今天的苏联就是一面镜子。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人民币的稳定问题上，也是这样。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地利用货币流通规律，在货币流通过程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具体地来说，我国人民币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主要是因为：

第一、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保证提供大量的商品按稳定的价格投入市场，为人民币的稳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货币流通是为商品流通服务的。国家手里掌握的商品越多，按照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为商品流通服务所需要的货币必要量也就越多。这样，货币流通量就不致超过需要量，不会出现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现象。建国以来，我国已初步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我国人民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大力发展生产，从而使供应市场的吃、穿、用等各类商品不断增加，国家掌握的商品库存不断扩大。一九七四年同一九六四年相比，工业产值增长一点九倍，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一，一九七三年的商品收购总额和零售额都比解放初增加六倍以上。我国每发行一元人民币，都有几元商品作保证。这就证明，我国人民币币值的稳定，是由于我们有充足的商品供应作后盾的结果。

第二、我国货币流通正如商品流通一样，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国家每年支付多少工资，采购多少农副产品，需要投放多少货币，相应地要向市场供应多少商品，回笼多少货币，都由国家依据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有计划地进行统筹安排。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指导下，国家一方面力求使生产的增长同人民的需要相适应，另一方面又有计划地组织货币流通，使得货币能够按照计划的渠道发出去、收回来，保证货币流通能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这是我国人民币币值长期稳定的又一个原因。

第三、国家财政收支平衡，保证了货币流通不致越出商品

流通需要的轨道。毛主席早就指出：要“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51；“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52。如果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势必造成增发纸币的后果；纸币的发行一旦超过了商品流通的需要，流通过程就会强制纸币（价值符号）去等于它们所代替的金量，也就是要引起币值下跌和物价上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一贯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方针，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允许用增加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财政开支。我国早已成为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无债之国”。社会主义的财政收入绝大部份来自国营企业的收入。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商品流通的不断扩大，为财政收入的逐步增长，提供了确切的保证。社会主义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国防文化教育事业。我国健全的、巩固的收支平衡的财政，为人民币的长期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要求国家依据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有计划地控制货币发行，使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相适应，保持价格的稳定和币值的稳定，而社会主义社会在客观上也具备了实现这一要求的可能性。但是，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货币流通同商品流通没有任何矛盾了。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有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平衡，影响币值的稳定。从客观因素说，如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捣乱和破坏，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农业生产上的歉收等，都会直接影响市场消费品的供应。从主观因素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安排可能不适当，地区、季节之间商品安排和货币投放也可能不平衡。所有这些，都会影响部分货币购买力不能实现，从而影响币值的稳定。特别是在受到党内资产阶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地方和部门，必将引起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獗，破坏货币的正常流通。因此，必须坚持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及时发现矛盾，并由国家通过调整计划和采取正确措施，及时加以克服，使货币流通同商流通相适应，达到新的平衡。这种在阶级斗争过程中不断揭露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情况，正表明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71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71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832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67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80～181页。↩︎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10 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 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2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53 页。↩︎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846 页。↩︎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10 月 27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81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74 页。↩︎

《“论粮食税”一书纲要》。《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11 页。↩︎

转引自 1971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206 页。↩︎

在实际工作中，要对商品的价值进行直接测算，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人这样测算过；即使根据部门平均生产成本加上按社会平均工资赢利率确定的赢利方法间接推算，也有一定困难。但是，由于目前在实际工作中核定价格时，一般都要计算成本赢利率，因此，我们计算商品价值也可以采用另一种办法，即在部门平均成本之上，再加上一个按成本赢利率计算出来的赢利额：而成本赢利率的高低可参照各产部门的技术构成来确定，料重工轻的赢利率应低一些，料轻工重的赢利率应适当高一些。照这样的办法计算出来的某种商品价值，同这种商品中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应该是大体接近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196 页。↩︎

《论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14 页。↩︎

同上书，第 415 页。↩︎

《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第 99 页。↩︎

《在中图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323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64 页。↩︎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4 页。↩︎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363 页。↩︎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横排本，第 1355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86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54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23 页。↩︎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8 页。↩︎

沃兹涅先斯基在 1931 年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中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货币永远不会成为资本。”在 1935 年发表《论苏维埃货币》一文中又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粉碎了，从而基本上消灭了变货币为资本，即变货币为剥制工具的可能性。第二个五年计划消灭了资本主义分子和一般阶级，因而彻底地消除了苏维埃国家内有可能使货币变为剥削、发财致富和投机工具的这一资本主义残余。”↩︎

1974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两本所谓《政治经济学》（分别由Л ·В·索科洛娃和Ю·В·雅科维茨主编），几乎一字不差地异口同声断定；在社会主义社会，“货币已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已不能成为剥削他人的手段”。但是，他们既讲不出什么道理也拿不出什么论据，而只能求助于一本叫做《金色的牛犊》的现代苏联小说，拿这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骗子别恩杰尔通过诈骗成为百万富翁以后，忽然领悟到“在苏联，绝不能拿这些钱来作为资本”的道理，当作在苏联“货币不能转化为资本”的论据。对于骗人手法如此拙劣的苏修政治经济学，人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2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5 页。↩︎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8 页。↩︎

《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750 页。↩︎

《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29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3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51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22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34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26 页。↩︎

马克思在阐明货币理论过程中，曾批判过英国主教、哲学中神秘唯心主义的代表贝克莱（1684～1753 年）对货币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马克思说：“因为贵金属在流通行为中可以用记号代替，贝克莱就得出结论说，这些记号本身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这里一方面混淆了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另一方面混淆了作为价值尺度的金银和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69 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作为价格标准和流通手段的纸币本身，可以不代表任何东西，只代表抽象的价值概念，但作为价值尺度的纸币则不同，它只能是金的符号，代表一定的金量，否则，它就不能起价值尺度的作用。↩︎

纸币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这也是马克思批判过的一种错误观点。他说：“表面上看来，价值符号直接代表商品的价值，它不表现为金的符号，而表现为在价格上只表示出来、在商品中才实际存在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但是，这个表面现象是错误的。价值符号直接地只是价格的符号，因而是金的符号，它间接地才是商品价值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05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48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09～110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47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110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39 页。↩︎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人民出版社 1950 年版，第6～7 页。↩︎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20 页。↩︎

第四篇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和再生产

第十章 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

第一节 国民收入的分配

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通过这一环节，社会产品才能进入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社会再生产才能够继续进行。因此，当我们了解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以后，就要进一步了解社会主义的分配和再生产过程。

社会主义分配，从根本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分配。但是，在分配方面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要抓住分配这个重要环节，力图强化和扩大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来复辟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分配首先是国民收入的分配，然后才谈得上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我们先从国民收入的分配谈起。

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按一年为单位计算）由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总和，叫做社会总产品；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以后剩下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国民收入。它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消耗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如何分配，这不仅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方向和规模，而且还集中反映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

创造国民收入的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有：工业（包括建筑业），农业（包括林、牧、副、渔业），为货运服务的那部分运输业，为生产服务的那部分邮电业以及作为生产过程继续的那部分物资供应和商业（如流通过程中必要的包装、保管、加工和运送等）1。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过程具有直接社会劳动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这样的二重性，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既表现为实物形式，又表现为价值形式。实物形式的国民收入，因产品种类不同，不能用简单相加的办法计算它的总和，但是，我们可以利用价值形式，即按某一年固定不变的价格把它的总和计算出来。这样按某一年固定价格计算出来的国民收入，可以反映出若干年内实物形式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变化。国民收入是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项综合性指标。分析国民收入的增长变化，能够揭示一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该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变化。

作为国民收入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分配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社会的产品分配关系，都不能由人们随意选择，而是由一定的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所有制的性质一经确定，产品分配关系的性质也就随着确定了。马克思指出：“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2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遭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关系是，工人只能以工资形式得到仅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一小部分国民收入；资本家则将工人所创造的绝大部分国民收入以各种形式攫为己有，一部分用于他们的挥霍浪费、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另一部分又再转化为资本，扩大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以榨取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不再遭受剥削和压迫。与此相适应的分配关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全部属于劳动人民所有，并按照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原则，即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进行分配。因此，谈分配问题不能离开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离开所有制和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谈论分配问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十九世纪德国的拉萨尔、杜林之流，正是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分配问题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好的，只是分配不公平。他们鼓吹用不触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谓“公平的分配”，来消除劳动人民的贫困。显然，这是一种骗劳动人民，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反动理论。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派的时候指出：这种“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3

马克思这里批判的错误观点，就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观点。尽管这种“分配决定论”在一百多年前就遭到马克思的深刻批判，但是外国和中国的新老修正主义者还是经常改头换面地把它搬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刘少奇拼命宣扬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分配问题上”。林彪一伙则鼓吹“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性动力”。这些走资派故意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相互关系，把分配当作头等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4，用所谓“分配问题”掩盖所有制和相互关系问题，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瓦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在批判“分配决定论”的同时，要看到分配在社会生产中并非是纯粹被动的消极因素。分配由生产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生产，反作用于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反作用于所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正确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是怎样进行的呢？它先要在生产领域进行初次分配，然后还得进行再分配。由于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不同的分配形式，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国民收入在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是怎样进行初次分配的。

社会主义国营企业所创造的总产值，先要扣除生产过程中所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剩下的部分便是国营企业工人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即企业的净产值。国营企业所创造的这部分收入，直接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整个国民经济的需要，先作统一合理的初次分配，分解为职工的工资和社会纯收入（赢利）两大部分。社会纯收入通过企业上缴利润和税金两种形式，集中到国家手里，由国家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有计划地分配和使用。

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中，从总产值中扣除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那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剩下的部分便是社员在这一年内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现阶段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也是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集体经济中分别进行的。某些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公社，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则以大队为基础，在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中分别进行。

公社各级集体经济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分解为以下几个部分：（一）以税金形式归国家集中使用的纯收入；（二）归集体经济使用的公积金（包括储备粮）和公益金；（三）归社员个人支配的工分收入。

农村人民公社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涉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个方面的关系，必须正确处理。正如毛主席教导的：“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 5“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6考虑到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必须执行“以丰补歉”的原则，丰收年可适当增加一些积累，歉收年适当少留或不留积累，使社员生活稳定，并能逐年有所改善。

国民收入经过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中的初次分配，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工人和农民的原始收入。但是，分配还不能到此为止。国民收入在经过初次分配以后，还得进行再分配，以形成第二次收入 7。为什么还要进行再分配？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农业等生产部门以外，还存在着各种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如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部分服务性行业，以及军队和国家行政管理机关等。这些部门，对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对于改善和丰富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些部门的工作者的劳动，虽然不创造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但也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劳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的工作者相互为对方服务，他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因此，国民收入在经过初次分配以后，还得进行一次再分配。非生产部门支付的劳动工资和各项费用，就是通过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提供的。

此外，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对于烈属、军属、困难户以及生活上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人们的生活和教育方面的需要，要给以适当的照顾。同时，社会对职工还要提供免费医疗、困难补助等等。为了保证这些方面的需要，就应有一项社会保证基金。这项基金也要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建立。

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途径进行的：（一）国家预算。社会主义国家把通过预算收入集中起来的货币资金，再通过预算支出，转变成为非生产部门及其工作者的收入，并被用来满足整个社会集体福利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二）服务性行业的活动。工人、农民和其他工作者使用他们已经取得的个人收入，来支付服务性行业所收取的费用；一部分服务性行业是不创造价值的，它们将取得的一部分收入，转作工资支出，又成为这一部分服务性行业中工作者的个人收入。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还受价格变动的影响。例如，为了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在生产发展的条件下，降低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归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支配，用来扩大再生产和满足社会的其他共同需要；另一部分归劳动者所有，主要是用来满足劳动者个人的需要。这两部分国民收入在使用过程中，最后又归结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种用途。

整个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可列表如下 8：

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是劳动人民生产和创造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属于劳动人民所有的。但是，从上表可以看出，属于劳动人民所有，并不是把全部社会产品都直接分配到劳动者个人手里。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派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谬论时指出，在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之前，还要进行各种必要的扣除。当然这些扣除，归根到底也是用来为劳动者谋

利益的。“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9这是跟旧社会的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根本不同的。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要“有折有扣”的分配，也不是说扣留得越多越好，而是应该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兼顾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第二节 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历史原因

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在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以后进行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科学地预见到在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的分配还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还要按照每个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来进行分配，即实行按劳分配。马克思是这样说明按劳分配的：“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10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理论，是在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分配理论和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谬论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十九世纪初，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开始提出类似按劳分配的思想。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 年）说过，在将来的社会里，每个人的地位和收入应该同他的能力成正比；圣西门的学生由此提出了“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和圣西门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 年），在他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法郎吉”里，产品部分地也是按照劳动进行分配的。圣西门和傅立叶都把他们初步提出来的按劳分配作为最理想的分配原则。但是，在他们所设想的理想社会里，都还保存着生产资料私有制。圣门主义者把资本家也算作劳动者，把资本家取得的利润也当作对资本家经营管理企业的劳动报酬；而傅立叶则主张产品除一部分按劳动分配外，另一部分还要按照股份资本进行分配（傅立叶设想，法郎吉的全部收入中，十二分之五按劳动分配，十二分之四按股份资本分配，十二分之三按知识分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这种不触动资本主义有制的“按劳分配”作为最理想的分配原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1846 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批判了圣西门主义者的“按能力计报酬”的公式，指出：“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11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既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触动资本主义基础的所谓“按能力计报酬”的反动性，又指出了“按能力计报酬”这一分配原则本身体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并且科学地预见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将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但当时尚未提到需要有一个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1867 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第一次提出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的基础上，劳动时间“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12 1875 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两阶段的思想。同时，又一次提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消费品分配上还不能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且对按劳分配进行了精辟的、辩证的分析，一方面指出按劳分配中所包含的权利“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无疑这是一种“弊病”，另一方面又指出：“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13。以后，恩格斯、列宁都对按劳分配作了进一步的深刻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开始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全社会或一个集体范围内的直接结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地位和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为劳动者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劳动，创造了经济的政治的前提。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还不能实行按需分配，只能实行按劳分配。具体说来，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以下的条件决定着的：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的丰富，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物质条件。第二，旧的社会分工还没有消灭，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由这些差别造成的各个劳动者能够向社会提供的劳动，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都存在着差别。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不能不承认这些差别，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第三，劳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他们还不能立即“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14；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剥削阶级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等丑恶思想，毒害劳动人民。因此，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不可能在短期内普遍树立起来，还不具备实行按需分配的思想条件。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5所以，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也就是说，还必须用劳动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尺度。在分配方面适当地照顾到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差别，在现阶段比较易于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有利于同剥削阶级所散布的“好逸恶劳”的思想作斗争，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这一原则要求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应该尽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工作，而社会则根据各人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来分配消费品。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为社会工作，就没有权利参予消费品的分配。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几千年中，剥削者凭借生产资料的私有，不劳而获地侵占着奴隶、农奴、雇佣工人的劳动成果，过着奢侈淫逸的寄生生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就是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这是对剥削阶级的一种经济上的强制，迫使他们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废除了人剥削人的分配制度，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另一方面，“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16。毛主席指出：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7。

为什么说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统治地位呢？

首先，按劳分配承认劳动者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以后的那部分劳动，是他个人的劳动。劳动者对自己提供的劳动保留着权利，可以凭借着它参予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同这种情况相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家庭也就将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在长时期内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费用的一部分，仍然要由家庭中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负担。这就表明，按劳分配仍然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私字的框框。

在社会主义社会，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工人，只有自己的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工人要能生存，就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归资本家去支配。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开始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新过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不受资本家支配的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开始直接当作一个社会的或集体的劳动力来使用了。这样，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直接成为社会的或集体的总劳动日的一个部分，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但是，劳动者的劳动还分为两部分：为社会基金进行的劳动和为个人消费基金进行的劳动；后一部分劳动，成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这种情况表明，按劳分配体现的权利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私有、雇佣劳动等观念的存在，一方面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可能一下子肃清，另一方面，同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领域占统治地位，也有密切的联系。

其次，按劳分配体现的平等权利，仍然是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下，劳动者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所以，按劳分配通行的仍然是调节商品交换的那个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种交换原则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每个劳动者的报酬都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来说，必然是不平等的权利。第一，各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大小，有的体力强些，有的体力弱些；有的文化技术水平高些，有的文化技术水平低些，因此，他们能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是不等的，这就必然造成各个劳动者在实际收入上的差别。第二，即使同等的劳动者提供同等的社会劳动，领取同等的社会产品，但由于他们各自家庭负担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赡养人口多些，有的赡养人口少些，而八级工资制则不管你人少人多。这样，在他们之间也就会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以同一的尺度应用在情况各不相同的人身上，必然要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可见，按劳分配仍然是局限在资产阶级法权框框内的东西。它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把按劳分配绝对化、凝固化，巩固、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和它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进一步出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产生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按劳分配的外衣下无偿地侵占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劳动的情况，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在这样的基础上很快地产生出来。这一方面，苏联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深刻地阐明了实行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但是在列宁逝世以后，特别是从三十年代开始，苏联理论界在按劳分配问题上出现了逐渐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不承认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

1933 年，苏联发表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原稿。苏联理论界围绕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有些人认为，谁要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谁就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否认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而把它说成是所谓“社会主义法权”，不承认它依然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弊病”。例如，米丁在题为《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新事物中的残余》一文中说：“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使它们成为社会财产，因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了，不存在了。”柯尔涅也夫在关于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书评中说：“不能把马克思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全消灭它的原理，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在起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法权这个字就其本意来说已消灭了。”经过这次讨论，在苏联对按劳分配的这种错误认识就一直沿袭下来。

正是在否认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这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苏联自三十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就逐步得到了扩大。如逐步扩大了工资等级差距，对一部分人实行了高薪制度。在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下，一部分干部蜕化为工人贵族和新资产阶级分子，成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后来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这个历史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一直坚持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但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无产阶级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则一定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邓小平甚至根本否定按劳分配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他说：“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这不仅暴露了他的无知，而且反映了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外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基础。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他要保护那些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保护资产阶级法权这块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妄图使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法权举起批判的武器的时候，他就大为恼火，感到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动摇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希望暗淡了，因而本能地跳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可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是很激烈的，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焦点。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形式

在社会主义社会，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采用什么具体形式进行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安排好人民的生活，鼓舞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都有很大意义。

工资，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中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由于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上，因而反映着不同的生产关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是商品。它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价格。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工人得到的工资总是只能维持自己和家属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18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体现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和被雇佣、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社会主义工资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它是国家对工人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一种形式，反映了工人个人和代表整个工人阶级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工人的劳动一方面将创造越来越多的社会基金，工人的工资水平以及由于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而带来的整个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也将逐步提高。

我国解放以来，按照从全国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极不合理的工资制度，先后几次作了改革，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多次增加了职工的工资。目前我国职工的工资水平一般虽然不高，但是就业面扩大了，工资总额增加了，物价长期稳定，集体福利不断增加，因而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旧中国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经常遭受失业威胁的悲惨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工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国现行的工资制度，一部分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五十年代照搬苏联的。要完全改变分配中的不合理状况，正确处理好各种工资关系，要在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生活，在提高人民生活的过程中逐步改革。

社会主义工资的具体形式，主要是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计时工资是以劳动时间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单位，即在一定时间内，根据所评定的工资等级，发给固定工资。计件工资是以劳动产品作为计算劳动报酬的单位，即根据劳动者完成的产品件数，按照一定的单价付给工资。在我国，这两种工资形式有一个发展过程。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采用的是计件工资制。但是，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程度和职工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计件工资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地影响人们相互关系的完善和生产的发展：（1）计件制容易助长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的思想，不利于工人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2）计件制扩大工人之间在工资收入上的差距，因而不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容易引起计时工人和计件工人之间、新老工人之间、上一道工序工人和下一道工序工人之间、上一班工人和下一班工人之问的矛盾。（3）计件制还不利于开展技术革新、生产协作、培养工人的一专多能，等等，因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此，广大职工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对这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进行了冲击，终于在这一年，在绝大多数企业中取消了计件制，改行计时制。只是在少数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单位仍然保留着计件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资所反映的生产关系虽然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反映的生产关系不同，但是工资范畴及其具体形式，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工资，虽然不再是劳动力的价格，但它却是工人形成个人消费基金的那一部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工人取得这一部分货币，通行的仍然是商品交换的那个原则，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上的不平等。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19。工资制度的不平等，反映了按劳分配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工资制度、八级工资制就是把这种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用等级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下来。

八级工资制是在生产工人中实行的一种工资等级制度。它按照各种生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把工资定为八个级别，但不同的工种由于劳动复杂程度不同，最高等级线也不同。例如，车工、钳工等技术工种，最高等级可以到八级，而搬运工和其他普通工种，最高等级只能到三、四级。八级工资制强调工资差距对调动劳动积极性的鼓励作用。等级越高，级差就越大，每升一级增加的工资额就越多。

这样，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在工资收入上就有比较大的差距，它明显地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八级工资制在我国从 1950 年开始在东北地区实行。1952 年后逐步推广到全国。二十儿年来，对于这样一种工资制度作过一些调整和限制，但至今仍在一部分工人中沿用。

除了工资以外，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为了表扬那些表现较好的并有一定成绩的职工，也采取发给一定数额奖金的形式。这种形式，更没有跳出“做事是为了拿钱”这个资产阶级的框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不少工厂企业，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

热衷于搞奖金制度。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20实践证明，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去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而热衷于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搞物质刺激，在奖金上打主意，把奖金作为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诱饵，那就必然会腐蚀人们的思想，造成工人内部的不团结，使企业走偏方向，滑向修正主义邪路。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列宁曾经主张在一定时间内实行奖金制度（或实物奖励制度）。他在 1919 年《俄共（布）党纲草案》中说“在一定的时间内仍要给专家们较高的报酬，使他们工作得比以前不是坏些而是好些，为了同一目的，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21这里，列宁讲的是在资产阶级专家中实行奖金制度。关于在工人中实行奖励制度，列宁在 1920 年《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说：“除了我们坚决执行生产宣传以外，还要采取另一种影响方式，即实物奖励”，“要奖励那些经历了难以估量的苦难之后在劳动战线上仍然表现了英勇精神的人”22。但是，列宁在 1921 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中明确地指出：“关于以部分工厂产品奖励工人的法令，就是对这种生根于过去而同缺乏信心和悲观失望的心理联系着的情绪所做的让步。在一个不怎么大的限度以内，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怎样来理解当时所作的这种让步的必要性呢？列宁说：“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让步的必要性，只能从经济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观点来看，而不能从任何别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的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利益，就是恢复大工业和大工业的巩固的经济基础，有了这些，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才能不顾一切政治的和战争的困难，彻底实行专政。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让步呢？为什么超出应有的限度来了解这种让步是极端危险的呢？这是因为，只是由于粮食和燃料方面的暂时的条件和困难，我们才不得不这样做。”23这就清楚地说明，列宁在当时之所以主张实行奖励制度，是有其具体的历史原因的。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白匪叛乱的威胁之中，国内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大幅度减产，农业敷收，粮食、燃料极端缺乏，饥荒和流行病到处蔓延。工厂工人成份由于大批优秀工人上前线而有了很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面，为了提高工业和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增强国防力量，以保卫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作为一种暂时的让步，列宁才提出在一定限度内实行奖励制度。但是列宁强调指出：“起决定作用的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坚定性”，因为这“不但是历史的因素，而且是决定一切、战胜一切的因素。”24由此可见，现代修正主义者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片面地抓住列宁关于实行奖励制度的说法，作为他们实行奖金挂帅的根据，是完全错误的，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一贯教导的。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妄图把奖金作为腐蚀工人群众，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手段。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分配形式

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一样，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集体所有制在消费品分配方面还具有不同的特点。

在集体所有制的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中，基本生产资料和产品归各个集体所有，它们的全部收入，除向国家纳税以外，其余部分由各个集体自行分配。社员的劳动报酬水平，取决于他们所在集体的生产水平和纯收入水平，这同国营企业由国家统一规定工资标准的情况，是显然不同的。

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各个生产队，由于生产、纯收入水平不同，所以劳动报酬水平也就各不相同。从我国当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广大社员觉悟水平出发，必然要承认公社和公社之间、大队和大队之间、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在劳动报酬水平上的差别。

就一个生产队来说，一年的全部收入，在扣除国家税收、扣除适当的公积金和用于社会保险以及集体福利事业的公益金以后，其余部分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员中进行分配。

当前，我国农村人民公社个人消费品的分配，除了一部分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因收入比较稳定而采取工资形式外，都是采取劳动工分的形式，通过评工记分的方法来实现的。

评工记分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首先按照每个社员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态度的情况划分等级，按级定出每个劳动日的工分，通称“底分”。社员出勤以后，根据“底分”，并参照社员劳动的具体情况，评定工分。目前我国大多数生产队都采取这种方法。另一种是每天只记社员的出勤时间，每隔一个季度、半年或一年进行一次评工；评的时候，先按确定工分的各个等级各树立一个标兵，然后由各人对照标兵，自报自己属于哪一级，最后由大家讨论确定。这种方法是大寨大队创造的，它体现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定限制，有利于培养社员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目前我国已有许多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这种方法。此外，在某些生产队里，对于某些农活，也有采取按劳动定额记分的。按劳动定额记分就是对各种农活制定出劳动定额，然后根据各种农活的技术要求、劳动强度、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和季节差别，确定定额的工分标准。社员完成劳动定额的数量和质量后，经验收合格，就可以按照定额的工分标准，计算出应得的劳动工分。实践证明，这种按劳动定额记分的方法同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的计件工资制一样，资产阶级法权更为严重，它较易扩大社员收入上的差别，不利于社员之间的团结。

工分是衡量社员在生产队里劳动消耗的尺度，同时又是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尺度。一个社员从生产队里分得收入的多少，除了决定于所做工分的多少以外，还取决于每个工分的金额（工分值）。每个工分的金额，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根据这个生产队全年收益的多少确定的。年终工分值确定以后，社员就按照工分的多少参加生产队的以货币形式和实物形式相结合的个人消费品分配。

社员的评工记分，要以大寨大队为榜样，既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洽挂帅，不断提高社员为革命种田的觉悟，反对“工分挂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又要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按照社员的劳动情况，承认适当的差别。

“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25。男女同工同酬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于实现男女经济平等，调动广大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巩固、发展集体经济，都很重要。那种不加分析地“男的一工得十分，女的不得过八分”的做法，是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这是轻视妇女的封建思想在分配上的反映。

第三节 必须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

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以及在选择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劳动报酬方法的时候，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

什么是共产主义劳动？列宁说：“共产主义劳动，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为社会进行的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履行一定的义务、不是为了享有取得某种产品的权利、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法定定额进行的劳动，而是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劳动，是不指望报酬、没有报酬条件的劳动”26。这种共产主义劳动，在无产阶级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不再为剥削阶级做苦工，而开始为本阶级工作的时候，便出现了萌芽。

共产主义劳动萌芽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是彻底摧毁旧世界、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一个极重要的条件。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工人阶级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响应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出的“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号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列宁对这场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满腔热情地推进这个运动。列宁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他指出：“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27列宁还大力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个事物并实际地加以运用。”28毛主席历来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一再号召我们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学习张思德同志那种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求我们“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29。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革命先辈，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无工资，二无福利，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油、盐、柴菜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工作很努力，打仗很勇敢。革命先辈就是靠这种共产主义精神，打败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我国涌现了千千万万忠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无产阶级战士。张思德、雷锋、焦裕禄、杨水才、王进喜等同志，就是无产阶级战士的优秀代表。他们那种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对革命无限忠诚，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放射着共产主义的光芒，永远鼓舞着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就要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30，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资产阶级法权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受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的人，或是把在党和人民培养下掌握的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作为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争名争利的“资本”；或是在工作中采取“按酬付劳”、“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佣劳动态度。这种态度正是列宁所严厉批评过的那种“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31。如果不同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深刻批判做事为了拿钱的资本主义道德，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就不能树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到阻碍，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使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多做工作，不计报酬的模范。

培养和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过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和两种思想的斗争过程。修正主义者总是用物质刺激来磨灭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勃列日涅夫之流竭力鼓吹“物质刺激”，宣扬“更大的劳动数量，更好的劳动质量，即更熟练、更紧张、更重要或更负责的工作，要用更高的报酬来刺激”。他们叫嚷什么物质刺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杠杆”，什么“物质刺激的支出可以得到百倍的回收”，等等。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骗子，唱的是同样调子。林彪在黑笔记中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 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黑话。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伙同刘少奇积极地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胡说“我们革命都靠物质刺激”，“社会主义建成后，就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邓小平的这些谬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但是，当他重新工作后不久，就搞翻案，叫嚷“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并且在他授意炮制的所谓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中，又把物质刺激这套货色重新抛了出来。其实，勃列日涅夫也好，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也好，他们这样狂热地鼓吹物质刺激，是妄图把工资、奖金、待遇作为引诱人们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的钓饵，把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为腐蚀劳动人民，扩大和强化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培养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反动思想武器。因此，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深入批判物质刺激，充分认识在分配问题上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这种物质刺激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英国反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就直言不讳地说：“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所唯一考虑的是个人报酬，没有一个人，不管是企业家或公务人员，会为任何其他理由而做任何事情。”（《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另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特尔也说：“不管理想家如何想法，个人所得确是对于自由经济唯一可能有效的动力。”（《福利经济学评论》）请看，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物质刺激理论同资产阶级这套铜臭熏天的利己主义理论有什么两样呢？

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32。回过头去同那套“钱能通神”的谬论对照一下，不是可以清晰地看出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复辟资本主义的丑恶嘴脸了吗？

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多数劳动人民是努力工作的，忠实地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但是，也必然有一些人，工作不很努力，为社会劳动的积极性不够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使广大劳动人民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劳动，调动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靠什么？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教育，还是靠金钱刺激，实行钞票挂帅？这是关系到把劳动人民往哪一个方向引的大问题，是走哪一条道路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作好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向广大群众灌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帮助广大群众牢牢树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才能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不断地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列宁说得好：“要取得胜利，还必须依靠最主要的力量源泉。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就是工农群众，就是他们的自觉性和组织性。”33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劳动群众，是一项十分细致的工作，是要长期坚持做下去的工作，是要花费气力的。这样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才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才是牢固的，持久的当然，物质刺激有时也可以刺激出一些人的积极性。但是，用物质刺激刺出来的，决不会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只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积极性，是争名夺利的积极性，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如果按照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所鼓吹的那一套办理，资产阶级思想势必泛滥，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势必大量地产生出来。这就不但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

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是按劳分配吗？为什么又要提倡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呢？持有这种疑问的人，显然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政策原则，同党的共产主义教育对立起来了。毛主席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就教导我们：“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34。“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35把毛主席的这些教导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既要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又要把这种宣传同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政策区别开来。简要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表现在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既要实行“按劳分配”，又要对按劳分配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则不能局限于社会主义政策的教育，还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大力提倡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否则，不仅不能为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创造条件，而且也不能做好当前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作。

巴黎公社对工资制度主要作了以下改革：

一、取消旧国家官员的高额薪金和一切经济特权，规定各市政机关职员的最高薪金每年为六千法郎，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并规定兼职不兼薪。

二、提高低级职员和工人的工资，大大缩小工资额的两极差距。如邮政局，原来最低工资（递送员）和最高工资（局长）之间差距为十几倍，经改革后，缩小到三至四倍。

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作完整的理解，不能把“各尽所能”同“按劳分配”割裂开来。这个原则首先要求各尽所能，即要求每个劳动者尽自已的能力来为社会工作。这就需要在劳动群众中进行长期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劳动者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雇佣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断提高为革命而劳动的觉悟，自觉地、持久地尽自己的能力来为社会工作。因此，把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同实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对立起来，是不对的。那种不讲各尽所能，只是片面强调按劳分配，是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一种歪曲。

承认差别，反对高低悬殊

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劳动报酬上保存一定的差别是必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差别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一定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决不能无限扩大，造成人们收入上的高低悬殊。

马克思在总结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经验时，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公社英雄们所采取的“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36的原则，把它当作公社的一项伟大创举。恩格斯、列宁都非常重视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再三强调这条经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曾采取了一系列对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限制的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有：

一、降低高薪，规定党员不得领取高薪和享有特权。

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宣布实行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1917 年 11 月规定，人民委员每月最高工资不得超过五百卢布。这同当时熟练工人平均月工资四百至五百卢布大体相当。1919 年初规定，人民委员最高月工资二千卢布，当时工人最高工资为一千一百六十卢布，相差不到一倍。

1920 年 9 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规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工资、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

对于资产阶级专家，列宁根据当时条件，曾经主张暂时付给他们高薪。但是列宁指出：“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37。列宁在采取这项措施时，还一再提醒人们注意这种高工资的腐蚀作用。

二、缩小劳动人民内部的工资等级差距。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多次强调，要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薪金和工资的数额趋于拉平。1919 年 1 月，工人工资等级表中最低和最高工资之比为 1：1.75，1920 年 4 月为 1：2，个别部门为 1：2.8。

毛主席一贯提倡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反对对少数人实行高薪制度。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指出：“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38。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直到全国解放初期，我们党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军队内部一直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毛主席一贯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国曾几次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多次提高低级别工人的工资，密切了党群关系，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在分配上不是限制而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如果对少数人实行高薪制度，那末，就会使这些少数人处于既得利益的特权地位，他们就容易脱离群众，脱离革命，甚至反对继续革命。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衣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39这些大官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在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在分配上不是限制而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还必然会反过来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从分配方面扩大差别，在一定条件下瓦解公有制经济的现象，在历史上是曾经发生过的。原始公社的解体，就是如此。恩格斯指出：原始公社“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末，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40苏联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也是同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以勃列日涅夫为总代表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拿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五花八门的个人津贴，他们吸工人、农民的血，收入要高于一般工人、农民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原来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资本，而按劳分配则已成为他们按资本和权力进行分配的一个外壳。

据报道，在苏联国营企业中，工人每月工资目前一般在一百卢布左右，那些被认为没有技术的勤杂工仅有六十卢布。而经理、厂长、总工程师等人的基本工资为三百至五百卢布，加上兼职工资、附加工资和奖金，甚至可达一千卢布以上。在“集体农庄”中也是如此，大田作业的庄员每月收入仅为四十卢布左右，而一般农庄主席每月报酬是二百五十至三百卢布，有的达到五百八十卢布，加上奖金和外快，甚至高达一千多卢布。

至于全国最大的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和精神贵族的工资就更高了。在党政机关，部长级工资从七、八百卢布到二千卢布。在军队系统，军长工资一千卢布，集团军司令一千四百卢布，方面军司令一千八百卢布。除工资外，还领取额外薪金和补贴，享有各种特权。在文教科技界，研究所所长的工资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卢布以上，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报酬，如挂名差事的津贴、稿费以及其他合法、非法收入。

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和普通劳动者之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决不是什么“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类的诡辩掩饰得了的，而是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的表现。列宁指出：“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说，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41在今天的苏联，分配制度的实质就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占有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谁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支配的资本越多，谁占有别人的劳动也就越多。

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地贯彻个人消费品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地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保证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在这方面，要承认个人消费品分配方面的一定差别，但更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限制收入差别的扩大，防止借按劳分配之名，行资本主义剥削之实。

限制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防止收入差别的扩大，具体说来，应正确处理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干部和群众的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劳动群众掌握了生产资料，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而“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42，干部应该密切地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显然，干部和群众在分配上高低悬殊，同这种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是不相容的，它必然会引起千群关系的对立。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干部的工资问题时，应遵照革命导师的历来教导，注意贯彻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逐步缩小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个人收入的差距，并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这对于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43，防止占有他人劳动的特权阶层的产生，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知识分子和工农之间的分配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时期，无产阶级为了团结、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他们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允许保持他们在历史上形成的较高工资，但这是一种赎买，是一种临时性政策措施，不应成为分配上的一项原则。恩格斯说：“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训练有学识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有学识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 44目前在我国，培养知识分子的费用的一部分已经由社会来负担了，并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这部分由社会负担的费用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工农的收入水平，虽然还难以完全避免，但是，如果有人想借此领取过高的工资，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第三，工农之间的分配关系。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在我国，农民又占全部人口的多数，因此正确地处理好工农之间的分配关系，十分重要。在确定工人工资的标准和工资提高的幅度时，要同时考虑到职工的工资收入同农民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农民在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劳动，在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这种客观存在的差别必然会给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带来一定的差距。但是，这种差距要逐步缩小，否则就会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影响到“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的贯彻执行。

第四，工人内部的分配关系。工人的劳动，在技术水平、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等方面是不同的，因而在确定工人的工资标准时，要体现合理的差别，但要反对差别过大，以利于工人内部的团结。要逐步改革那种门类多、级差大的工资制度。

第五，农民内部的分配关系。在处理农民内部的分配关系时，也要根据农村分配制度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评工记分方法，并采取一些适当措施，防止在分配中扩大收入上的差距。一些人民公社的经验表明，要支援穷队搞好革命，提高生产，并对那些劳力少的社员家庭，在派工中给予适当的照顾，以利于缩小分配上的差别。

在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社、队办的工业中，如何处理好社队企业人员的分配，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造成人民公社内部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在个人收入上的过大差距，那就会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之外，又在农民内部造成个新的“工农”差别，从而影响务农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在确定社、队工业中务工社员的收入水平时，应该使它大体上同各该公社或大队的务农社员的收入水平接近。

上海市上海县社、队工业的劳动报酬形式有三种：（1）工资制。 1970 年以前进社办工厂务工的社员一般都实行固定工资制；1974 年这部分务工社员平均收入（包括伙食补贴）比务农社员收入高 53%。（2）评工记分制。为了缩小务工社员和务农社员收入上的差距，1970 年和这一年以后进社办工厂的社员，大多实行评工记分制，即按全公社的平均工分值在社办企业里领取报酬。1974 年这部分务工社员全年每人平均收入（包括伙食补贴），比全县务农社员平均收入高 39%，这样，收入上的差距比以前缩小了。队办工厂也大都实行这种分配办法。（3）回队分配制。实行这种分配办法的社、队工业，将务工社员的劳动报酬拨交所属生产队作为集体副业收入，务工的社员除了可以得到一定补贴以外，同务农社员一样参加所在生产队的分配。

在处理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的各种关系时，应反对高低悬殊，差别过大，但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明确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45绝对平均地分配个人消费品，既不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也不是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创造条件，逐步扩大按需分配因素

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这绝不是说，可以把体现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按劳分配原则加以绝对化、凝固化。恩格斯在一八九〇年评论当时德国党内关于分配方式问题的辩论时说过：“在所有参加辨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46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消费品分配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因此，我们在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限制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同时，要为逐步扩大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和最终消灭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而努力。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原则取消了以劳动作为分配消费品的尺度，完全否定了凭借个人体力和智力的优越条件获得较多消费品的天然特权，消除了人们在生活富裕程度上的差别，“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47。一句话，就是完全取消了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共产主义社会在消费品分配中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原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读书、不看报、不懂马列，居然也妄谈起共产主义的分配来了。他说什么：“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这岂不是说到了共产主义，在分配方面还存在着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吗！这同杜林在他的“经济公社”中还保留着“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之类的旧的分工，真是如出一辙。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原则，但是按需分配的萌芽已经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了。在今天，社会主义国家举办的公共福利事业，如对职工实行劳动保护、公费医疗制度，对于老年职工实行退休制度，对于丧失劳动力和因家庭负担过重而生活特别困难的人，由国家或集体给予补助和照顾，等等，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因素。一九七三年，我国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保健福利开支，已占全国工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八。虽然目前这部分所占比例还不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框框，体现了社会主义消费品分配方式发展的总方向。马克思说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48。

为着发展集体福利事业，扩大按需分配因素，国家或集体在增加个人收入时，要考虑到集体福利基金的增加，把两者结合起来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逐步提高集体福利基金的比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极其深刻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波澜壮阔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农兵理论队伍成长壮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和教育革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茁壮成长等等，这些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从各个方面冲击着旧的社会分工，不断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样也为分配领域的变革创造着有利条件。在教育革命中，辽宁朝阳农学院和由上海机床厂首创的七·二一工人大学中的工农兵学员，都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毕业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同工人、贫下中农划等号，保持同工人、贫下中农差不多的生活水平。这一教育领域的革命，不仅大大有利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而且还为缩小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上的差距和扩大按需分配的因素创造了条件。合作医疗的出现既有利于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也在一个集体的范围内增加了某些按需分配的因素，从一个方面缩小了工农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林彪、邓小平等党内资产阶级恶毒诬蔑和攻击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这是他们力图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反动面目的大暴露。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让更多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破土而出，并热情支持它们茁壮成长，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努力创造条件在消费品分配方面逐步增加按需分配因素，以便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实现出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的过渡。

“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49这就是说，分配方式直接决定于生产方式的性质，但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根本上否定了剥削关系，从而大大缩小了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很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因而还不能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不平等。为着彻底消灭几千年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必须消灭阶级，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并且在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下，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为逐步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为提供越来越丰富的产品，逐步扩大按需分配范围创造必要的条件。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也要经过一个逐步增加按需分配因素和逐渐减少按劳分配因素，最后完全以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的发展过程。完成这个过程，需要经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明，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到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一定要实现！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一节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

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停止消费，从而也就不能停止生产。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当作一个连续的、不断更新着的过程来观察，它就是一个再生产过程。

社会再生产既是产品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不仅会再生产出共产主义因素，而且会再生产出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过程是一个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运动过程。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受哪些客观规律的支配？共产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法权怎样被再生产出来，它们之间怎样展开矛盾和斗争？怎样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经常环绕着再生产问题展开；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也只能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因此，对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是在实践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实行商品制度的条件下，再生产中十分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过程中已经消耗掉的东西，需要从价值上和从实物上得到相应的补偿。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要卖得出，买得进；否则，就不可能继续进行再生产。例如，织布过程中要消耗棉纱、磨损织布机（即要消耗物化劳动），此外，还要消耗工人的活劳动，这些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为了使织布过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需要把布匹按它的价值销售出去，这是从价值补偿方面说的。同时，为了使织布过程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还需要买进已经消耗掉的棉纱和织布机，买进为了维持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消费资料，这是从实物补偿方面说的。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时候，为了说明一年内已经消费掉的东西怎样从实物上得到补偿，首先按照实物最终用途的不同，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Ⅰ）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Ⅱ）这样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的产品是用于生产消费的，第二部类的产品是用于生活消费的。然后为了说明已经消耗掉的东西怎样从价值上得到补偿，又把社会产品按价值形式区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组成部分；体现不变资本（c）的那部分价值应该用来补偿生产资料的耗费，体现可变资本（v）的那一部分价值应该用来补偿工资的支出，体现剩余价值（m）的那一部分价值被资本家占有，其中一部分用作资本家个人消费，另一部分用于资本主义积累，扩大再生产，扩大对工人的剥削。依据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产品按实物形式和按价值形式这样两种不同的划分，可表示如下：

第一部一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

Ⅰ(c+v+m)50；

第二部一年内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

Ⅱ(c+v+m)。

社会再生产要能够继续进行，既然必须使生产中消耗掉的东西从实物和价值两种形式上得到补偿，那就要求在生产之后必须进行交换。社会产品的交换是按照以下三条途径进行的：

首先，第一部类产品在第一部类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交换。例如，燃料工业部门把煤炭和石油供给机器制造部门，后者则把机器设备供给燃料工业部门，等等。

其次，第二部类产品在第二部类内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交换。例如，农民种的粮食供给织布厂工人，而织布厂工人织的布供给农民，等等。

最后，第一、第二两部类的产品在两大部类之间进行交换。例如，机器制造部门生产的各种农业机器，供给农业部门用来补偿损耗或用来扩大再生产；而农业部门生产的粮食、生猪、蔬菜等产品，供给机器制造部门职工消费，等等。

通过以上三种交换，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可能出现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生产资料的生产不多不少，刚好用来补偿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例如：

Ⅰ ( 4000c + 1000v + 1000m ) = 6000

Ⅱ ( 2000c + 500v + 500m ) = 3000

这里，两大部类的关系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Ⅰ(c+v+m)=Ⅰc+Ⅱc

这个公式表明，等式左端代表第一部类能够提供多少生产资料，等式右端代表两大部类一共消耗了多少生产资料。这两个数字相等，就表明生产过程可以在原来的规模上繼銕进行下去，或者说，我们就有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如果我们再从上面等式的两端各去掉一个 I，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更加筒单的公式：

Ⅰ(v + m) = Ⅱc

这里，等式左端表示第一部类除了满足本身需要以外， 还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可卖给第二部类使用；等式右端表示第二 部类除了满足本身需要以外，还有多余的消费品可卖给第一部 类使用。这个等式Ⅰ(v + m) = Ⅱc，反映了在简单再生产条件 下第一和第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关系，是简单再生产条件的 另一种表达方法。

第二种情况，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总产值，除了供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需要以外，还有剩余。

例如：

Ⅰ ( 4000c + 1000v + 1000m ) = 6000

Ⅱ ( 1500c + 750v + 750m ) = 3000

这里，两大部类的关系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Ⅰ ( c + v + m ) > Ⅰ c + Ⅱ c ，或

Ⅰ(v + m) > Ⅱc

这个公式表明，已经有了多余的生产资料，可以把它们使用到追加的生产消费上去。这样，就具备了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关于把社会产品按实物形式和按价值形式所作的两重划分，以及有关再生产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分析，同样是有效的。布哈林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提出一种谬论，认为：随着商品的消灭，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告终了。列宁驳斥说：“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 (v+m) 和Ⅱ c的关系吗？”51列宁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那时没有商品生产，但是，仍须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并把耗费在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虽然那时不再表现为价值）划分为c、v 和 m 三个部分，以便正确计划和安排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即使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仍然是适用的。社会主义社会既然仍然实行着商品制度，那末，这个公式的仍然有效，就更不用说了。

但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关于再生产公式中的 c 原来代表不变资本，现在用来代表生产资料补偿基金，ⅴ原来代表可变资本，现在用来代表新创造的价值中归工人和农民支配的个人消费基金；m 原来代表归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现在用来代表新创造的价值中归社会和集体支配的那部分社会纯收入。

社会主义再生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遵循不同的规律发展。

资本主义再生产要遇到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同生产社会性的 对抗性矛盾，扩大再生产要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打断。当危 机爆发时，尽管生产资料堆积如山， 完全具备有Ⅰ ( v + m ) > Ⅱ c 的条件，但是，资本家却因无利可图，不肯把它用来扩大再 生产,连简单再生产也不能维持，表现为生产下降。社会主义再 生产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再生产的 特点，是不间断的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

社会主义再生产，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支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开始有 可能自觉运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作有计划的安排。

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原理，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起 点和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在优先满足简单再生产需要的 基础上，去安排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工作部门先 要根据简单再生产公式Ⅰ ( c + v + m ) > Ⅰ c + Ⅱ c 的要求，进 行调查统计，计算出第一部类能生产多少生产资料，两大部类 维持简单再生产一共要消耗掉多少生产资料，进行比较分析， 使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能够大致趋于平衡；经过这样平衡以 后，有多余的生产资料，表明已具备Ⅰ ( c + v + m ) > Ⅰ c + Ⅱ c 这一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才能用来安排扩大再生产。有多少多 余的生产资料，就为安排多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规定了一个相 对的界限。如果在这个界限内，不去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物资和潜力去计划和安排扩大再生产，那末，本来可以实现的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得不到实现。反之，如果越过这个界限，不顾首先满足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而去搞扩大再生产，那末，就会侵占本来要用于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资料，从而有損于简单再生产的进行。例如，配件一般是用于简单再生产的。一部机器的某个配件损耗了，需要新的配件补偿，才能把简单再生产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搞产值挂帅、利润挂帅，认为生产配件的产值低耗工大，不去生产那些用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配件，那末，配件在损坏以后得不到朴充，主机就无法开动，只好放在那里睡觉，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又如，如果越出前面提出的那个界限，去安排扩大再生产，拉长基本建设战线，那末，就会造成生产资料供不应求的现象，使本来可以在短期内建成投产的项目，因缺少生产资料而不能及时建成投产。这对于在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扩大再生产，是不利的。

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学说，是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对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组织扩大再生产，单有货币资金是不够的，还要有相应的物资保证。扩大再生产需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从何处取得？扩大再生产的某些情况下要适当增加一些工人，由此引起的要增加的消费资料又从哪里来？所有这些，都是在制订和执行计划时必须要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

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第一部类的增长通常要比第二部类的增长快，存在着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或叫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客观规律。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发生作用的。

在 1868 年到 1900 年的三十二年中，美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二点四倍，而消费资料的生产只增加了一点九倍。在 1900 年到 1929 年的二十九年中，美国生产资料增长了一点三倍，而消费资料生产只增加了60%。在 1781 年到 1913 年的一百三十二年中，英国生产资料工业的生产每年平均增长 3.4%，而消费资料工业每年平均只增长 2.4%。

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同样呈现出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趋势：1929 年到 1932 年期间工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28.6%和 11.7%；1933 年到 1937 年期间，各为 19%和 14.8%；1938 年到 1940 年期间，各为 15.3%和 10%；1941 年到 1950 年期间，各为 7.4%和 2.1%。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更为显著。从 1949 年到 1959 年的十年期间，我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点八倍，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则增长了二十六点一倍。

为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要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呢？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同等数量的活劳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52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已经说明了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必然性，因为随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每一单位产品要消耗的活劳动和劳动总量虽然都在减少，但它消耗的“过去劳动”即生产资料反而在不断增大。这样，生产资料的生产必然要比利用这种生产资料来生产的那些产品增长得快些 53。如果要生产的产品是消费品，那就是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快于消费品生产的增长。如果所要生产的产品是生产资料，那末，用来制造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又必然要比那些用来制造消费品的生产资料增长得更快些有一种看法，以为Ⅰ(v + m) > Ⅱc 这个公式，就已表明要求生产资料生产的較快增长。这是一种误解：第一，把两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了。Ⅰ(v + m) > Ⅱc 和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虽然都涉及两大部类的关系，但说的却不是一件事。前者说明要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补偿简单再生产所消耗的生产资料 以后，还要有多余的生产资料；后者说明的，则是生产资料生 产的增长速度，应快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第二，这两 件不同的事情，也没有必然联系。要使Ⅰ ( v + m ) 由等于Ⅱ c ， 转变为大于Ⅱ c ，就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这 是极其明显的，但是，Ⅰ ( v + m ) > Ⅱ c 的关系一经建立起来以 后，要继续满足这样一个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就不再要求生产 资料一定要比消费资料增长快了，它们按同样速度发展也是可 以的，好比一个人已跑在另一个人的前头，要继续维持这个前 后差距，并不要求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一样。列宁在谈到Ⅰ ( v + m ) > Ⅱ c 时，明确指出：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 二十一章中所提出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和所举例证来看，“根本 不能得出第一部类比第二部类占优势的结论，因为这两个部类 在这里是平行发展的”54 。第三，这两件事情的依据也是不同 的。Ⅰ ( v + m ) > Ⅱ c 是任何类型的扩大再生产 55 的要求；而生 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则只是由技术进步这一条件所决定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中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撇开了技术进步这一条件；所以， 在那里尽管也必须具有Ⅰ ( v + m ) > Ⅱ c 这一条件，但却没有提出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 料生产增长较快这样的问题。把Ⅰ ( v + m ) > Ⅱ c 同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混为一谈，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则是有 害的。因为，如果认为，Ⅰ ( v + m ) > Ⅱ c 就算是满足了生产资 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要求，以此作为根据去制订计划和安排生产， 其结果虽然也能实现扩大再生产，但却不能满足由于技术进步 所引起的对生产资料的追加需要，那就会阻碍技术进步和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也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应有的高速度。

列宁对生产资料生产增长较快这一规律的意义，作过极其深刻的阐述：“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愈发展，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大。”56这就是说，要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特别是要加紧发展象煤、铁这类用来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因此，大打矿山之仗，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有大打矿山之仗，才能使炉子吃饱，炼出更多的铁和钢；使轧钢设备得到充分利用，轧制出各种钢村。然后各类机床才有加工的对象，才能制造出更多更好的机器设备，用以代替手工劳动和更新陈旧的机器设备，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这一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作用，有它自己的特点。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只是为了剥削工人，为了在激烈竞争中战胜对手，追求最大利润，才不得不采用新技术。在那里，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是作为一种异已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经济危机一来，工厂倒闭，或被迫减产，生产资料的生产又往往“优先”减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的规律发生作用，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为广阔的场所。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是社会和企业的主人，为了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十分重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存在阻碍技术进步的资产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等社会力量，但是，通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它们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自觉地认识和运用生产资料较快增长的规律，有计划地安排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以保证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

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离不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

社会主义国家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必须考虑到生产资料生产较快增长这一规律的客观要求，但是，这并不是说，制造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可以不受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制可以脱离第二部类孤立地发展。

先从生产资料的去路来看，第一部类的较快增长，不能脱离第二部类的相应发展。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虽然有相当大部分生产资料并不直接用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在第一部类内部，例如：煤炭企业把煤炭供应给钢铁企业，后者把钢铁供应给机械制造业，而机械制造业又把机器供应给煤炭企业和钢铁企业，如此等等。在第一部类内部相互交换产品这个限度内，第一部类的发展的确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个人消费的增长，没有生产消费资料的第二部类的相应发展第一部类也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实现扩大再生产。但是，生产资料终究不是为它自身而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归根到底，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如果没有第二部类的相应发展，第部类的产品到头来就将没有销路，也就不可能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再从对消费资料的需要方面看，同样可以看出第一部类的较快增长，不能脱离第二部类的相应发展。因为，第一部类的发展，不仅需要增加生产资料，而且也需要增加工人，增加消费资料。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即使第一部类不增加工人，也需要追加消费资料。在第二部类从事生产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同样也要对消费资料提出新的要求。所有这些，都要依靠第二部类的发展来解决。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着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社会生产高速度地、健康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具有这样一种现实可能性：把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和消费资料生产的相应发展这两个方面正确地结合起来，促使扩大再生产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垄断资产阶级攫取高额利润和追求世界霸权，军火工业恶性膨胀，第一部类所提供的大量生产资料，不是用来生产生活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军火。军火生产本身，如大炮坦克等的生产，不提供生产资料，不属于第一部类；同时，也不提供生活消费品，但提供军用物资，用于战争消费，因而它构成为第二部类的一个特种部门。军火工业恶性膨胀的结果，使两大部类关系复杂化，社会生产畸形发展，生产发展速度必然下降。倒如，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 1956～1975年间，大肆扩军备哉，军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60 年为 13%，1970 年为 17%，1975 年上升为 20%，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法西斯德国和日本，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侵越战争时期的美国（他们那时的军费开支也未超过国民收入的 12%）。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肆扩军备战的结果，挤掉了农业投资；而工业投资的主要部分则用于同军火生产有关的部门，在工业投资中用于生活消费品生产方面的还不到 15%结果给扩大再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工农业产值的增长率越来越低。苏修第九个五年（1971～1975 年）计划所规定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的增长率，比第六个五年（1956～1960 年）计划分别下降了 36%、28%和 69%。在 1965～1975 年的十一年中，有七年农业是减产的。苏修工农业生产一团糟，主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而军火工业的恶性膨胀则加速了这一恶化过程。

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这是理论上的概括，而现实的生产则是按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来划分和组织的。农、轻、重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是什么关系呢？农、轻、重是根据各物质生产部门在劳动对象和生产方法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划分的，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则是按照产品最终用途的不同划分的，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农业和轻工业虽然也提供部分生产资料，如经济作物、工业用纸和工业用布等，但它们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重工业也提供一部分消费资料，如民用煤、民用电等，但它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因此，安排好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既能照顾到极为复杂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又能基本上反映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要求。

依据生产资料生产增长较快的规律的要求，就要安排较多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在重工业的发展上，这同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是不矛盾的。因为后者说的不是资金和物资的分配要使农业和轻工业占最大的比重，而只是说资金和物资的安排，要先保证农业和轻工业的需要，然后根据农业和轻工业可能发展的状况，安排重工业。但由于重工业主要是制造生产资料的部门，必然要有较快的发展，所以，这样安排的结果，重工业在资金和物资的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仍将超过农业和轻工业依据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离不开消费资料生产的增长的原理，就要求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搞农、轻、重，还是搞重、轻、农，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处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关系的重大原则问题。搞重、轻、农，重工业的计划安排就将失去依据，社会生产第一部类的发展就容易脱离第二部类，因而必然要受到阻碍甚至破坏。搞农、轻重就不同了，先安排农业和轻工业，再安排重工业，社会生产第一部类的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整个社会生产就有了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57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正确地反映了生产资料生产的较快增长，同消费资料生产的相应发展这两个方面必须相互结合的客观要求，为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规定了最基本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一般理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指导方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具体运用和重大发展。

第二节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对立统一关系

前一章已经研究了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将归结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种不同的用途。国民收入的这种分配关系，直接涉及到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扩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我们这里要着重加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前者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后者主要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这两者都是必需的，不可少的。但是在一个时期内，国民收入是一个已经确定的量，如果用于积累的多一些，用于消费的就只能少一些。反之也是一样。它们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但从长远观点看问题，情况又有不同，因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积累多一些，即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多一些，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可以快一些，这就为将来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消费水平，创造了物质条件。所以积累和消费之间又有统一的一面。

在资本主义社会，积累是资本的积累，是资本家用来进一步剥削无产阶级的手段。资本主义积累和广大劳动人民消费之间的矛盾，具有对抗性。在社会主义社会，积累是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用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属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

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的矛盾，虽然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不能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这一比例关系处理得当，有利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和稳步地向前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利后果。

积累基金的确定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

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积累基金的确定是否有一个最低、最高界限？它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是怎样的？其中有什么规律性？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中，积累的增加要同人民生活的适当改善结合起来；而人民生活的改善又只能建立在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这就是说，既要考虑到需要，又要照顾到可能；既要考虑人民生活改善，又要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而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则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条件。

为了进一步探讨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规律性，先来具体分析一下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最低、最高界限是什么。在正常情况下，国民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必须保证在计划时期内，在考虑到人口增长的条件下，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消费水平不低于前一个时期。这是消费基金的最低界限。从国民收入中扣除这个最低界限的消费基金以后，剩下的就是可以用于积累的部分，这样也就为积累基金规定了一个最高界限。另外，积累基金也有它自己的最低界限。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最低界限就是维持前一时期已经达到的积累量。少于这个积累量，不仅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速度将会降低，而且前一时期已经动工的基本建设工程，将有一部分不能继续施工和投产；并且会对作为后备的物资储备带来一定影响，不利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方针的落实。除了特殊情况如进行反侵略战争或遭遇到特大自然灾害或受到错误路线严重干扰等以外，一般不会出现少于前一时期已经达到的积累量的情况 58。积累基金这个最低界限一经确定，消费基金确定了最高界限。

上述最低、最高界限，为积累基金的确定，提供了一个选择范围。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越出这个范围行事。生产发展速度越快，国民收入增长幅度越大，这个最高、最低界隈所规定的范围越大，那末，我们选择积累基金多少，从而消费基金多少的回旋余地也就越大积累基金多少，消费基金多少，在上述范围内，是否可以任凭我们主观来决定呢？也不可以。分配要由生产来决定；国民收入怎样分配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部分，归根到底，要受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制约。这是因为，积累基金的主要部分是用来搞基本建设，扩大社会再生产的，除了需要追加部分消费资料以外，主要是需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作保证。没有相应物资保证的积累基金是空的，是不能兑现的。同样，消费基金是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它必须有相应的消费资料供应来作保证。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形成时，曾经指出过：“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他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59马克思的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毛主席教导说：“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60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平衡，就是指积累和消费的安排，要有相应的物资保证，就是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要同需要维持平衡。可见，从价值上规定积累基金多少和消费基金多少，似乎比较容易，但这种规定要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有效规定，还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资作保证，要受现有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构成比例的制约。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现成的筒单数学公式，来机械地给积累和消费规定一个百分比。因为就物质条件所提供的客观可能性来说，是有伸缩余地的，有一部分产品，可用作消费资料，也可用作生产资料。同时，由于时期不同，要完成的政治经济任务不同，需要积累多少、消费多少，也是可变的。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是：把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以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尽可能完善地结合起来，在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使积累和消费统筹兼顾，都能有所增长。一方面，必须把积累的增长放在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可靠基础上；另一方面，人民生活的改善，又绝不应妨碍积累的应有的增长，重点应放在人民的长远利益上。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应该强调：艰苦奋斗，增产节约，勤俭建国，勤俭持家，适当多积累一些。

积累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叫做积累率。社会主义积累率不仅应该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积累率保持较高的水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了经济危机，劳动生产率能够得到不断的增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以合理利用，并且否定了寄生性消费，等等，因而在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条件下，能够经常保持较高的积累率。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在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分配问题上，历来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百多年来，暗藏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之流，主张在未来的新社会中，分光国民收入，不留积累，让劳动者获得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或“全部劳动所得”，妄图用资产阶级的福利主义，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改良主义歧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机会主义谬论曾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杜林的“共同社会”里，“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坏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适当的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社员去进行私人的积累，因而就导致它自身的崩溃。”61杜林的“共同社会”，“除了重新产生金融巨头以外，再没有其他目的”62。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同拉萨尔和杜林一脉相承，公然叫嚷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要“多分一点”，“多拿一点”， 用“一年增加一次工资”等等许愿来蛊惑人心，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积累是什么“变相剥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积累，反对毛主席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一系列保证社会主义积累的方针，其目的一方面是想借此蒙蔽人民群众，为自己搞复辟活动培植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是妄想用分光、吃光和用光的办法，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实际上是用私人的积累去代替社会的公共积累，为瓦解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积累基金的内部构成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但积累基金怎样用法，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积累基金按照用途可分为扩大再生产基金、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和社会后备基金三个部分。如何认识积累基金内部比例关系的规律性，怎样合理组织积累基金的使用，是一个关系到人民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结合，关系到能否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

扩大再生产基金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非生产性基本建设不宜过多地占用积累基金。如果占用过多，那末，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就将减少，这就不符合国家建设的长远利益。特别是办公楼、大礼堂、展览馆、招待所等一类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更不宜多占用国家建设的资金。但是，有些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又是不可少的，因为它同人民生活或工作条件密切相关。例如，在新建工业基地或者职工人数有较多增长的老城市，就有相应兴建职工宿舍、菜场、商店以及其他文化、福利设施的需要。生产性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基本建设的关系，好比是骨头和肉的关系，需要正确加以处理。

社会后备基金在积累基金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不大，但是它的存在却是必要的。因为，尽管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的，但是不平衡的现象总会经常出现。在再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如机器、设备等会逐步损耗，为更新固定资产设置的折旧基金也随之逐步积累起来；但固定资产的替换更新，却要在好多年以后才进行，这就有可能引起各年固定资产折旧基金的供给和当年需要之间不平衡现象的发生。此外，如自然灾害的袭击，各部门之间的意外脱节以及国际关系的突然变化，等等，都有可能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克服这些难于避免的不平衡，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就需要有社会后备，如重要器材和原料、燃料等生产资料的储备，粮食和其他主要日用消费品等消费资料的储备，以便在非常情况下动用，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马克思为了说明物资后备的重要作用，曾把这种后备说成是“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63。社会主义社会为了组织按比例的生产，必须有计划地建立一定的物资储备，用以调节物资有时多余、有时不足的矛盾。所以，保留一定社会后备，有利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高速度发展。但是，后备的增加，就是用于当前扩大再生产物资的相应减少；过多的后备，就会形成资金和物资的积压，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因此，必须从客观情况出发，制订各种物资后备的合理定额，正确加以处理。

在扩大再生产基金内部，也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构成。扩大再生产基金投资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各占多少，投资在大、中、小型企业各占多少，是有规律可循的。首先必须遵循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的规律，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其次，无论在投资项目或者企业规模大小的选择上，还有一个投资效果的问题。马克思指出：“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64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需要较长期限的建设项目如果过多，就正好象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过于分散，或因建设项目互不配套而引起的拖延和迟迟不能投入生产一样，有损于投资效果的提高，不利于扩大再生产的高速度发展。

现代化的大型重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骨于，必须举办。但是，一般来说，它们投资较多，建设周期较长，投资效果发挥较慢。这就是说，它们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因此，基本建设投资的主要部分，虽然要投放在重工业部门，但是大型重工业企业的兴建，也要适当，不能过多。正确安排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内部各种比例关系，注意充分发挥投资效果，对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节 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积累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具有根本不同的规律性。

资本主义积累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资本积累的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资本家发财致富，同时又不断产生人口相对过剩，使亿万劳动人民贫困化的过程。所以，伴随资本积累而来的扩大再生产，不仅是社会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65。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相对过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随着 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日益提高，在生产过 程中必然以较少的劳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过程， 具体表现为资本有机构成 越来越高，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 (c/v)本来说，越来越小，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 对地减少。其结果，必然带来人口相对过剩，工人失业。“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抽象的人口规律是不存在的。“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66

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果必然是：在一极是资产阶级私人财富的巨大积累，在另一极则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贫困的积累。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 67。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68

在资本主义世界，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经常存在着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常占有劳动力人数的 4%左右。一旦爆发了经济危机，比例就更高了。据美国官方公布，1975 年全年失业率为 85%，年底失业人数达到七百八十万人。如果再加上半失业者以及由于长期失业现在已放弃找到工作希望的那部分失业人数，那末，失业大军共计已高达一千五百万人，实际失业率已经是 15%，而黑人失业率则高达 26%。在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受失业打击最重的是青年工人和女工。例如，在意大利的七十万失业者中，有四十五万人是第一次寻找职业的青年。在比利时的失业者中，女工比男工多一倍以上。

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然伴侣。据 1972 年 8 月 5 日美国《商业周刊》转引密执安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材料，1970 年美国最富有的 5%的家庭，占有全国社会财富的 40%以上；而处于社会底层的50%的家庭，仅占全国社会财富的 3%左右。据 1972 年 11 月 5 日《纽约时报杂志》援引国情普查局公布的 1970 年对五十一个城市地区的调查材料，在这些调查区内，全部工人有 60%以上不能挣到足够的钱，来使他们的家庭维持一种过得去的生活水平；有 30%甚至不能得到一种贫困水平的收入。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那里，也日益明显地发生着作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操纵国民经济命脉，把劳动人民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扩军备战，用来为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进行资本积累。其结果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愈来愈富，穷奢极欲；而广大劳动人民则遭受失业威胁的痛苦，生活日益贫困。

据苏修报刊透露，在苏联“有些地区劳动力过剩”，“居民就业已成问题”。为此，各地广泛地设立了所谓“职业介绍所”，业务十分繁忙，成千上万的求职者“络绎不绝”。仅仅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从 1969 年到 1974 年登门求职者就达数百万人之多。

苏联今天存在着很多的“经济困难家庭”。苏修《社会主义劳动》杂志解释，所谓经济困难家庭，就是按人口平均收入比“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所必需的水平还要低的家庭。塔斯社 1974 年 11 月在一条消息中供认，这种“经济困难家庭”，“涉及到二千五百万人”。实际情况当然还要严重得多。根据苏修报刊材料计算，在苏联城市里，这种“经济困难家庭”约占城市人口的 20%。在苏联集体农庄中，使用畜力和进行手工劳动的那部分大田劳动者也属于这种“经济困难家庭”之内，仅这一部分人就要占农庄庄员总数的 50%以上。

同资本主义积累相反，社会主义积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服从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社会主义积累的增加，不仅表现为社会公共财富的巨大增长，社会生产力的日益提高，而且这些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和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有，用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积累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劳动生产率也将日益提高。这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将以较少量的劳动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一过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得更快。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积累过程遵循着完全不同的规律。

社会主义的积累过程，不会产生人口相对过剩，不会带来失业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来有计划地使用劳动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给全体劳动人民谋福利。在社会主义社会，鼓励实行计划生育，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口相对过剩，而是为了有利于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计划地安排人民生活，并有利于妥善保护母亲和儿童健康。

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将会有一部分劳动力在原有生产过程中变成多余的，但是，这部分劳动力，不会象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变成相对

过剩的人口。这是因为，“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69我国农业合作化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表明，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并没有因此变成过剩人口，恰好相反，它为农村人民公社大搞精耕细作、多种经营，提供了丰富的劳动资源，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农民生活的改善。

上海县有个地少人多的薛家厍生产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事例。这个生产队很大，共有一百六十六户，五百六十六人，三百二十八个劳动力，但耕地只有三百零一亩，平均每人只有五分多地。而农业机械化在全县却名列前茅，1974 年有各种动力机械十四种，三十六台件；非动力机械有一百一十三件。农业机械化程度：机耕为 95%，电力灌溉为 100%追肥、浇水、田间运输、稻麦脱粒、粮菜植保以及饲料切割或粉碎等，都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不仅减轻了劳动强度，改变了“一根扁担不离肩，弯腰曲背几千年”的状况，而且解放了大批劳动力。1974 年共节约三万七千个工，等于这一年多出了一百四十五个劳动力。如果再加上 1965 年到 1974 年期间自然增加的一百七十八个劳动力，总共就多出了三百二十三个劳动力。这个队本来地少人多，又多出了这么多劳动力，是否就因此造成了劳力过剩呢？没有。请看这一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劳动大军干得多么出色：他们把多出来的劳动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农业生产上增加了一百五十六个劳动力，把粮食生产从两熟改为三熟，1974 年常年亩产达到二千一百九十斤。蔬菜复种指数从 1965 年的三点五次，提高到 1974 年的四点五次，亩产高达一百五十七担。他们还把多出来的劳动力用来大搞多种经营，用在副业生产上的劳动力，1970 年为三十一人，1974 年增加到七十六人，副业总收入则从十一万八千多元，增加到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多元。薛家厍生产队因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带来人口过剩，却为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使 1974 年社员收入水平，平均每个劳动力达到五百四十五元，每人达到三百三十六元，比 1965 年增长 48%而生产队的集体家当则越来越大，1974 年公共积累提留了九万二千三百元，比 1965 年增长了二点二四倍。

在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最终也会有一些劳动力多余出来。这一部分劳动力除了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外，还可以转入工业生产。这是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工业人口和亦工亦农人口的长过程。这个长过程，将同改变生产力的布局相结合，使工业遍布城乡，遍地开花。前面提到的那个薛家厍生产队，在多出来的三百二十三个劳动力中，除了二百三十二个人增投在农副业上以外，就有九十一人转用来支援社队工业和其他工作，他们仍留在农村和中小城市，而不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和社队工业的发展，还将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从而使得公社、大队两级经济更加壮大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公社和大队将有产可共，社员眼界将更为开阔。这就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并在最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社会主义积累过程既然是一个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发展壮大、逐步提高的过程，因此，它也就是一个使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本质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的过程。

社会主义积累客观上还必然是一个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全面解放劳动者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70。在社会主义积累过程中，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但不会迫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让另一部分人失业，而且将提供一种可能，使全体劳动者减轻劳动强度，并在将来条件具备时适当缩短劳动时间。所有劳动者因此将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文化，学习政治，批判资产阶级，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和管理工作。那时，劳动者将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获得全面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差别亦将逐步消失。

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发展，不仅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将使劳动逐步改变性质，最后变为“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71。这样，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就将带来两种结果：一是按劳分配中的等级差别逐步缩小；二是按需分配部分在整个消费基金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积累的过程，将促使资产阶级法权日益受到限制以至最后归于消灭，而共产主义因素则将日益发展以至最后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转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总之，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跟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积累的财富越多，社会生产发展的规模和能力越大，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将日益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共产主义因素将随之逐步积累起来，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这就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表明了，社会主义积累不仅是社会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而且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表明了社会主义积累同它的社会经济后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趋势，反映了社会主义积累中最本质的东西。

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也将随着再生产出来。党内资产阶级必将利用这种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千方百计地加以强化和扩大，使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如果我们以为社会主义积累只是增加社会财富，不去限制其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不去发扬蕴藏在其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不去主动地组织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那末，社会主义积累也可能被党内资产阶级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转化为资本主义积累，即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一个客观规律，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但这绝不是说，社会规律的发生作用可以不通过人们的斗争。恰好相反，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和切领域，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符合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才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我国已发生了强大的作用。林彪、邓小平之流造谣诬蔑我们“国富民穷”，“缺吃少穿”，“今不如昔”。社会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发生作用的无数事实，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无耻诽谤。

我国二十多年来基本建设投资数量很大，增长很快。1973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较 1950 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增加了二十七倍多。基本建设投资是实现社会主义积累的主要形式，它的增长表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积累和社会财富有了巨大发展。随着社会主义积累的增长，社会主义再生产也相应得到很大发展。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五年（1949～1974年）中，人口尽管增长了 60%，但粮食却增长了一点四倍，棉花增长四点七倍，各项轻工业产品增长几倍、几十倍，重工业产品的增长幅度更大。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得到了提高。 1973 年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最后一年的 1952 年比，提高了近 40%；在这同一时期，工资总额则增加了约四倍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早在 1958 年就消灭了。从 1949 年到 1973 年，全国职工人数增加了约六倍；在这同一时期，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了五点七倍；大、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一共增加了五点六倍；卫生事业床位数增加了十七倍多。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大大发展，社会积累大大增加，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相应改善了。几亿人民早已从旧中国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现在不仅普遍有工作做，有书读，丰衣足食，而且当家作主，革命斗志昂扬，为实现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而奋战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在今天的新中国，的确也有人比过去“穷”了，那就是一小撮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这种穷，好得很！难道还能让他们恢复已经失去了的“天堂”，让他们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发财致富吗？！林彪、邓小乎之流的无耻诽谤，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共产党内资产阶级篡权和复辟的愿望。但是，在我国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反革命迷梦已经破灭了，并将继续破灭。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运动

第一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

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表现为实物形式的物资运动，而且也表现为价值形式的资金运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的许多范畴，如财政、信贷、利润、利息等等，虽然反映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范畴都是商品制度的体现，是私有经济的遗物。党内外资产阶级容易利用这些范畴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在鼓吹“更多地利用和完善财政、信贷杠杆，即卢布监督、价格、利润等”（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的报告）的声浪下，推行所谓“经济改革”，复辟资本主义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为了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也拼命推行利润挂帅、物资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分析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资金运动的规律性，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是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贯穿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个方面。关于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的资金运动，在本书第七章《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和第九章《社会主义社会的货币和货币流通》中，已分别作了一些分析。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把社会主义资金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运动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进一步从总体上来加以考察。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金的运动首先要经过流通阶段；不首先通过这一阶段，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社会主义资金就会停留在货币形态上，就不能转化为生产形态，也就不能进入资金运动的第二阶段即生产阶段。在资金运动的第二阶段中，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制造出商品，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了商品上面，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也凝结在商品上面。这时，社会主义资金便从生产形态转化为商品形态。然后，资金运动又进入第三阶段，生产出来的商品被销售出去，社会主义资金从商品形态重新复归为货币形态。社会主义资金经过以上三个阶段，依次表现为三种形态，最后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这个运动的全部过程，就是社会主义资金的循环。社会主义资金反复循环不已，处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再生产是在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地、不断地顺利进行着。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运动的总过程，又是由许多单个企业的资金循环运动构成的。其中，每一企业的资金循环，都同别一企业的资金循环互为条件，紧密联系，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循环的一种错综交叉的运动，并影响着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发展进程。例如：一个处在循环第一阶段的企业的资金，如果运行畅通无阻，货币能够顺利购买到所需的生产资料，货币资金能转换为生产资金，那末，同它相联系的另一企业的资金，必然是顺利地处在循环的第三阶段，并在实现着从商品资金向货币资金的转化。这时，前一企业的资金由于具备了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得以及时进入生产阶段；后一企业由于商品售卖了出去，从而具备了开始又一个新的生产周期所必需的资金条件。很明显，社会总资金的顺利循环，是社会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标志。我们再进一步假定，有一个处在循环第二阶段的企业，它的生产组织得好，生产资金能够较快地转换为商品资金，这就为这一部分商品更快地投入流通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同它相联系的另一企业就能更快地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使货币资金迅速转换为生产资金，从而也就加快了这个企业的资金从循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运行。在这样的条件下，前企业的资金由生产进入流通的时间缩短了，后一企业的资金由流通进入生产的时问也相应缩短了。很明显，社会总资金的加速循环，就是社会主义再生产加速进行的标志。

以上分析的是社会主义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资金循环，没有涉及资金积累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情况。现在，应进一步分析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社会主义资金总是以一定的价值量为起点来开始它的循环运动的。当它进入循环第一阶段的时候，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货币资金转换为等量的生产资金。在这个阶段中，并没有发生价值量的变化。接着进入循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生产资料的物质形态要素相互结合，经过劳动者的劳动，转移了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创造了新价值。劳动者创造的这个新价值，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于劳动者个人消费，即支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价值；另外，还有一个增加出来的部分，即社会纯收入。最后，在循环的第三阶段商品资金通过商品销售，又转换为货币资金，这时，社会纯收入就表现为货币资金的一个增加量。这个货币形态增加量越多，其中可用来作为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的资金就越多。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中的社会纯收入，是由无数个社会主义企业分别提供的，它作为社会基金，首先要经过一定的渠道集中到社会主义国家手里；然后，按照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客观比例要求，经过有计划的分配，再从社会主义国家手里，重新纳入有关企业的资金循环之中最后，这个货币形态的社会纯收入，连同各企业的原有资金一起，就进入了一个规模扩大了的、经历三个阶段和转换三种形态的循环运动，从而推动着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纯收入投入资金循环运动，还包括不属于企业资金循环的非生产性基金流通。例如：社会纯收入作为社会基金，在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后，必须分配一部分交给文教卫生部门，用来购买仪器和医疗设备；或交给机关团体用来购买办公用品等等。这部分非生产性基金流通和企业资金循环相比，具有各自不同的运动特点。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只经过单纯的商品流通阶段，以后便不再返回；而后者则要顺序经过流通、生产、流通三个阶段，最后不但返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并且还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社会纯收入。这种不同的运动特点，是由非生产性基金流通和企业资金循环两者的不同性质和它们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中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不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它要求自己的每一循环阶段和形态转换，都环绕着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一社会主义再生产目的而运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则受到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资本货币形态，到生产形态，再到商品形态的不断转换，也就是资本从剩余价值生产要素的购买阶段，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阶段，再到剩余价值的实现阶段的不断循环过程。这一循环过程，始终是环绕着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再生产目的而运动的。社会主义资金循环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就提供了一种可能，把各个国营企业单独的资金循环有计划地联结在一起，使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每一国营企业的资金循环和它所带来的社会纯收入，都是这个整体运动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不是自发地由各国营企业从它自己的社会纯收入中去解决，而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按照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把各个国营企业上缴的社会纯收入集中起来，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这样，就使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的循环有可能保持协调和流畅。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建立在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的基础上，每一资本家企业的单个资本循环及其价值增殖，都被私有制分割成为各自独立的运动体系，使社会总资本的循环，表现出无数单个资本自发联系所形成的混乱交错状态。资本循环的这种混乱状态，往往同周期性经济危机一起发生，给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带来极大的破坏。社会主义资金在它的循环过程中，也会经常出现一些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一般不会导致象资本循环过程中的那种周期性和全局性的危机，它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觉调整而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金循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循环是有区别的，但是，前者又是从后者转化过来的，带着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传统或痕迹，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因而它又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

社会主义资金循环从它的货币形态到生产形态、再到商品形态的不断转换，是价值形态的一种运动。恩格斯说：“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72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当然也离不开价值形态的运动。在商品制度下，各个社会主义企业需要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计划分配的，但是，仍然需要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用货币资金购买。企业在生产中的耗费，仍然需要从价值上得到补偿。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仍然需要在价值上得到实现，以取得开始下一生产周期所必需的货币资金。在这里，正象任何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一样，或者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是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两种情况都必然要发生。生产同样的商品，那些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主义企业，成本耗费大，收入少，它的资金循环处于不利地位。为着改变这种不利地位，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革新技术、增产节约、降低成本等办法，使本企业生产的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改善它的资金循环状况。另一种是利用各类商品的价格同价值的背离情况，去生产或多生产那些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如果按照后一种办法去做，其结果将是，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就会充斥于市场，超过社会的需要量，从而影响这一部分商品的价值的实现，最后，又不得不改为生产别的价格高于价值的商品。这样，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就会遭到破坏，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就会重新出现。那末，那些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又将怎样呢？这些企业的成本耗费少，收入多，资金周转不仅没有困难，而且在完成正常周转以后还有一部分多余的货币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遵循正常的途径，把多余的货币资金及时上缴给国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公社（社办企业）统一分配和使用。另一种是把这部分多余的货币资金通过旁门邪道，去非法套购计划外的紧张物资，并以此作为筹码，去搞那种以“协作”为名的资本主义自由交换。这种活动循环反复地进行，必然造成市场上一部分商品的供应紧张，影响别的企业的资金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循环，从而影响这些企业的再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促使别的企业也用积累多余的货币资金，去搞套购紧张物资的活动，最终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听任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再现。在前述两种情况下，选择后一条道路的企业领导人，即使他本人并没有从这种活动中攫取一部分货币装进自己的口袋，但是，他的活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活动，他本人也就变成或者正在变成为党内资产阶级分子。这里分析的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73至于他个人从社会总产品中捞取了多少份额，同这里的分析无关。正是在党内资产阶级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之类的活动才得以发展起来，一部分人就能够把工农劳动人民为社会、集体创造的那一份社会纯收入转化为剩余价值，成为吸吮劳动人民血汗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在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过程中，党内外资产阶级利用价值形态的运动进行资本主义活动，是产生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经济基础。通过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挂帅人物制定的修正主义路线，又将进一步强化和扩大党内外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动。这就是在社会主义资金运动中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由来。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不论是企业资金循环，社会总资金循环，还是社会纯收入的加入循环运动，由于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因此，它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循环，有着不同的运动规律。它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以保证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权被党内资产阶级篡夺，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那末，社会主义资金循环就会转化为资本循环，成为“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74。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都证明，社会主义的资金循环运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运动的曲线。它反映到人们的认识上，也必然不是直线的，不是一下子就能认识清楚的，而必然要表现为一种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75因此，在眼花缭乱的价值形态运动中，单是由于认识上的直线性和片面性，也会把人们引向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性质上当然同党内资产阶级有所区别，但却十分值得警惕。因为它很容易被党内资产阶级所利用，被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因此，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纠正社会主义资金循环过程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时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武装广大经济工作人员，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分析经济运动的各个方面，认清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第二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分配

企业资金的分配和企业财务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循环包括企业资金的循环、社会总资金的循环以及社会纯收入的加入循环运动。与此相遁应，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分配也包括企业本身资金的分配、社会总资金的分配以及社会纯收入的分配。

现在，先来分析企业本身资金的分配。

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的循环要顺序经过三个阶段，转换三种形态，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在一段时期里，是全部处在一个阶段中和全部存在于一种形态上；而在另一段时期里，又全部进入下一个阶段和全部转换为别一种形态。如果这样，这个企业的再生产就只能时断时续地进行，而失去连续性。所以，一个企业的资金必须同时存在于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这三种形态之上。必须经常保持有一部分货币资金，可以随时购买生产资料和支付劳动报酬；经常保持有一部分生产资金，使生产不间断地进行；经常保持有一部分商品资金，随时可供销售。这样，才能促使企业的再生产始终不间断地进行，保持它的连续性。

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的这种并存性，是企业资金循环运动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企业资金的正常循环，以三种形态资金的并存为条件，这就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对它的资金在三种形态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这种分配，是通过社会主义企业财务来进行的。

社会主义企业财务对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在它的货币形态、生产形态和商品形态之间进行的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是不相同的。

例如，象造船工业这样的生产部门，要造一条万吨轮，需要半年左右的生产时间，耗用的钢材要好几千吨，不仅生产的周期比较长而且原材料在整个产品价值中的比重也比较大。因此，它需要用于原材料储备以及加工过程中的在产品、半成品等方面的资金就比较多在它的资金结构中，生产资金所占的比例也就比较大。又如，象橡胶工业这样的生产部门，生产一只轮胎或一双胶鞋的生产周期只有二、三天。因此，在它的资金结构中，用于原材料储备和在产品、半成品方面的生产资金所占的比例，相对来说，就不会象造船工业那样大。

此外，在不同的供应条件和销售条件下，企业资金的结构也不相同。但从一般趋势来看，生产资金在生产企业的资金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总是居于首位。

1974 年底，在上海八个地方工业局所属企业中，三种形态资金所占的比例是：货币资金占 6.77%，生产资金占 81.96%，商品资金占11.87%。其中，纺织工业局生产资金所占比例最大，达到 87,19%，而化学工业局生产资金所占比例较小，但也达到 71.81%。

企业财务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积极地做好企业资金的分配工作，尽可能把流通过程中的货币资金和商品资金压缩到最低限度，以相应提高生产过程中生产资金所占的比重；同时，要在可能范围内把虽然属于生产过程，但并不处在现实生产运动中的那一部分用于原材料储备的生产资金，压缩到能够保证企业生产正常运转的限度，以相应提高处在现实生产运动中的那一部分用于在产品和半成品的生产资金所占的比例。这样，才能使企业的资金有更多的部分可以投入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去。

社会总资金的分配和银行信贷

社会主义企业对三种形态的资金要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以发挥它们对企业再生产的最大效能，还必须借助于社会总资金在各企业之间进行经常的暂时性的再分配，来不断加以调整。

社会总资金进行经常的暂时性的再分配之所以必要，具体说来是因为，在企业资金的循环过程中，一方面，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些情况：一些企业的资金虽然已经进入了循环的第三阶段，商品已经销售，商品资金已经转换为货币资金，但是，这时还不需要立刻购买原材料和支付劳动报酬；从提取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到更新固定资产和实际进行大修理，总要间隔一段时间。这就是说，一些企业在循环第三阶段流回的货币资金，不会紧接着就全部进入循环的第一阶段，其中总有一部分是暂时不用的。同时，劳动者从企业资金分配中领到的货币形态的劳动报酬，也会有暂时储存不用的情况。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在资金循环的第一阶段，由于生产旺季，或者正值农产品收购季节，需要临时补充大量货币资金购买原材料；还有一些企业可能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也需要有临时补充货币资金的情况。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有必要通过银行信贷的渠道，来动员社会上暂时不用的那部分货币资金，在有借有还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加以再分配，用来满足一些企业对货币资金的临时需要。这样，将使得处在不同情况下的各个企业在资金使用上能够得到相互调剂，使整个社会总资金的循环更加流畅，它的使用更加节约，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更加迅速地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信贷是在社会总资金循环中调节单个企业资金循环的一种特殊运动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经过国家银行，以存款和贷款的形式暂时地取得和分配一部分货币资金，规定在一定时期偿还，并支付一定的利息。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信贷，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社会的信贷，是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货币资本家把货币资本贷给产业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利用贷款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工人，从事经营活动，榨取剩余价值。然后，产业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利息形式分给货币资本家，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信贷体现的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信贷所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国家和国营企业的信贷关系，是社会主义信贷关系的主要方面。国家通过信贷对国营企业有计划地、合理地分配资金，促使企业节约和有效地使用资金，保证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国家和集体经济之间的信贷关系，是工人阶级同广大劳动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之间，在经济上友好合作、相互支援的关系。集体经济把它的暂时不用的货币资金存入国家银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国家银行对集体经济发放各种贷款，以支持集体经济的发展。这种新型的信贷关系，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手段。

国家和劳动人民之间以人民储蓄形式出现的信贷关系，体现了国家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关系。它既为劳动人民储蓄消费基金和有计划地安排生活服务，又可动员个人暂时不用的资金转用于扩大再生产，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我国通过信贷动员企业和社会上闲置的货币资金逐年有所增长。在 1952 年至 1973 年的二十一年内，银行各项存款总额共计增长了七点四倍，其中城镇居民储蓄增长了近十倍。把这些资金贷放给工业、商业和农业，促进了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社会主义信贷作为对货币资金的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让渡，以及随同这种让渡要支取一定的利息 76，体现的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利用信贷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资产阶级则要扩大信贷这种资产阶级法权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党内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利用信贷去改变企业的经营方向，曾经公开叫嚷：只有赚钱的企业，银行才准贷款，不赚钱的企业，“银行不贷款”，“一定要卡死，不要怕工人打扁担”。在这个黑指示下，一九六二年前后，一批骨干企业、军工企业和生产国家急需产品的企业，都因为没有利润而被迫停关了。有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企业，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还以供应某些紧张物资为诱饵，向别的企业以“预收货款”名义，搞资本主义的“商业信贷”77去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信贷。在这种资本主义商业信贷之下，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得以施展其投机倒把的伎俩，进行招摇撞骗、卖空买空、移东补西，用一批商品预收好几批定金的办法，来大搞资本主义经营；而有些国营企业却因此受骗上当，影响了社会主义资金的有计划运动和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还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则用放高利贷的活动去盘剥劳动人民。为了限制信贷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打击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信贷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无产阶级就必须把一切信贷活动都集中在国家银行和它所领导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手中，坚持按照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全部资金运动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轨道，执行低利借贷政策，取缔商业信贷和私人高利贷活动，禁止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使社会总资金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运动。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信贷机关，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写的许多著作中，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78的原理，并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79。社会主义银行是无产阶级组织、统计和管理经济活动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国家银行。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又根据毛主席一再提出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80的指示，先后建立了人民自己的银行。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节节胜利，1948 年 12 月，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新中国统一的银行货币制度；并陆续没收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国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处理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银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开设的私营银行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样，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建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目前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所组成。

中国人民银行是我国的国家银行，是全国信贷、结算和现金出纳的中心，又是我国的货币发行银行。国家银行通过集中信贷管理，组织非现金结算以及管理货币发行等职能，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是主管基本建设财务的部门，专门办理基本建设拨款、贷款和结算，组织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监督基本建设资金的合理和节约使用，避免资金和物资的浪费。

中国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对外办理外汇和国际结算等业务，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联系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国家银行在农村金融工作方面的助手，它的股金、积累和其他财产，归信用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农村信用合作社主要办理农村存放款业务，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对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放生产费用和生产设备的贷款。同时，还帮助贫下中农克服可能发生的暂时的生活困难，制止和打击高利贷活动。

为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的循环，限制资金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信贷、结算和现金出纳等业务全部集中于国家银行，使它成为全国信贷、结算和现金出纳的中心，这就更加有利于对社会总资金进行合理的分配，以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全国的信贷中心，能够做到按计划进行贷款，使信贷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同国民经济计划相适应，同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相适应。它排除通过其他途径如商业信贷取得贷款，排除单纯按照有无利润来决定是否贷款，以防止破坏社会主义信贷的集中性和计划性，避免打乱国民经济遵循社会主义方向有计划按比例地向前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结算中心，统一组织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和各单位之间的转账结算。国家银行通过转账结算，监督计划外的非法套购等资本主义活动，保证企业的正常交换能够做到及时付款，钱货两清。这也是限制资金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促使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正常循环周转，推动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发展的重要环节。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作为全国的现金出纳中心，根据生产发展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发行貨而和回笼貨雨，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使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相适应。同时，它实行严格的现金管理制度，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都必须按规定把超过限额以外的现金，存入国家银行，并对工资基金进行管理。国家把现金出纳统一于国家银行管理，为实现现金出纳计划化和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防止资产阶级利用货币扰乱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社会纯收入的分配和国家预算

社会主义社会总资金的循环，总是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进行着。因此，社会总资金的分配和社会纯收入的分配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

社会纯收入是由各个社会主义企业的纯收入所构成。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各个国营企业的纯收入作为一个整体，不是自发地分别归各该企业使用，而是通过国家预算把它们集中起来，并按照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进行再分配。

社会主义国家预算集中企业的纯收入，在两种公有制的企业中，所采取的形式是不完全相同的。对集体企业采取税收这种形式，集中它们的纯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对国营企业除采取税收这种形式以外，还采取上缴利润的形式，把它们全部集中到国家的手里。目前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来自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缴款要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有了迅速增长。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国预算收入增长了约十三倍。我国国家预算收入中已没有债务收入的项目了，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劳动人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其他苛捐杂税，以及靠举借内外债过日子，是完全不同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税收，是资产阶级国家参与整个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瓜分和对劳动人民进行的额外剥削。这种剥削，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内外矛盾的激化和国家机器的强化而日益加重，成为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

在美国，1975 财政年度联邦政府的近三千亿美元的预算总收入中，个人所得税为一千二百九十亿美元，社会保险税为七百三十六亿美元，

比 1974 财政年度分别增加了 9.3%和 11%。仅这两项联邦直接税，就占了联邦预算总收入的 68%。把这两项直接税平均分排到全国人口头上，一个美国人就要负担九百五十七美元，比上一财政年度增加了 9.24%。

在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除了在生产过程中榨取剩余价值以外，还用居民税的形式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1960 年居民税总额为五十六亿卢布，1974 年增加到一百六十七亿卢布，增加了近两倍。1973 年苏联平均每个工人家庭所缴的居民税，竟占工资收入的 11%以上。

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国内公债和举借外债也是预算收入的一个重要项目。美国发行的内债到 1974 年底为止，合计已达四千九百二十七亿美元。苏修也靠发行国内公债和向外国乞计贷款过日子。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1970 年，苏修所久的内债已高达三百一十六亿卢布。向西方国家乞讨的外债，自勃列日涅夫上台的 1964 年以来，也已逾二百亿美元。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债和外债，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却要劳动人民偿还，因而实质上是对劳动人民的盘剥。

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预算收入把社会主义企业纯收入的大部分，作为社会基金集中起来以后，经过有计划地再分配，以形成预算支出。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支出用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国家行政管理和对外援助支出等方面。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和文化建设支出占有主要的地位。在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已从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三十六左右，提高到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随着这些方面支出比重的提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而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预算支出中用于维持压迫人民的暴力机器的政府经费开支，以及用于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军费支出占有主要的比重。这些国家的预算支出，是为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寡头统治和霸权主义服务的。

以美帝国主义为例，从 1971 到 1975 财政年度的时期内，直接军费开支累计共达三千九百九十亿美元，平均每年在七百九十亿美元以上。在 1976 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预算中，军费预算更高达九百四十亿美元。加上其他间接军事费用，平均军费支出占预算总支出的比重约在三分之一左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同美帝争霸世界，更加疯狂扩充军备，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1971 年以来，苏修军费开支每年都超过美国。按美元计算，1974 年，苏修用于洲际弹道导弹的经费约为美国的五倍半；用于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计划的费用高出美国约30%；用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费用比美国的多七倍。在苏修的国民收入中，将近有 20%用于军事开支。

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国家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的内容都不一样，因而，国家预算的性质也不相同。社会主义国家预算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保健等事业，并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对社会主义企业的社会纯收入进行再分配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收入来之于民，预算支出用之于民，体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而资本主义国家预算则是资产阶级凭借国家权力，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占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剩余价值，用以维持其反动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它体现的是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预算的性质同资本主义国家预算不一样，但是，它仍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在一定时期里所需的货币收支预计。毛主席教导说：“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81在正确路线下，社会主义国家预算被用来在资金方面保证无产阶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而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它也完全有可能被用来在资金方面替复辟资本主义的那套路线、方针和政策服务。党内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就曾经利用国家预算，对亏损企业实行不予补贴的办法，对完成利润计划指标的企业实行给予相应奖励基金的办法，来加紧推行利润挂帅和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

社会主义国家的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都是有计划的。国家在安排和执行预算的过程中，有可能按照资金运动的客观规律，自觉地做到预算收支的平衡，并注意留有适当的后备，以供预算资金临时周转以及应付重大意外事故的需要。

“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82我国的国家预算已做到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预算收支则是另一种情景。这些国家的预算收入很不稳定，预算支出则由于扩军备战和国民经济军事化而日益膨胀，因而预算收支无法平衡，巨额的预算赤字已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家预算的特点。

美帝国主义在从 1946 财政年度到 1975 财政年度的三十年中，有二十一年预算有赤字。截至 1974 年度的二十九年中，美国的预算赤字净额累计已达一千七百三十一亿多美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1965 年到 1967 年预算赤字为一百五十五亿卢布，1968 年到 1971 年的预算赤字估计达四百零一亿卢布。苏修为了弥补巨额的预算赤字，只能乞灵于通货膨胀，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社会主义财政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的资金分配，包括单个企业资金的分配、社会总资金的分配和社会纯收入的分配，是分别通过企业财务、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进行的。企业财务、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构成了社会主义资金分配的完整体系。这个资金分配体系，以企业财务为基础，以银行信贷为重要调节器，以国家预算为主导，形成了社会主义财政。社会主义财政是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体进行资金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财政活动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社会主义财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从资金方面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全体劳动人民同党内外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作斗争的工具，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面临着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局面。国家通过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大力整顿税收，加强现金管理，在促使生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迅速做到了平衡财政收支，制止通货膨胀，平抑市场物价，从而为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利用财政这一工具，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按它对国计民生的有益程度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在税收和信贷方面加以区别对待，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国家还通过税收和信贷，限制城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支持农民和手工业者走合作化的道路，促进了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国家通过财政有计划地分配资金，开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促进了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在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财政继续通过对资金的分配和再分配，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巩固壮大，促进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开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财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但是在修正主义路线下，它也可以被利用来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在党内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论总纲》这株大毒草中，提出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包括财政在内的各方面的工作。所谓财政要整顿，就是通过反对在财政体制方面下放财政、信贷管理的权限，反对企业折旧基金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反对增加地方自主安排基本建设投资比例等办法，以达到反对毛主席关于“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的指示的目的。代之而来的是：从体制上挖、从权力上收、从指标上压、从支出上挤、从制度上卡的那一套管、卡、压和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货色。这是借口“整顿”，在财政领域大搞条条专政，妄图从各方面篡夺党对财政工作的统一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财政制度。

社会主义财政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高速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分配和生产的关系。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过来又影响生产。毛主席教导我们：“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 “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83毛主席的指示，科学地揭示了财政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是社会主义财政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经济决定财政，说明要使财政收入有保证，必须首先着眼于经济，努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增长了财政收入才有丰富的源泉。“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84持有单纯财政观点的人，不懂得经济和财政、生产和分配的辩证关系，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上打圈子，不关心生产，不积极促进生产，因而最后还是不能解决财政收支问题。

经济决定财政，这决不是说，财政只是消极的、被动的因素，财政工作的好坏，对经济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财政把物质生产部门已经创造出来的一部分社会纯收入，用货币资金的形式及时地集中起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生产增长。除此以外，它还通过下列途径积极为生产服务：（一）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挖掘生产潜力，推动增产节约；（二）促进企业之间的比、学、赶、帮竞赛，抓住同类型产品的可比因素对照分析，推动企业相互交流先进经验，不断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三）沟通协作，促进企业相互支援，帮助企业解决在物资、技术和劳动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财政在为生产服务，促进经济的发展方面，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

社会主义财政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把企业财务、银行信贷和国家预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比任何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财政的范围都要广泛得多的，概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体系。它不仅包含生产领域以外的再分配，还一直延伸到生产领域内部。这种分配，是直接按照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有计划地进行的，是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组成部分。从这一方面来说，社会主义财政已经具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由一个统一的社会中心对社会总产品进行有计划分配的因素。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分配仍然采取价值形式和沿用象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存款、贷款、利息等等这样一些旧的经济范畴。这些旧的经济范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无产阶级要利用它们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而资产阶级则要利用它们来破坏社会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占了统治地位，财政上的收、支、存、贷，就要被利用来贯彻执行利润挂帅的方针，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复活起来。刘少奇鼓吹利润挂帅时就说过：“一个工厂一定要赚钱，不赚钱就应关门，停发工资”，“财政、银行一定要卡死”。邓小平也说：“要抓财政，过去片面反对抓利润是不对的”，他把财政同利润挂帅联系起来，推行的也完全是刘少奇的那套修正主义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财政分配关系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很激烈的，我们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坚决揭露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扩大财政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以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广大工农群众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他们最痛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最痛恨违反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破坏社会主义的行为。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把住路线关，掌好财政权，形成一种群众当家理财的生动局面，社会主义财政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社会主义财政为生产服务的路子，才能越走越宽广；社会主义财政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才能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而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灭。

第三节 社会主义再生产中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的关系

资金分配中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关系

社会主义财政利用国家预算和银行信贷这两种不同的形式，进行资金分配，以形成国家集中使用的资金，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建立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统一平衡。建立这两种资金的统一平衡，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相互联系的。信贷资金的来源，除了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利息收入和货币发行以外，还有社会主义国家预算存救和国家预算增拨的银行信贷资金。社会主义银行发放多少贷款，并不单纯决定于它本身有多少信贷资金来源，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决定于国家利用信贷形式支持生产的需要。当信贷资金来源不足时，就依靠预算拨款来解决。同时，信贷积极组织存款，合理发放贷款，尽可能缩小信贷收支差额，则可以减少预算增拨信贷资金的数量。信贷通过合理发放贷款，促进生产和流通，又可以积极增加预算收入。一方面，在信贷资金来源中，预算资金占有重要位置；另一方面，预算收支的安排，又受着信贷情况的重要影响。正是信贷资金和预算资金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这两种资金平衡的必要性。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性质和作用都不相同的两种资金。预算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的纯收入。通过预算收入形成的预算资金，由国家统一拨给企业，用于长期性的生产投资和经常性的财政开支。信贷是来自企业资金循环中暂时不用的部分和社会上暂时闲置的资金，存款要准许提取，贷款要按期归还。这种性质的资金，只能用于短期性的暂时周转需要。因此，要建立预算和信贷这两种资金的统一平衡，首先就要对这两种性质和作用都不相同的资金做到分别使用，不能混淆。凡是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性的生产投资和企业经常占用的流动资金，以及非生产性基金（如文教、科研、体育卫生、国防和国家行政管理等）这类财政性的开支，都属于国家预算支出，应该由预算资金解决；而不能任意使用信贷资金，信贷资金只能用作短期周转性的流动资金。如果把信贷资金用于预算开支，那末，就等于计划外增加了预算支出，其结果，会打乱国家资金的安排和物资的分配计划，掩盖预算支出的真相。而且，信贷资金用于预算支出，必然使这部分贷款不能按时收回。在计划规定的贷款不能减少的情况下，一部分贷款不能按时收回，那就只有增加没有物资保证的货币投放，从而引起信贷收支的不平衡。因此，银行发放贷款，第一，必须按计划贷放，不属于信贷计划范围的预算开支坚决不贷；第二，贷款要和物资运动相结合；第三，贷款应按时归还。这些原则是实现信贷资金和预算资金分别使用的重要条件，也是信贷资金促进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两者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在性质和作用上相互区别的情况，要求对这两种资金进行统一平衡。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统一平衡，就是要对国家集中掌握的资金，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和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全面的统筹安排。这里首先要恰当地处理基本建设投资同因生产和流通扩大而需增拨的流动资金之间的关系；其次，就是要进一步对哪些流动资金应由预算拨付，哪些应由银行信贷提供，确定一个合理界限。

国家集中掌握的资金，多少用于基本建设，多少用于增拨流动资金，是一个关系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重大问题。基本建设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条件，没有适当的基本建设投资，就会影响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但是，国家集中掌握的资金除了用于基本建设的需要外，同时还要考虑到因生产和流通的扩大而需要增拨的流动资金。这一部分增拨流动资金的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那就不仅会影响到扩大再生产，甚至会影响简单再生产的进行。因此，国家在统一安排资金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应该增拨的流动资金，以满足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积极挖掘潜力，安排好基本建设投资。如果只单纯考虑基本建设投资的需要，以致不适当地挤掉了一部分应该增拨的流动资金，那就会妨碍正常的生产周转和商品流通，导致物资供应紧张和某些企业停工待料的现象。所以，国家在分配预算资金时，必须具体研究基本建设投资和增拨流动资金之间的这一比例关系，探索其中的规律性，正确加以处理。

社会主义企业因生产和流通扩大而需增拨的流动资金，哪些应由预算提供，哪些应由信贷提供，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是：短期周转性的流动资金，由信贷资金解决；长期占用的流动资金，由预算资金解决。在我国，对企业流动资金的供应，定额部分是由预算拨款，作为企业的自有资金；超过定额的部分由银行贷款解决。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流动资金的需要量也会不断增加，因而国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也要按期核定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企业的定额流动资金如打得过宽，就会造成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企业的自有资金如果不足，又会影响生产发展，并且势必经常长期占用银行贷款，引起信贷收支的不平衡。

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平衡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整个资金平衡关系的集中表现。两者统一平衡的标志是：第一，要看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是否做到按照它们的不同性质和作用，严格划分，区别使用，应由预算安排的支出不任意去挪用信贷资金；第二，要看在此基础上的信贷收支是否平衡，信贷收支差额能否从预算资金中得到增补解决；第三，要看预算资金在增补了信贷收支差额以后，能否做到预算本身的收支平衡。只有以上三个方面全部做到了，才能说是实现了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统一平衡。

预算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要求资金运动同物资运动必须协调一致。因此，当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之间的平衡实现以后，还必须注意处理好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的关系，在预算和信贷资金同物资之间进行综合平衡。

资金是物资的代表。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直接地或间接地总是同一定的物资相联系，两者之间具有平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资金和物资又各有自己不同的运动规律，它们并不是自始至终都结合在一起的。一项资金运动不一定都在同一时间或者同一地区伴随有相应的特定物资转移。例如，一个企业在销售成品时，是一面货出去，一面钱进来；在购买生产资料时，是一面钱出去，一面货进来。这些资金运动过程，都是伴随有相应的物资转移的。但是，一个企业在支付劳动报酬和向国家预算上缴税收和利润时，以及国家预算把收到的税款和利润拨作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等支出的时候，这些资金运动过程，就并不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伴随有实际的物资转移。又如，甲地的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到乙地去采购农产品原料，这种资金运动过程，虽然伴随有物资的转移，但又不是在同一地区发生的。由于资金运动同物资运动的这种并非自始至终都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又使得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有可能发生脱节和不平衡的现象。这种脱节现象一旦发生，如果不及时加以纠正，不平衡就会进一步发展，以致破坏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给资本主义非法活动以可乘之机，为党内资产阶级搞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利于在经济领域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就必须在预算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进行综合平衡。

预算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的综合平衡，一般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预算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要做到在总量上、构成上以及各地区的全面平衡。

社会主义再生产首先要求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求得在总量上的平衡，也就是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所形成的货币购买力总量，必须保持同商品物资供应总量之间的平衡。在生产量和价格既定的情况下，预算和信贷一共应拿出多少货币资金同商品物资相交换，就基本上被决定了。如果预算和信贷分配的资金总量，能够同物资的总量相互协调，那末，从总的方面说，交换过程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社会再生产就能够顺利地进行。如果预算和信贷分配的资金总量同物资的总量不协调，那末，交换过程中就要发生商品物资供不应求或者供过于求的现象，其结果将会妨碍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那末，怎样才能做到预算和信贷对资金的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上平衡呢？一般地说，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都是直接或间接同一定的物资运动相联系，所以，只要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统一平衡了，资金分配就会同它所支配的物资在总量上一致。如果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没有做到统一平衡，例如预算支出大于收入，发生了赤字，银行信贷发生了超过生产发展正常需要的货币投放，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资金没有相应的物资保证，就会使预算和信贷分配的资金总量大于它所能支配的物资总量，从而出现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上的不平衡。

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上平衡，还不等于各项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相应地在使用价值形态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不同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因为当国家通过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分配资金的时候，这些资金是有其特定目的，用来购买特定的物资的。但是，另一方面，社会上可供使用的物资在类别构成上不一定同需要一致。因此，为了保证在特定的使用价值形态上实现各项预算支出和信贷投放的特定目的，还必须在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总量平衡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在构成上的平衡，也就是要做到预算和信贷支出的各项用途比例同物资构成的比例相一致。例如，预算和信贷支出中，有一部分是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它包括：基本建设投资的绝大部分（扣除基建工人工资以后的部分）；增拨生产部门流动资金的大部分（用于购买原材料的部分）；以及用于国防支出的一部分，等等。预算和信贷支出中，还有一部分是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它包括：经济部门、社会文教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的事业经费和人员经费的全部；以及国防支出的一部分，等等。预算资金和信贷资金分配中所形成的这些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不同支出，必然要求不仅在价值总量上有同它相适应的物资，而且还要求在特定的使用价值形态上即物资的构成上，能够同这些支出的特定目的相适应。如果说，预算和信贷资金的分配同它所能支配的物资在总量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物资构成上并不一致，那末，就会出现以下的一些情况：当着在资金分配方面，预算和信贷安排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大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部分物资，而安排用于购买消费资料的支出，小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部分物资的时候，就必然会带来在物资分配方面出现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和消费资料的积压。相反，当着在资金分配方面，预算和信贷安排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支出，小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部分物资，而安排用于购买消费资料的支出，大于它所能支配的这一部分物资的时候，必然又会带来在物资分配方面出现生产资料的积压和消费资料的供不应求。

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还有一个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平衡问题。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向国家预算和信贷上缴的资金，可能大于国家下拨的资金；有的地区向国家预算和信贷上缴的资金，可能小于国家下拨的资金。同时，地区之间也会产生资金相互流出流入的情况，资金的流动比较方便，而物资的转移则需要经过一段运输和调拨的过程，这就有可能产生资金流动和物资转移脱节的现象。如果国家从一个地区上缴的和对这一地区下拨的预算信贷资金，同国家从这一地区所集中和分配的物资不相适应的话，那就会造成一个地区内部资金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如果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和物资转移不相适应的话，也会带来同样后果。因此，国家在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之间进行综合平衡时，除了需要考虑资金和物资在全国范围内的总量和构成上的平衡以外，还要考虑各地区的平衡。各地区的资金和物资平衡是全国范围资金和物资平衡的组成部分，各地区的资金和物资平衡实现了，全国范围预算和信贷资金分配同物资分配在总量和构成上的全面平衡，也就更有保证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凡是能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都认为是生产行为。因此，本来不创造价值的那部分服务性行业和商业所获得的收入，也被计算在国民收入内。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民收入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虚假的，是被人为地夸大了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98 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1972 年版，第 13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1972 年版，第 13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71 页。↩︎

同上。↩︎

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第一次分配中所获得的集中纯收入，将使用在各种用途上，但不是每项支出都形成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国家对国营企业进行生产性拨款，这里不发生所有权的改变问题，没有形成第二次收入，就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围。↩︎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援助支出，正如国际收支其他项目一样，在国民收入张分配表上没有得到反映。我们认为，援外支出既不应列入积累基金，也不应列入消费基金，而应该如实地把它叫做“援外基金”。必须从总的国民收入中扣除这笔援外基金，并同时加上或减去由于侨汇、国际贸易等所引起的其他国际收支差额，后才是国内可以动用的国民收入。国内可以动用的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后分解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两大项。援外基金（指贷款部分）付出若干年后，如有归还部分，应同该年其他国际收支项目合并计算，其结果如果国际收入大于支出，就相应增加该年国内可以动用的国民收入，以增加积累和消费。↩︎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0 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1 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637～638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6 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1～12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2 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1 页。↩︎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7 页。↩︎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4 期。↩︎

《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768 页。↩︎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91～392 页。↩︎

《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401～402页。↩︎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6～167 页。↩︎

毛主席：《〈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675 页。↩︎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76 页。↩︎

《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 页。↩︎

《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144 页。↩︎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周恩来总理 1975 年 1 月《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 10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71～272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4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53 页。↩︎

《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 33卷，第 49 页。↩︎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666 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75 页。↩︎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2 页。↩︎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02 页。↩︎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89 页。↩︎

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7 页。↩︎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52 页。↩︎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44 年 12 月 16 日延安《解放日报》。↩︎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5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41 页。↩︎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89 页。↩︎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8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5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37 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版，第 10 页。↩︎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 年 8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5 页。↩︎

为了不使所要分析的问题复杂化，这里假定全部不变资本在一年内都消耗掉，它的价值全部转移到该年的产品上去。↩︎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版，第 3 页。列宁在这里提到Ⅰ v + m，就是马克思再生产公式中的Ⅰ ( v + m ) 。↩︎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90 页。↩︎

举例说明如下表：单位产品劳动耗费由第一年的 100 降低到第五年的 80，其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却由 50 上升到 70，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典型现象。第（4）档的实物量也是假设的，它的增长速度不影响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按照以上数字计算，产值增长了 14 倍（为简化计，假设 1 单位劳动凝结为 1 单位价值），而所耗生产资料却要求增长 3.2 倍。↩︎

《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69 页。↩︎

扩大再生产有两种类型：一类叫做“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是技术水平不变，靠增加生产工人和生产设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另一类叫做“内含的扩大再生产”，那就是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扩大再生产。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192 页和第 356 页。↩︎

《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88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96 页。↩︎

积累基金的最低界限是什么，不象消费基金的最低界限那样比较容易确定，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合集》第 24 卷，第 437-438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63～464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40 页。↩︎

同上书，第 34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527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396～397页。↩︎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作过十分精辟的阐述。他在批判普鲁东时说道：“经济学家普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8 页）马克思还指出：“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34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92 页。马克思的这两段话，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深刻批判。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说成是抽象的人口规律，绝对的自然规律，同社会制度无关，其目的是为了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原译者注：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707 页。↩︎

毛主席：《〈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第 578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98 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349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2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75 页。↩︎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15 页。↩︎

社会主义国家银行对社会主义企业的存款和贷款，都要支取一定的利息。此外，对人民储蓄存款，也付给一定的利息。人民储蓄存款利息是国民收入的一种再分配，它有利于鼓励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作为货币持有者凭借对货币所有权带来的收入，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法权。持有货币多的人，多储蓄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货币，如不加以限制，就会扩大个人收入上的差别。我国建国以来的二十多年中，逐步降低了人民储蓄的利息率，便是对信贷关系中资产阶级法权的一种限制。↩︎

商业信贷是资本主义信贷制度的基础，它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之间常用的一种延期付款出售商品的形式。资本主义的商业信贷对促进商品流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加深了市场盲目性，掩盖生产过剩危机，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尖锐化。在社会主义社会，取消了商业信贷。某些经过批准列入国家计划的预付和预购定金，如农副产品预付和预购定金，和无计划的商业信贷是不同的。↩︎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72 页。↩︎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11 页。↩︎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638 页。↩︎

转引自 1949 年 12 月 4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一九五四年国家预算》，财政经济出版社 1954 年版，第20页。↩︎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横排本，第 846 页。↩︎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67 年横排本，第 847 页。↩︎

第五篇 结 论

第十三章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既是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一系列的矛盾运动。它的集中表现，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现在，这一科学结论已成为指导我们斗争的准则了。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这个科学结论的产生和它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掌握，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自然的、永恒的生产关系，曾经力图证明资本家的利润是由生产资料，即资本的物质要素产生的，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是由土地或自然产生的，而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庸俗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说成一个仅仅是人和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以掩盖资产阶级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罪恶。但是，这种图谋被马克思所粉碎了。

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是一台永久的吸取剩余劳动的抽水机”1。经过层层解剖，马克思终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在无产阶级解放的大路上悬起了一盏光辉灿烂的明灯。

同庸俗经济学一样，现代修正主义的经济学则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生产关系物化。斯大林时代的走资派沃兹涅先斯基起劲地鼓吹这样一种观点：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谁战胜谁的问题已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坚定不移地有利于社会主义方面而得到了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已经消灭”，“社会需求和物质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内部矛盾”2。这样，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同庸俗经济学描绘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样，仅仅是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再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被否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被物化了。这就是沃兹涅先斯基以及后来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理论基础。庸俗经济学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现代修正主义经济学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物化，则是为了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罪恶阴谋，在斯大林逝世以后，暂时在苏联得逞了。

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毛主席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3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4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5毛主席的这一系列科学论断，给了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鼓吹的谬论以沉重的打击，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实地描写为一个极其丰富的生动的矛盾运动过程。在这个矛盾运动中，由于所有制发生了变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诞生了，并且日益向前发展。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但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6。这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于商品制度和按劳分配中，也就是存在于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过程中，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表现出二重性：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由此而形成一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此长彼消或彼长此消的矛盾运动过程。

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7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为着满足全体劳动人民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交换，同这种生产和交换相联系，组织、维护和发展这种生产和交换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个劳动阶级——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那末，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呢？

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直接社会性生产，但是，它又仍然是商品生产。所谓商品生产，就是价值生产。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这种价值的生产，同满足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生产，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作为商品生产，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一种交换价值，它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去交换其他的商品。这样，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会转化为物和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就会转化为物的能力。这种情形，在社会主义生产单位总是或多或少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人所以能对于别人的活动或对于社会财富行使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底所有人。他在他的钱袋里随身携带着他的社会权力以及他同社会的联系。”8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商品制度，每个企业（事实上是每个企业的领导人）也被赋予这方面的一定权力；也只有赋予这方面的权力，才能同社会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条件。

这种经济条件，不断地诱使企业和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离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走上为价值而生产、为利润而生产的道路。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就受价值规律和利润规律的支配了，企业的生产实际上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原则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在进行了，社会主义企业实际上已经在蜕化变质。这样原来按照计划规律建立的供求关系也就被打乱了。某些商品供不应求、某些商品供过于求的现象就会受供求规律的支配。

些人就会利用供求矛盾的扩大，把自己掌握的某些供不应求的商品当作筹码，取得一定的社会权力，迫使别人服从自己的某些要求，把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的一部分，通过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占为己有，转化为剩余价值。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这样孵化出来了。恩格斯指出：“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财富只要包含着对人的支配，它就主要地、几乎完全地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9。新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也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这是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交互作用的过程。对于个别生产单位来说，完成较多的产值、获得较多的利润，是直接反映出来的，是一目了然的，但是搞利润挂帅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并不一定都能在一个企业中直接反映出来。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流通领域的规律的时候，曾经指出：“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10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个别企业的领导人来说，也会是这样。只有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总联系中，人们才能认识到，当一个企业走上追逐利润的道路的时候，就在实际上孵化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了，而领导这类企业的人员，也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功能。

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形成的。走资派贯彻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维护和代表的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党内资产阶级在它的形成过程中，一面孵化着新的资产阶级，一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从而使自己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在党内出现。因此，只反对党外资产阶级，不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事实上起了保护整个资产阶级的作用。只有首先反对党内资产阶级，才能在阶级斗争的一个战役中从根本上打击整个资产阶级。

党内资产阶级作为剥削阶级，同其他剥削阶级一样，也要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至于无偿地占有他人劳动的方式，则依各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不过是分享垄断资产阶级的残羹剩汁，因而只能作为后者的附庸出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党内资产阶级则已成为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囊括工农创造的一切剩余价值，并且在这个阶级内部论功行赏、坐地分赃。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党内资产阶级还不是全国物质财富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是在商品制度这块土壤上，发挥着孵化新的资产阶级的功能，通过扩大按劳分配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占有大量社会产品，并且采取各种隐藏的手段，对国家和集体经济单位的纯收入进行再分配，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一个份额，并且把这一部分转化为剩余价值。党内资产阶级原来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对于占有社会财富表现得特别贪婪，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特别迷恋。他们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这是这个行将灭亡的阶级的经济特征。

党内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总概念。我们说，党内资产阶级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形成的，这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一个阶级的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必须从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去寻找。但这决不是说，党内资产阶级的产生，没有它的政治的思想的根源，更不是说，党内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没有它的政治代表。

毛主席指出：“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11不论是在幕前的还是在幕后的，不论是在下面的还是在上面的，党内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阶级利益把他们聚合在起，必然会产生它的政治代表、挂帅人物，并且以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把他们联系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特别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林彪坚持搞修正主义，发展到炮制《“571 工程”纪要》，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邓小平坚持搞修正主义，授意炮制《论总纲》这样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策动了象天安门广场事件那样的反革命政治暴乱。这些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暴露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

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既要认识资产阶级那方，又要认识无产阶级这一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我们要从这一点上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也必然会不断壮大着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我们要从这一点上莫定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通过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制定的正确路线和实行正确的领导展开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中，将日益提高生产资料社会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的程度，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具有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好地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分配社会产品，使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因素日益成长。所有这些，必将加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把包括党内资产阶级在内的新老资产阶级驱逐到越来越狭小孤立的阵地上去，经过长期的斗争，最终消灭这个阶级。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12毛主席的这个英明论断，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科学论断，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党内资产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走资派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鼓舞和指导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和实行共产主义而英勇斗争。

第十四章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无产阶级为了胜利地开展同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斗争，保证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长，使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逐步削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曾经作过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3。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国家学说之间的关系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列宁也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4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15毛主席的指示，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呢？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它作了具体的说明，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就要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半途而废。

为着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必然要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坚持继续革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16的光辉思想，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断革命联系了起来。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列宁分析了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17。列宁总是强调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军事上等一切方面同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决不能中途停止。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主席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8毛主席又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实践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号召无产阶级必须把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在深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基础上，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19毛主席制定的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坚持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唯一正确的路线。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就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航程。

我国人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统率下，遵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次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在斗争过程中，找到了一种“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20这样的一种斗争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也可以叫作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反复的较量，广大革命群众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伙叛徒、卖国贼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我们党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毛主席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21毛主席又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22我们要始终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这样形式的斗争，直至把一切毒蛇猛兽消灭干净，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对待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显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原形。苏修叛徒集团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全民国家”。这种谬论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关于国家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科学论断。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在所谓“全民国家”的谬论掩护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为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懂得资产阶级在哪里，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第十五章 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为了实现党的基本纲领，即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最崇高的理想，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千百万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亿万革命人民一道，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高唱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革命战歌，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不断粉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镇压和破坏，在地球的广大地区，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其他地区掀起了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在全世界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英勇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新生的共产主义因素逐步成长，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逐步消亡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准备，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社会主义社会，人心、党心、党员之心，是向着共产主义的。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排斥这样的可能性：在一定时期内，资产阶级法权被巩固和扩大，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方面占据主导的地位，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当然，这种资本主义复辟，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是短暂的，是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的。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逐步地清除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得到提高，以促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击退资产阶级的任何反抗，不断地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和批判党内资产阶级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堵绝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最后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23

那末，一代又一代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呢？

共产主义社会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的社会，是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产品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是国家消亡了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4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人类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进行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长期的共同斗争，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面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这些条件是：

第一，彻底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铲除资产阶级得以存在和产生的土壤，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如果不彻底战胜、彻底消灭新老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不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得以存在和产生的土壤，资本主义就有复辟的危险。在这种条件下，当然谈不上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在社会主义社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将长期存在，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将长期存在。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他们篡夺到的那一部分权力，通过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和三大差别的途径，来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但是，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在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无产阶级必将创造条件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灭三大差别，把资产阶级这个最后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彻底摧毁，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25。什么是全面发展的生产者呢？什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道路呢？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既回答了什么是全面发展的生产者的问题，又为造就全面发展的生产者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26

全面实现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使得工、农、商、学、兵每一个劳动者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做到拿起铁锤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拿起笔杆子能批判资产阶级。这样，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必然会大批大批地涌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逐步归于消亡。因此，《五·七指示》的道路，是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第二，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使之成为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此外还存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时候，在个体所有制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农民还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原来小生产者的某些固有的特点和习惯势力。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存在着产生新富农的土壤。同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也带有旧社会的传统或痕迹，可以被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利用来复辟资本主义。在领导权被走资派篡夺的条件下，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有可能蜕化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要使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是一个相当长的斗争过程。因此，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保卫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另一方面，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有条件地、有步骤地使集体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地向前发展，并实现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从限制所有制方面没有完全取消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到最终消灭这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到了全民所有制成为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它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它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我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

第三，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关系的一个巨大的飞跃。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实现这一飞跃的物质条件。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生产资料的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那时，商品货币关系不再存在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将要转化为共产主义的直接社会生产；从而，计算社会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也将直接以劳动时问为尺度，产品将由社会直接分配；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虽然还将存在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矛盾，但是将失去阶级的性质；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这一切，离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办不到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27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不是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所能比拟的。因此，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求极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第四，全体人民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极大提高，具有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自觉性。

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虽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单有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的。如果按照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去搞，那就必然会象苏联那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倒退到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由于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的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和传统恶习也还要长期存在，并且必然要侵袭到劳动人民的队伍中来，侵袭到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中来。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必须同资产阶级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在劳动人民中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才能逐步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断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为使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创造精神条件。“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那时人们从事劳动都是由于觉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而工作。”28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同党内外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劳动群众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和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提高了我国亿万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阵地。毛主席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干部和群众中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29

第五，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国家自行消亡。

当着世界上尚存在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时候，一个或若干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胜利？这是当代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分析了苏联的国内外环境，明确指出：“我们是被那些公开表示极端仇恨我们的人、阶级和政府包围着的。必须记住，我们随时都有遭受各种侵袭的危险。”30“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只有靠各国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最后取得胜利。”31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完全背叛了列宁的遗训，一再宣扬什么在苏联“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苏联已“消灭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经济可能性”。苏修叛徒炮制和宣扬这种“理论”，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国内掩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国外放手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妄图称霸世界。

毛主席对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单独在一国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有重大的发展。毛主席针对现代修正主义对列宁主义的歪曲和背叛，明确指出：“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32毛主席的指示，批判了苏修所谓社会主义

在一国可以取得完全、彻底“胜利”的“理论”，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出了共同斗争的根本方向。

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其他国家人民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前，一个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当着帝国主义、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存在的时候，国际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社会主义国家就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存在着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在对内、对外两方面都不能削弱，而是必须加强。“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要“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33

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有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尽自己的所能，支援世界革命，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夺取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到底。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准备条件的指路明灯。

无产阶级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根本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34

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意味着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传统或痕迹，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无论在生产关系或是在上层建筑方面，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转变，都将是一种质的巨大飞跃。这个转变和飞跃，只有经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经过社会革命，才能逐步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规律证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现在党内。党内资产阶级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复辟，总是竭力扩大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强化这个产生新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以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要不要把一切经济部门和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劳动群众手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富裕程度的差距要不要逐步缩小？从长远来看，集体所有制要不要实现从小集体到大集体、从集体到全民的过渡？对于那些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要不要积极加以支持？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要不要逐步缩小并最终使之消灭？商品制度和工资等级制度要不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并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地用按需分配来代替按劳分配？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在民主革命后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必然要求限制并最终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但是，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法权看成天经地义，不能触动它一根毫毛，总想把它强化和扩大。当革命革到这些人的头上，伤害到这些大官们的利益，也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时，他们就要跳出来反对。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推行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要通过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植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毛主席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35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贯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直到阶级和阶级差别彻底消灭，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时候才会止息。所以，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是一个长期的阶级斗争过程，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现代修正主义者散布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社会革命的谬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国际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36当代，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纷纷打起共产主义的旗号招摇过市，欺骗群众。苏修叛徒集团的假共产主义，便是各种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出表现。苏修叛徒集团正是在这种假共产主义理论的掩护下，把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今天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同苏修的假共产主义理论作斗争中前进。苏修假共产主义的理论核心，是通过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策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毛主席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37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一九六一年十月，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声称：“在二十年之内（指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八〇年——引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垮台了。勃列日涅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事业。到一九七六年，苏修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已“建设”了十六年，再有四年就应该“基本上建成”了。奇怪的是，作为赫鲁晓夫二世的勃列日涅夫，多年来连哼一声“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敢哼了。那末，苏联今天到底是个什么社会，总要有个说法呀！于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绞尽脑汁，摇断笔杆，在几年前抛出了一个“统一见解”，说：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且为顺利建设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这个“统一见解”，好就好在它自我宣布这帮叛徒们原来炮制的假共产主义已经破产了。看：快要“基本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忽然变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38。变的好快！其实，“二十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也好，“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好，这两片薄薄的面纱都盖不住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的狰狞面目。“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39。

刘少奇、林彪一伙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也散布了不少谬论，他们一会儿说共产主义要“拿‘产’字作旗帜”，要“大家发财”；一会儿说共产主义就是“公产主义”，二千多年前孔老二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共产主义之原始的思想”。他们重新拾起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老二提出的所谓“天下为公”的口号，宣扬这种不要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公产主义”，正好暴露了这一伙叛徒、卖国贼妄图充当二十世纪的奴隶主的丑恶面貌。邓小平则鼓吹共产主义就是“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之类的谬论。邓小平的这种“二两白干”的共产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同苏修的“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则是一路货色。这就证明他和苏修叛徒集团是一丘之貉。

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毛主席指出：“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40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比老牌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当代的世界存在着四大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必将日益激起各国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参加反对帝、修、反的伟大革命斗争。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社会主义国家）；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钓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是无产阶级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使我们加深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更加自觉地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去攀登共产主义的高峰。

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坚信“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41；“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2马克思主义诞生只有一百多年，旧世界就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照耀着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20、929页。↩︎

见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 1932 年第 1～2 期合刊、1933 年第 21 期、1940 年第 1 期上刊登的沃兹涅先斯基的文章。↩︎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56 页。↩︎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24～425 页。↩︎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92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25 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36 页。↩︎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0 期。↩︎

转引自 1976 年 3 月 10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2～333 页。↩︎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00 页。↩︎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9 页。↩︎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717 页。↩︎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482 页。↩︎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10 期。↩︎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9 年第 5 期。↩︎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7 年第 7 期。↩︎

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614 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2 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5 页。↩︎

转引自 1966 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21 页。↩︎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12 页。↩︎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273 页。↩︎

《在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121 页。↩︎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346 页。↩︎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9 年第 5 期。↩︎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357～1358 页。↩︎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1391～1392 页。↩︎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 1976 年 5 月 16 日《人民日报》。↩︎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39 页。↩︎

转引自 1970 年 4 月 22 日《人民日报》。↩︎

苏修一个头目在 1964 年曾经气势汹汹地说，中国人“竟然怀疑我们党、我国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权利”。1971 年，这个家伙却大谈起所谓苏联是，“发达的社会义社会”，而所谓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倒是一项“很长时间的复杂而多方面的综合任务”来了。昔日威风，而今安在？↩︎

《共产党宣言》。《马克恩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76 页。↩︎

转引自《红旗》杂志 1969 年第 5 期。↩︎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7 年横排本，第 297 页。↩︎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263 页。↩︎